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T 01

被害人陳述概述

一、被害人陳述的界定

被害人陳述，是指受犯罪行為直接侵害的人，向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或人民法院就其遭受犯罪行為侵害的事實和有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情況所作的陳述，一般包括對被害事實、犯罪經過、犯罪場所與環境、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體貌特征等與犯罪有關的事實的陳述。在刑事案件中，法人可以作為犯罪的主體，也可以作為被害的主體，因此被害人包括自然人和法人，被害人陳述應當包括自然人的陳述和單位出具的證言。被害人陳述最典型的證據形式，是被害人接受調查時辦案機關制作的詢問筆錄，或者被害人、被害單位向辦案機關出具的各種情況說明。

此外，還有一種特殊的被害人陳述，以“鑒定書”“未授權聲明”等形式存在。這種被害人陳述主要出現在侵犯知識產權犯罪案件中。是否侵犯知識產權，被害單位（知識產權所有權人）往往會出具“鑒定書”“未授權聲明”等，以證明被害單位從未授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生產、銷售、使用相關的知識產權及相關產品。

在證據屬性上，這樣的“鑒定書”“鑒定意見”是否屬于《刑事訴訟法》中的鑒定意見呢？答案是否定的?！吧虡藱嗬嗽谇址干虡藱嘈淌路缸锇讣校幱诒缓θ说匚唬渚图倜吧唐坊蛘呱虡怂鞯恼鎮伪鎰e屬于被害人陳述而非鑒定意見?！?/p>

案例：日本某醫療器械品牌公司某某株式會社控告廣州市某區某公司侵犯注冊商標專用權案

報案人出具“未授權聲明”認為：“某某株式會社是涉案商標×××的權利人。經確認，特此慎重聲明，某某株式會社從未直接或間接許可或授權廣州市某區某公司生產、銷售攜帶有某某株式會社在中國已經取得注冊商標專用權注冊商標×××標識的醫療器械及相關產品?！?/p>

在刑事立案之后，公安機關又委托某某株式會社對查扣的產品是否侵權進行鑒定。“鑒定書”顯示：“某某株式會社是涉案商標×××的權利人。經確認，特此慎重聲明，2017年11月17日，由某公安局從廣州市某區某公司查獲的下列產品，經我公司進行鑒定，確認該批產品并非某某株式會社或其授權單位生產、銷售的產品，該批產品是冒用某某株式會社的注冊商標的假冒產品。”

在此類案件中，被害人或被害單位出具的“鑒定書”“未授權聲明”等證據材料，就屬于被害人陳述的范疇，而并非鑒定意見。

二、被害人陳述的特點

被害人陳述與其他證據的相比，其明顯的特點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被害人在刑事訴訟中具有多重角色、被害人身份和被害人陳述的證據資格具有法定性、被害人陳述的中立性不足。

（一）同時兼任多種角色

作為遭受所指控犯罪行為侵害的一方，被害人的地位是法定的，被害人所作出的陳述，就是法定的“被害人陳述”證據種類。“公安機關辦理的大部分刑事案件都有具體的被害人，詢問被害人是整個偵查工作的起點，對案件的偵破以及移送起訴有著重大影響。”被害人陳述對刑事案件的立案、偵查、審查起訴甚至審判，都有非常關鍵的作用，其他很多證據的調查取證過程，會受到被害人陳述的影響。

作為經歷過案件事實發生過程的人，被害人又是證人。凡是知道案件情況的人，都是證人，都有作證的義務，被害人其實也是廣義上的證人，具有證人的角色。

作為與案件結果有直接利害關系，站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對立面的訴訟當事人，被害人實際上也是“第二控方”的角色。刑事訴訟法賦予了被害人及其訴訟代理人很多訴訟權利。

被害人出庭參加庭審是《刑事訴訟法》及其司法解釋所規定的重要庭審內容，獲得法院的出庭傳票，獲得必要的法律文書，是法律賦予被害人的基本訴訟內容。法院未通知被害人出庭參加訴訟，等于變相剝奪了被害人在庭審中享有的陳述、舉證、質證、發表意見等一系列訴訟權利，這就屬于嚴重違反法定程序，可能影響案件公正審理，應當撤銷原判、發回重審的情形。

在法庭調查階段，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親屬的訴訟代理人可以就犯罪事實向被告人發問，可以申請證人出庭，可以申請法庭通知有專門知識的人出庭，可以提交證據材料等。

在法庭辯論階段，即使沒有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被害人及其訴訟代理人也具有參加庭審的訴訟身份，可以對刑事部分發表意見。“中國刑事訴訟中的被害人被賦予當事人地位后，在法庭審理中享有與公訴人、被告人同等的訴訟權利和訴訟手段。”

可見，被害人及其代理人或者近親屬幾乎可以參與到訴訟的所有環節。在刑事訴訟的法庭角色設計中，被害人及其訴訟代理人也被安排在公訴人旁邊，被害人已經是名副其實的“第二控方”。

被害人陳述實際上具有控方意見、被害人陳述、證人證言多種角色。在多種角色和利害關系影響下，被害人陳述是非常容易失真的證據，輕信被害人陳述是很容易產生冤假錯案的。

（二）被害人身份法定

被害人的身份是固定的，被害人陳述是法定證據種類也是法定的。只要遭受到犯罪行為侵害，無論他生理上、精神上是否有缺陷，能否正確表達、明辨是非，陳述有無避重就輕、是否與客觀事實相符合，他都是被害人，他的陳述都必須作為被害人陳述這種法定證據，當然具有證據資格。

