1948年，獄醫劉石人到渣滓洞女牢診病，一個女犯突然摔倒在地，劉石人下意識地去扶她，下一秒卻愣住了，因為對方竟塞給他一個紙團！

1924年，劉石人從西北軍醫學校畢業之后，先后在馮玉祥及國民黨部隊中行醫。1947年，劉石人升任國民黨中校軍醫，看似十分風光，實則“虛有其表”。

那時，國民黨許多部隊被撤銷，劉石人與眾多校級以上軍醫一起，被暫時安置到重慶分團軍官軍醫隊，等待重新分配。

校級軍醫眾多，等待分配時間很長，許多有門路的軍醫自己找到了工作。劉石人在重慶無依無靠，只能挑別人撿剩的，最后一批被“分配”到國民黨重慶綏靖公署總務處檢診所當軍醫。

在總務處檢診所，劉石人工作任務繁重，加之沒有“靠山”，劉石人的處境更加艱難，每次“出外勤”必然有他。

1948年，已是強弩之末的國民黨反動派瘋狂鎮壓共產黨員、民主愛國人士等革命者，重慶渣滓洞監獄如同人間煉獄一般恐怖。

隨著關押人員越來越多，渣滓洞監獄管理者意識到一個嚴重問題，重慶天氣濕熱，這些“犯人”被打得皮開肉綻，感染化膿是常有的事，萬一出現傳染病，死了人，監獄逃不了干系。

渣滓洞監獄管理者遂向上級申請獄醫，離渣滓洞最近的是劉石人所在的總務處檢診所，毫無疑問，這個任務又落到了劉石人身上。

幾天后，劉石人在獄中設立分診所。雖然劉石人是“被迫”來到監獄治病，但看到被打得皮開肉綻的“犯人”，出于醫生本能，他都盡心救治。

最初，劉石人看病受到特務嚴密監視，就連藥品及醫療器材都有嚴格規定，按照監獄管理者所言，只要保證“犯人”不死即可。

一次，有位“犯人”得了闌尾炎，劉石人必須進牢房救治，但遭到阻攔，他憤怒地找到管理者說：

“平時你們讓我隔著牢房看病就罷了，但這個人得了重病，還不讓我接近他，他死了你們哪個負責呢？這個獄醫我干不了了，我請求回總務處。”

監獄管理者怕事情鬧大，再說也沒人愿意再來渣滓洞擔任獄醫，便默許了劉石人進牢房救治“犯人”的要求。

時間一長，劉石人發現這些所謂的“犯人”并不是罪大惡極之人，反而是一些有素質、有涵養、有理想的好人。劉石人的思想受到巨大沖擊，一時間競分不清共產黨與國民黨究竟誰好誰壞。

在渣滓洞中關押的革命人士見劉石人善良，也常常給他講革命道理，讓他自己判斷是非曲直。漸漸地，劉石人思想得到改變，經常以看病為由，給“犯人”們帶營養品。

除此之外，有些“犯人”如果在監獄外“有資源”，劉石人居中聯絡，以開外出就醫證明等形式，先后幫助三十余名革命者獲釋。

劉石人的行為引起關押在渣滓洞女牢，時任中共重慶工委婦女書記胡其芬的注意，經過一段時間觀察，胡其芬與獄中關押的中共重慶工委其他領導決定策反、爭取劉石人。

1948年4月的一天，劉石人在女牢看病時，胡其芬走到他身邊，故意跌倒，趁劉石人攙扶之際，將一張紙條迅速塞到了他的手中。

劉石人感到此事不一般，故作鎮定地將紙條放進了口袋。回到住所，他立即將紙條打開，上面有兩行話：“同志，經過這幾日觀察，你確實是一個好人，我有心臟病，日后請盡心醫治”、“要勇敢，千萬別害怕”。

乍看兩句話，劉石人一時摸不著頭腦，但仔細一想，他懂了其中的意思……此后，劉石人經常去女牢巡診，幫助重慶工委同志們傳信。

同年12月，時任中共重慶區委書記李文祥叛變，為將這一情報傳出，胡其芬“心臟病發作”，“治療”時，她給了劉石人一張紙條，隨后，劉石人將消息傳給了獄外同志。

劉石人的付出得到了回報，得知他一人在重慶，獄友們便讓他將衣服帶到監獄縫補，一些女獄友還給他織毛衣、做被子。劉石人結婚時，“江姐”江竹筠送給他了一條桌布。

當然，劉石人的所作所為也并非沒人懷疑。

1949年10月，一份渣滓洞政治犯名單在香港出現，渣滓洞監獄管理者認為劉石人有極大嫌疑，但這份名單最終消失了，更沒有直接證據證明名單與劉石人有關，最終不了了之。

多年后，劉石人回憶渣滓洞中的往事，提到這份名單確實由他傳出，準備發往香港見報。但不知什么原因，名單到了香港就丟失了，至今下落不明，這些都是后話了。

1949年11月，國民黨反動派對渣滓洞關押的300余民主革命人士進行集體屠殺，劉石人趁機逃出。

重慶解放后，曾經參與過屠殺的劊子手們受到審判，關鍵時刻，受過劉石人幫助的獄友紛紛寫證明，為劉石人爭取到了寬大處理。

1950年，劉石人被安排到西南大學工作，于1980年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