這個特點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和辯解非常類似。然而，證人證言卻與此不同。根據《刑事訴訟法》第62條的規定，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不能辨別是非、不能正確表達的人，不能作證人。“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不能夠辨別是非、不能正確表達的人，不能作為證人，但是這些人作為被害人時，不影響其作出具有證據效力的陳述，因為如果被害人陳述的案情不能作為證據使用，很多案件事實將無法查清?！币虼?，在證據資格上，被害人陳述和證人證言有較大區別。

（三）陳述中立性不足

證人證言往往是案件的目擊者或者其他了解案件情況的人，他們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般沒有明顯的利害關系，他們往往會將自己所知道的案件事實相對客觀、全面地講述出來?！氨容^普通證人而言，被害人與被告人相對立的立場通常是鮮明的?！北缓θ送切淌掳讣膯诱?，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角色、利害關系完全對立?！坝捎诒缓θ伺c被告人在訴訟中處于對立的地位，他們之間的關系很可能會影響被害人陳述的可靠性?！?/p>

被害人陳述與案件事實不符既可能是故意的，也可能是無意的。被害人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相互對立，存在直接利害關系，訴訟結果可能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追究刑事責任，“一泄心頭之恨”，也可能使被害人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那里得到物質補償?！霸谧非笞陨沓绦蚶?、堅持自身程序立場的作用下，在夸大或者虛構事實的危險性方面，被害人遠甚于普通證人?！彼痉▽嵺`中，不排除部分案件被害人故意作虛假陳述，希望讓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得到嚴懲的可能。

被害人也可能出現無意識的陳述不完整、不準確，甚至與案件事實不符的情況。被害人在遭受侵害時，高度緊張、極度恐懼，對案件事實經過的感知能力受主客觀環境限制原因，被害人對犯罪過程的感知可能是不全面的，甚至會出現錯覺。事后，被害人憑借記憶對案件事實進行描述，記憶可能會有損失或者模糊等情況，被害人的表達能力也嚴重影響陳述的完整性、準確性。而在案發后，被害人受到其親屬、朋友等人，或者受到犯罪嫌疑人的親戚、朋友等人的影響，也可能作出與事實不符的陳述。

我們在辦案過程中發現，訴訟角色、利害關系會嚴重影響被害人的思維和陳述傾向，他們會更多地關注和講述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利的證據及案件細節，可能會在陳述案件事實時會隱瞞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利的真實案件細節，摻入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利的不真實案件事實細節，甚至可能會編造虛假的情節企圖陷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而對于他們自己在案件過程中做了什么、有什么過錯，往往有所保留。

不僅自然人作為被害人時，被害人陳述中立性不足，單位作為被害人時，同樣存在中立性不足的問題。在單位作為被害人的場合，被害單位出具的陳述，也完全可能存在失真甚至虛假的可能性。例如，注冊商標權人作為侵犯注冊商標案件的被害單位，對涉案產品是否侵犯其注冊商標權出具的《鑒定書》，完全可能會出現虛假、失真的情況。特別是對于受托從事商業維權的機構，由于維權成效直接與其業績評價、經濟收益掛鉤，不能斷然排除夸大其詞，將正品商品作為假冒商品認定的可能性。

因此，被害人陳述往往所講述的案件發生過程，都是大篇幅描述其多么無辜、遭受到多大傷害、產生了多大的經濟損失等，甚至不惜夸大事實，以擴大案件影響、引起辦案機關重視，這是被害人的身份使然，辯護律師要習以為常并理性審查。

PART 02

被害人陳述的一般質證要點

我國當前刑事訴訟法制度設計中，雖然被害人陳述和證人證言是兩種獨立的證據種類，但是，對被害人陳述和證人證言的審查與認定要求，都在《刑事訴訟法解釋》第四章“證據”中的第三節“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的審查與認定”。而且，《刑事訴訟法解釋》第92條規定，“對被害人陳述的審查與認定，參照適用本節的有關規定”。證人證言和被害人陳述的審查與認定，適用的是完全相同的規則，對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的審查要點和要求是一致的?！氨缓θ岁愂雠c證人證言的舉證、質證程序和規則基本一致，司法實踐中也基本上沒作區分?！?/p>

從被害人與證人的關系、被害人陳述與證人證言的關系來看，其實，被害人也是證人，被害人陳述也屬于廣義上證人證言的范疇。理論上，對證人證言的審查質證要點同樣適用于對被害人陳述的審查質證。

但實際上，對被害人陳述的審查質證要點的特殊性進行總結研究，從辯護實踐角度看還是非常有必要的。

其一，無論是從理論上還是司法實踐中，被害人和證人不同，被害人陳述除了具有證人證言的特點，還有其獨有的特點。因此，雖然審查與認定的規則要求相同，但在具體運用這些規則時，有不同的表現形式、不同的效果。

其二，被害人是特殊的證人，被害人陳述是特殊的證人證言。對被害人陳述的審查質證，可以有完全不同于證人證言審查質證的特殊角度。例如，很多案件中會缺少被害人陳述，但是幾乎沒有案件會缺少證人證言。又如，部分案件中，控辯雙方會爭論被害人的身份是否適格、是否確為被害人，但極少有案件控辯雙方會質疑證人的資格。結合被害人身份的特殊性、被害人陳述的特殊性，對被害人陳述的審查質證要點進行總結，也是很有必要的。

對被害人陳述的審查質證要點，可以分兩個部分：其一，參照證人證言的審查與認定規則，總結對被害人陳述的審查質證一般要點；其二，總結對被害人陳述審查質證的特殊要點。

被害人陳述和證人證言外在表現形式完全一樣，都是以詢問筆錄的形式存在。根據《刑事訴訟法解釋》，對證人證言的審查與認定要求同樣適用于對被害人陳述的審查。因此，審查被害人陳述首先需要參照證人證言的審查與認定規則，總結對被害人陳述的審查質證一般要點。

一、被害人的主體情況審查

對被害人主體情況的審查與對證人的審查有所不同?！缎淌略V訟法》第62條第2項規定，“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不能辨別是非、不能正確表達的人，不能作證人”。這類人作出的證言，不得作為證據使用?！缎淌略V訟法解釋》第88條第1款，“處于明顯醉酒、中毒或者麻醉等狀態，不能正常感知或者正確表達的證人所提供的證言，不得作為證據使用”。無論被害人的生理上、精神上是否有缺陷、年齡大小、是否醉酒、中毒或者處于麻醉等狀態，能否辨別是非、能否正確表達等，其實都不能否定其被害人的身份；無論是什么樣的人，只要遭受犯罪行為侵害，在刑事訴訟中就是被害人，具備被害人的主體資格，其所作出的陳述就是被害人陳述，具備刑事訴訟的證據資格。

但是，被害人的生理缺陷、精神缺陷、年幼、明顯醉酒、中毒或者麻醉等情況，確實會影響其辨別是非、正確表達的能力，進而較大地影響其所作出的被害人陳述的真實性、關聯性、證明力等。辯護律師對被害人的精神、智力情況、年齡大小、是否醉酒、中毒或者處于麻醉狀態等特殊情況進行審查，也是很有必要的。

以年幼被害人陳述的審查與認定問題為例?！拔闯赡瓯缓θ耍貏e是嬰幼兒被害人，由于其認知能力的局限，無法對整個案發過程作出客觀、完整的陳述，正常情況下，未成年被害人的陳述不能單獨作為定案依據，但如果能夠與其他證據相互吻合，排除合理懷疑，可以作為定案的依據?！痹诒缓θ吮鎰e是非、正常感知、正常表達等均受限的案件中，辦案人員一定要通盤考慮全案證據，綜合審查被害人陳述是否可靠。一旦對被害人陳述審查失誤，未能識別被害人的虛假陳述或者錯誤陳述，錯誤采信被害人的虛假陳述或者錯誤陳述，則極其容易產生冤假錯案。

案例：房洪彪涉嫌強奸罪案

在該案中，房洪彪被指控多次奸淫其未滿14周歲的親生女兒，案件引起很大的關注。法院判決認定，2007年夏季的一天中午，房洪彪帶長女房某某到本村南山“狼窩”處的水池內洗澡時，借為房某某搓洗背部之機，對其實施奸淫。2007年夏季至2008年夏季，房洪彪在家中趁其睡覺之際，又3次對被害人房某某實施奸淫。法院認為，房洪彪多次對不滿14周歲的女兒實施奸淫，行為已構成強奸罪，應當對其追究刑事責任，并依法從重處罰，判處有期徒刑6年。

一審判決后，檢察院以“量刑畸輕”為由，提出抗訴。

二審法院判決認為，房洪彪違背倫理，道德淪喪，多次奸淫自己親生幼女，并致其小便失禁，符合《刑法》規定的奸淫幼女情節惡劣的情形，判處有期徒刑11年。

案件到此遠未結束。這個案件被收進中國司法案例網（anli.court.gov.cn），還被作為“如何運用量化分析方法認定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條第三款第（一）項規定的‘強奸婦女、奸淫幼女情節惡劣’”的教案。最高人民法院中國應用法學研究所編著的《量刑規范化典型案例》（2011年出版），也將“房洪彪強奸案”作為“規范化量刑十五個罪名案例精選”收錄于書中，正面肯定該案對房洪彪定罪準確，量刑規范，被當作優秀范例宣傳推廣。

然而，這個案件對房洪彪定罪量刑的關鍵證據——被害人的陳述，竟然是偽證。案件最終竟然被發現是冤假錯案。隨著房洪彪的女兒、即本案被害人慢慢長大、懂事，她深深感覺到誣陷父親是錯誤的行為，感到后悔、愧疚。2019年5月29日的再審開庭中，被害人主動申請出庭作證，在庭審中否認父親強奸過她。她稱，當時報案是母親毆打、逼迫她說的，她當時年幼，害怕被丟棄，就按照母親所言報案。被害人一直自責，并怨恨母親。被害人表示希望恢復父親名譽，改判他無罪。

2020年3月12日，沂源縣公安局刑偵大隊大隊長和辦公室主任接受采訪時提出：“出于案件性質和（當時的）辦案手段有限，主要以（證人）證言作為證據，認定房洪彪（涉嫌）強奸?！边@也算是對這個冤假錯案產生原因的一種解釋。

其實，雖然每一個冤案的發生都有各種各樣的原因，但無疑都體現法治水平的不足。在這個案件中，冤案發生的關鍵原因，就是虛假的被害人陳述。

如果被害人是限制行為能力人，他能否正確表達，所陳述內容是否符合事實、能否證明案件事實，需要控、辯、審三方都特別慎重審查。

案例：黃某涉嫌強奸罪案

黃某被指控在被害人家門口的廁所里性侵了被害人，被害人是一位中度精神發育遲滯患者，其對于被強奸過程關鍵事實的描述是重要的證據。但是，被害人在公安機關的兩次陳述內容均不一致。

根據《刑事訴訟法解釋》第143條第1項的規定，“下列證據應當慎重使用，有其他證據印證的，可以采信：（一）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對案件事實的認知和表達存在一定困難，但尚未喪失正確認知、表達能力的被害人、證人和被告人所作的陳述、證言和供述”。本案被害人陳述的證明力較弱，需有其他證據印證，如果其他證據無法一一印證，無法形成完整證據鏈條，則不宜采信。最后法院判決黃某無罪。

二、被害人陳述的程序審查

辦案機關對證人證言和被害人陳述的筆錄制作要求是一致的，所使用的法律文書格式模板也幾乎是一樣的。辯護律師對被害人陳述的取證程序合法性審查標準，與對證人證言取證程序的審查標準是一致的。對被害人陳述取證合法性的審查，可以從被害人陳述的取證程序是否規范、被害人陳述的制作過程是否規范、是否告知被害人的權利義務、是否保障被害人的權利義務、詢問被害人是否個別進行、被害人陳述取證程序的瑕疵是否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等方面進行。

以取證程序種類為例。在交通肇事案件、火災事故案件、輕微傷害案件等案件中，經常出現公安機關現以行政案件受理立案，之后對被害人進行調查取證，制作詢問筆錄，在《交通事故責任認定書》《火災事故認定書》《人體損傷程度鑒定意見》等出具之后，才確定是否達到刑事案件立案追訴標準，如達到刑事立案追訴標準，才會進行正式刑事立案。

在此類案件中，作為刑事證據的被害人陳述，收集、調取、制作，都必須由偵查機關按照《刑事訴訟法》規定的取證程序進行。按照行政執法程序收集、制作的被害人陳述不能作為刑事證據使用，需要在刑事立案之后，按照刑事訴訟的程序規定，重新收集、調取、制作，才能作為刑事證據使用。

以取證程序瑕疵為例。與證人證言的取證程序瑕疵類似，被害人陳述的取證程序瑕疵主要體現在：沒有填寫詢問人、記錄人、法定代理人姓名以及詢問的起止時間、地點；詢問地點不符合法律規定；詢問筆錄沒有記錄告知被害人權利義務和法律責任；詢問筆錄反映出在同一時間段、同一詢問人員詢問不同被害人的情況；詢問未成年人，其法定代理人或者合適成年人不在場等情況。這些都屬于被害人陳述的取證程序、取證方法和筆錄制作瑕疵。存在這些瑕疵不必然導致被害人陳述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如果瑕疵得到補正或者辦案機關作出合理解釋，則被害人陳述往往也可以作為定案的根據。

案例：勞某涉嫌詐騙罪案

勞某因辦理入戶業務收取客戶的資金，后客戶無法入戶，眾多客戶控告勞某涉嫌詐騙罪。二十多名被害人一起到公安機關進行刑事控告，這些被害人的陳述是重要的證據材料。

辯護律師審查這些被害人陳述的筆錄，發現這些證據存在明顯違規的情況。例如，兩名偵查人員在同一時間對朱某、王某、李某等幾名被害人進行詢問。辯護律師提出，詢問被害人沒有分別進行，可能是偵查人員對被害人同時進行詢問分別制作詢問筆錄，詢問筆錄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

然而，偵查機關出具《情況說明》，認為當時報警人數比較多，辦案人員分別對被害人進行詢問，但是由于電子版詢問筆錄上沒有注意更改詢問時間，才導致出現“詢問筆錄反映出在同一時間段，同一詢問人員詢問不同被害人”的情況。

控辯雙方對被害人陳述的取證程序是否合法發生了較大爭議。最后，法院判決認為，對于詢問筆錄中存在的瑕疵，偵查機關已經作出了合理解釋，且有接出警登記表相印證，對被害人陳述予以采信，辯護意見不予采納。

三、被害人陳述是否真實

被害人與被告人、案件處理結果有直接利害關系，而且遭受到所指控犯罪行為的直接侵害，被害人陳述的內容難免中立性不足。因此，被害人陳述的內容是否合理可信，辯護律師需要予以審查。如何審查被害人陳述是否合理可信？“運用證偽思維對被害人陳述的內容所涉及的犯罪地點、時間、環境、手段、情節、目的、步驟和造成的后果等因素作出分析，看其是否違反邏輯、是否有悖常理、陳述內容是否前后一致、能否自圓其說?！?strong>運用證偽思維可以很好地審查被害人陳述是否真實、合理、可信。

案例：張某涉嫌“套路貸”詐騙罪案

控方指控張某參與的其中一宗犯罪事實是：2014年至2015年，被告人劉某帶領張某、孫某、何某等團伙成員，先后四次對被害人李某某非法拘禁。因被害人李某某沒有按時還款，被告人劉某指使張某等人將被害人李某某強行帶回某公司，由張某等人輪流看管，并使用威逼、恐嚇等方式追討欠款，收到部分違約金后，才讓被害人李某某離開。被害人李某某被非法拘禁的時間達24小時以上?？胤秸J為張某作為該犯罪團伙成員，應當追究其非法拘禁罪的刑事責任。

審查發現，本案主要的證據就是被害人李某某的陳述，他在多次詢問筆錄中，都言之鑿鑿非法拘禁他的人員中有張某，張某參與看管、威逼、恐嚇、收款等行為。被害人李某某的陳述作為認定張某參與這起非法拘禁的關鍵證據，是否真實可信直接關系到其能否被采納，進而影響張某的刑事責任。

在庭審中，張某提出自己2013年至2015年在某省戒毒，其間的涉案行為均與其無關，他根本沒有作案時間。為證明該事實，張某提交了他當時在戒毒的證明材料，證明他在戒毒所戒毒的具體時間，被害人李某某關于張某參與案涉非法拘禁的陳述明顯不屬實。

最后，法院審查認為，被害人所陳述張某參與該宗非法拘禁的事實不清，證據不足。而被害人李某某的陳述中，控訴的其他參與非法拘禁的人員，都被法院判決罪名成立。

四、被害人陳述是否穩定

言詞證據不穩定，說明其中有隱情，而且必有失實之處。證人證言的不穩定，變化的方向和角度很多。但是，被害人陳述的不穩定方向往往比較集中，通常表現為對被告人越來越不利。對此類不穩定的被害人陳述，辯護律師需要指出其中的矛盾之處，并闡釋該矛盾對事實認定、定罪量刑的影響。

案例：王某涉嫌強制猥褻罪案

王某被指控和被害人聚會喝酒之后，將嚴重醉酒的被害人帶到賓館進行強制猥褻。在家屬報警后，公安機關介入調查，通過科技手段，找到王某和被害人的開房地點。公安機關和家屬一起到案涉賓館房間內，發現王某和被害人衣衫不整，而且被害人因醉酒在床上睡覺。等到被害人酒醒后，公安機關對被害人進行詢問，了解案發經過，先后制作了多份被害人陳述的詢問筆錄。被害人要求追究王某強奸罪的刑事責任，而不是強制猥褻罪的刑事責任。被害人陳述是控方的主要證據之一。

辯護律師審查該案被害人陳述，發現被害人在案發后第一次陳述和后續的陳述，內容有很大的差別，非常不穩定，而且對犯罪嫌疑人王某越來越不利。

被害人第一次陳述，回答公安機關問話時，明確回答：“在××酒店××房內沒有被人強奸”“沒有受到不法侵害”“不需要追究王某的法律責任”。

問：你因何事來派出所？

答：因為我的家人找不到我而報警的。

問：你今天在××市××區××酒店××房內有無被人強奸？

答：沒有。

問：你今天有無受到其他不法的侵害？

答：沒有。

問：你是否需要警察追究同你開房王某的法律責任？

答：不需要。

問：你還有什么需要補充說明的嗎？

答：沒有了。

問：你以上所講的是否屬實？

答：屬實。

被害人第二次陳述，與第一次陳述有較大差異，講述了當時在酒店的很多案件細節，明確要求追究王某的法律責任。

問：你在××市××區××酒店××房內是否有被人強奸？

答：具體我不清楚。當時我喝醉了，后來發生了什么，怎么到酒店的，我都不知道了，不清楚了。但后面我在昏睡的時候，好像聽到……

問：你是否需要追究王某的法律責任？

答：需要。

被害人第三次陳述，與第一次相比，發生了更大的變化，明確要求追究王某強奸罪的刑事責任。

問：你因何事到公安機關的？

答：我懷疑我被王某強奸，是來報案的。

問：你跟王某去酒店開房，是自愿的嗎？

答：不是，我喝醉酒了，根本不知道發生了什么，不知道自己怎么到酒店的。

問：你懷疑被王某強奸的理由是什么？

答：我是喝醉酒被王某帶去開房，我當時完全沒有意識，我不是自愿的……這些都是我被強奸的過程和證據，我要求公安機關依法追究他的法律責任。

從這幾次被害人陳述對比來看，第一次陳述是在案發之后兩個小時之內進行的，對案件細節的印象應該說是最深刻、最真切的，但被害人并沒有描述王某侵犯她的細節，明確回答沒有被人強奸、沒有受到不法侵害，可信度比較高。

被害人之后的陳述逐漸發生變化，要求追究王某刑事責任的意愿越來越強烈，陳述的案件細節越來越多，與第一次陳述的內容存在本質區別。被害人陳述前后不一都是有原因的，不排除受到被害人家屬、好朋友的影響，而作出與客觀事實存在較大差別陳述的可能性。

被害人陳述前后矛盾不一，無疑是對辯護有利的，辯護律師應當著重審查，這是不容錯過的細節。辯護律師對被害人幾次筆錄的矛盾之處作了細致的列表總結，提出被害人第二次及之后的陳述真實性存疑的質證意見，取得很好的辯護效果。

五、被害人陳述是否充分

作為定案根據的被害人陳述也需要具有數量和質量的充分性。在數量上，應當所有被害人都進行調查、制作詢問筆錄，還需要對被害人進行多次詳細的詢問，制作多份詳盡的詢問筆錄。在質量上，為保證被害人陳述的細節和內容真實、可靠，要警惕被害人的猜測性、評論性、推斷性的陳述。被害人陳述在數量上和質量上都非常充分，才能盡可能地避免被害人虛假陳述的證據風險。如果被害人陳述并不充分，則其可靠性需要慎重審查。

案例：馬某涉嫌故意傷害罪案

馬某因為鄰里糾紛，在與被害人馮某口角糾紛之后，發生肢體沖突，后雙方均報警。公安機關介入調查，對馬某和被害人馮某分別進行人體損傷程度鑒定，鑒定意見顯示，馬某的損傷程度為輕微傷，被害人馮某的損傷程度為輕傷一級。于是，公安機關對馬某進行刑事立案，追究其故意傷害罪的刑事責任。馬某否認犯罪，認為其并未毆打被害人，被害人的受傷與其無關，其不應該被追究刑事責任。

本案的案發時間是2017年12月17日，刑事立案的時間是2018年1月20日。在此期間，公安機關總共制作了三份被害人的詢問筆錄。還對馬某和馮某打架斗毆導致馬某輕微傷的治安案件進行調解，以馬某賠償馮某3萬元的代價，獲得馮某的諒解，并且馬某和馮某不再追究對方法律責任。在治安調解之后，馬某踢傷馮某的故意傷害刑事案件繼續偵查，并在一年后，公安機關將馬某移送審查起訴，馬某被指控涉嫌故意傷害罪。

辯護律師審查被害人陳述時，發現這三份被害人詢問筆錄是存在問題的。

第一份被害人陳述筆錄：2018年1月10日制作的，是在刑事立案之前，且按照行政執法程序調取的，被害人馮某簽的是《行政權利義務告知書》，屬于公安機關在刑事立案前、行政執法過程中制作的證據。

第二份被害人陳述筆錄：2018年1月23日的詢問筆錄，也是按照行政執法程序調取的證言，被害人馮某簽的也是《行政權利義務告知書》，也屬于公安機關在行政執法過程中制作的詢問筆錄。在這兩份詢問筆錄中，被害人馮某詳細描述了案發過程。

第三份被害人陳述筆錄：2018年3月20日做的詢問筆錄，雖然按照刑事訴訟程序收集，但筆錄內容非常簡單，并未詳細描述發生肢體沖突的具體過程細節。

本案中，被害人陳述的第一份筆錄和第二份筆錄，都是以行政執法案件取證程序獲取的，是行政調查所獲的言詞證據，沒有經過轉換，按照刑事訴訟的取證程序重新制作，不得當作刑事證據使用。只有第三份筆錄，是全案唯一適格的被害人陳述，但是該筆錄非常簡單，該詢問筆錄只有幾句話，沒有對事實經過的任何細節描述。

從數量上看，本案適格的刑事被害人陳述，僅有一份，是非常不充分的。從質量上看，唯一適格的被害人陳述內容非常簡單，沒有對案發過程細節的描述，也是非常不充分的。因此，本案被害人陳述非常不充分，不能充分證明案件事實細節，不能充分證明馬某故意傷害的犯罪事實。

六、被害人陳述有無關聯

被害人陳述都能在一定程度、一定角度證明案件事實，但能否支持指控的事實、有無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利的內容、被害人陳述與其他在案證據之間是相互矛盾還是相互印證等，這就是被害人陳述的關聯性審查問題。

（一）與其他證據的關聯性

對被害人陳述審查時，往往需要結合其他證據進行，審查被害人陳述與物證、書證、被告人供述和辯解、證人證言、鑒定意見等其他證據是否相互矛盾或相互印證。其一，被害人陳述中立性不足，僅審查被害人的詢問筆錄本身并不充分，還需要借助其他證據來審查被害人陳述是否真實、可信。其二，在司法實踐中，被害人陳述往往也能呈現案件發生的很多細節信息，辯護律師可以根據這些細節信息審查其他的證據，發現其他證據存在的問題。

案例：李某涉嫌“套路貸”詐騙罪案

該案的其中一名被害人王某向辦案機關控訴，自己遭受李某等人的“套路貸”，導致傾家蕩產的結果。被害人陳述了李某等人逼迫他寫欠條、去銀行制造假的借款銀行流水等的經過，而且一口咬定其中李某就是參與人之一，要求追究李某等人的刑事責任。

李某辯解認為，對于開設賭場等犯罪行為，李某認罪。但他也是一個打工者，被害人王某所陳述被追債的經過，李某沒有參與，是誰參與的他不清楚。與被害人王某的借款、還款、催債過程，他都沒有參與。

辯護人聽取李某的辯解之后，發現確實存在李某沒有參與這一催債事實的可能性。本案指證被告人李某參與此次催債行為的直接證據，是被害人王某的陳述及辨認、簽認材料。于是辯護律師重點分析被害人王某的陳述及相關辯認、簽認材料，審查被害人王某對案件事實的描述、對李某參與程度的描述，是否符合常理、有無前后矛盾，被害人王某的陳述能否充分證明李某參與了該宗催債行為。

辯護律師審查發現，被害人的陳述和辨認筆錄所描述的被告人李某在催債事件中的出現時間、參與行為及先后步驟，完全不同。

在詢問筆錄中，被害人王某陳述認為：“……在××路遇到張某等人，張某就用拳頭毆打司機，強行把司機從車上扯到地上，張某駕駛我的車，張某的兩個馬仔坐在后排，左右兩邊把我夾在中間，其中一個馬仔用拳頭打我，另一個拿彈簧刀嚇唬我，之后張某把我帶到××大廈后面的一個煙酒店，此時，付某、李某、劉某也過來了。然后讓我寫欠條，制造假銀行流水……”

在辨認筆錄中，被害人王某辨認出了被告人李某。但是，被害人王某在辨認筆錄中親筆寫道：“李某是在××路參與搶我車的男子，坐在后排控制我，逼我寫欠條，制造假流水。”

細致審查可以發現，在詢問筆錄中，被害人王某陳述的描述在車后排控制他的是兩個馬仔，控制之后將車開到一個煙酒店，然后被告人李某等人才出現。而在辨認筆錄中，被害人王某卻稱李某就是在××路搶車、坐在后排控制他的人。被害人王某的陳述和他的辨認筆錄這兩種證據類型，證據的內容截然相反，由此可證明被害人陳述及辨認筆錄真實性存疑。

（二）與待證事實的關聯性

被害人陳述雖然是重要證據，但其證據內容能否證明指控的事實，需要進行關聯性審查，即被害人陳述能否證明案件事實、證明什么樣的案件事實，能否支持指控的內容，有無對辯護有利的內容細節等。

案例：余某涉嫌搶劫罪案

余某被指控入戶用繩子將被害人捆綁后，搶走被害人的財產。根據報案時被害人的指證，余某被列為重點犯罪嫌疑人，后通過網上追逃的方式被抓獲歸案。余某對所指控搶劫事實不予認可，認為他沒有實施搶劫犯罪，對被害人所說的搶劫犯罪事實不了解。

被害人陳述提到較多的證據細節，被害人當年陳述自己遭到搶劫時，被犯罪嫌疑人用繩子捆綁住。辯護律師根據被害人的陳述細節逐一審查指控的依據，發現案卷材料中并沒有作案工具繩子的照片，也沒有對繩子的生物檢材進行提取鑒定的相關證據、沒有能證明作案過程的關鍵物證及其檢查、鑒定意見。顯然，由于時間比較久遠，當時取證程序并不規范，被害人陳述所描述的相關證據沒有提取、固定、鑒定。

那么，全案認定余某構成搶劫罪的只有被害人的陳述。被害人陳述雖然指證搶劫真兇是余某，但沒有其他證據予以印證，關聯性大打折扣。在眾多關鍵證據缺失的情況下，僅有被害人陳述，認定余某搶劫罪，顯然事實不清，證據不足。

七、被害人與被告人有無特殊關系

被害人與被告人、案件處理結果之間是存在天然利害關系的，因此不需要特別審查被害人與被告人的利害關系。但并不是說對被害人陳述審查過程中，辯護律師不需要探究被害人與被告人的關系。司法實踐中，辯護律師還是有必要進一步探究被害人與被告人之間是否存在特殊關系。實際上，被害人與被告人存在的特殊關系，往往會影響被害人陳述的真實性，進而影響案件事實的認定。

如果被害人與被告人存在某種特殊關系，辯護律師需要審查該特殊關系對辯護的利弊影響，及對被害人陳述真實性、可信度、證明力的影響。如果對辯護有利，辯護律師需要充分審查被害人與被告人的特殊關系，通過揭示被害人與被告人的特殊關系，提醒裁判者謹慎對待、審查被害人陳述。

案例：萬某涉嫌盜竊罪案

該案報案人是被害人黃某，后公安機關將萬某抓獲歸案，指控萬某涉嫌盜竊罪。被害人陳述是證明萬某開走涉案車輛系盜竊的唯一直接證據，被害人陳述對案件影響極為關鍵。

該案被告人和被害人的關系非常特殊，被害人黃某與被告人萬某原是夫妻關系，離婚三個多月后，被害人黃某向派出所報案，稱她的車鑰匙可能被萬某偷配，她停在車庫的車被萬某偷走了。報案后，被害人、民警與萬某有過多次溝通，要求萬某將車開回還給被害人黃某，萬某則要求被害人撤案才肯還車。僵持不下后，公安機關以涉嫌盜竊罪為由，將萬某抓獲，并追究其刑事責任。

辯護律師提出，證據顯示，被害人和被告人離婚后仍然有經濟糾紛，亦有密切往來、甚至同居，關系比較特殊。被害人黃某陳述其與萬某在離婚后不再往來，證據真實性值得懷疑。黃某多次陳述稱萬某可能是用偷配的車鑰匙開走涉案車輛，但在案證據無法證明車鑰匙是萬某偷配的，被害人陳述屬于猜測性內容，沒有其他證據印證，不宜采信。因此，萬某開走黃某車輛的行為，在性質上難以認定為盜竊。該案經過多次審判，最終法院判決萬某無罪。

案例：李某涉嫌盜竊罪案

2010年，被告人李某與被害人高某相識并發展為情侶關系。2011年10月左右，高某經營金陽光住宿，李某在店內幫忙經營，且二人同居在此。2012年6月15日，高某因涉嫌在金陽光住宿內容留賣淫被公安機關抓獲，后被法院判處有期徒刑。高某被抓后，李某拿走高某存放在金陽光住宿房內的一張中國農業銀行卡，取走卡內的5萬元存款；拿走高某一張東莞農村商業銀行卡，取走卡內的5.8萬元存款。2014年3月，高某刑滿釋放后，到公安機關報案。李某于2014年5月6日被抓獲歸案。控方認為，李某的行為已經涉嫌盜竊罪，應當追究其刑事責任。

被害人高某的陳述是全案關鍵證據，既是啟動本案刑事訴訟程序的動因，也是影響李某盜竊罪是否成立的核心證據。值得注意的是，被害人高某和被告人李某的關系非常特殊，兩人是同居男女朋友關系，在同居過程中，兩人財產關系并非涇渭分明。因此，法院認為，“高某被抓獲后，李某持有、保管高某銀行卡的行為，不是以秘密手段非法竊取，而是基于二人同居關系產生的保管責任的延續，這種持有和保管是公開的，并不違法”。

PART 03

被害人陳述的特殊質證要點

“被害人和證人雖然都‘身臨其境’，目睹了犯罪事實的發生過程，但被害人還‘身受其害’，這決定了被害人作證與證人作證既有共同點又存在許多重大差異，二者不能混同?！北缓θ岁愂鍪翘厥獾淖C人證言類型，本質上也是證人證言，但被害人是特定犯罪行為親歷者，除了具有證人證言的特性之外，還有其獨特性。對被害人陳述這種證據種類的質證也有諸多特殊之處。

一、缺少被害人陳述的影響審查

并不是每一個案件都有被害人陳述。如賭博罪、聚眾淫亂罪等侵犯社會法益的犯罪，沒有直接的、明確的受害人，即所謂“無被害人犯罪”。這一類案件由于本身就缺少被害人，因此，沒有被害人陳述這種證據類型完全不影響案件處理。

然而，有被害人卻缺少被害人陳述的案件，辦案人員就需要審查缺少被害人陳述對案件處理的影響。例如，被害人死亡或者喪失作證能力時，就會缺少被害人陳述這種證據類型。對此類案件，辯護律師需要慎重評估缺少被害人陳述對證據鏈條完整性、案件事實認定以及定罪量刑的影響。在缺少被害人陳述的案件中，認定犯罪事實，需要以更高的要求來審查證據鏈條是否環環相扣。

部分案件即使缺少被害人陳述，其他證據完整充分，犯罪事實也清晰明了。比如，有監控錄像將作案過程全部拍攝下來，此時雖然被害人死亡，缺少被害人陳述，但案件事實也是清楚的，證據也是確實、充分的。

案例：鄭某涉嫌故意殺人罪案

2016年10月27日××時××分許，被告人鄭某認為被害人黃某有意用手從背后拍了他一下，遂與被害人黃某發生口角繼而發生打斗。被人拉開后，鄭某意圖報復。次日17時××分許，在廣東省東莞市某某水果行，鄭某趁被害人黃某不備，持事先準備的水果刀從背后捅刺黃某多刀，導致黃某胸部升主動脈破裂引起失血性休克死亡。

雖然本案沒有被害人陳述，但是案發現場有監控錄像，將鄭某與被害人打斗的過程、將被害人捅刺致死的全過程都記錄了下來，還有目擊證人的證言等，能夠相互印證，犯罪事實非常清楚，證據非常充分。缺少被害人陳述，完全不影響犯罪事實的認定。

在部分案件中，缺少被害人陳述直接導致案件事實撲朔迷離。此時，辯護律師需要慎重評估缺少被害人陳述，認定犯罪事實的證據鏈條是否環環相扣，證據是否確實、充分。

案例：虞某涉嫌強奸罪案

該案中，控方指控：虞某帶被害人到酒吧喝酒，其間通過玩游戲方式使其大量喝酒，凌晨3時左右將喝醉酒的被害人帶到某賓館開房，趁被害人醉酒昏迷無自主行為能力之機，強行與被害人發生性關系。次日，被害人被發現死亡，由此案發。

第一次法醫學鑒定的意見認為，被害人的死因是乙醇重度中毒導致急性呼吸、循環功能衰竭。這個鑒定意見就意味著被害人的死亡與被告人虞某之間沒有任何因果關系，虞某不用為被害人的死亡負刑事責任。

被害人家屬無法接受這個結果。于是，被害人家屬向公安機關多次申訴。省級公安部門高度重視，組織了多位法醫專家，一起研討，進行了第二次法醫學鑒定。

第二次法醫學鑒定的意見認為，被害人的死因是乙醇重度中毒導致急性呼吸、循環功能衰竭。在乙醇重度中毒導致中樞性呼吸抑制的情況下，發生性行為可壓迫胸腹部，促進胃內容物反流和吸入，促進死亡的發生。

根據上述鑒定意見，控方指控虞某強奸致人死亡，應當追究虞某強奸罪的刑事責任。虞某對犯罪事實不予認可。

本案缺少被害人陳述，被告人的行為是否構成強奸，需要慎重審查。辯護律師認為，只有搜集考察大量旁證，確實、充分地證明性關系的發生違背了婦女的意志，才能夠認定成立強奸罪。性關系的發生與被害人死亡之間存在直接、主要因果關系，才能認定為“強奸致人死亡”，在無法充分確定存在因果關系的情況下，不宜認定“強奸致人死亡”，“促進死亡的發生”也不宜認定為直接、主要因果關系。即使認定存在因果關系，在多因一果的情況下，對被告人進行定罪量刑時，也需要有所體現。

實際上，在很多案件中，即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認罪非常徹底，但缺少被害人陳述，也屬于缺少關鍵證據的情況，犯罪事實也可能無法認定。

案例：王某某涉嫌強制猥褻罪案

公安機關在王某某的手機內查找到7段王某某自拍撫摸被害女性臀部的視頻，王某某的供述和辯解如實交代這是他自己所拍攝的，實施該行為的人就是他自己。公安機關據此認為王某某多次在地鐵站等公共場所猥褻他人，存在涉嫌強制猥褻罪的重大嫌疑，應當追究其強制猥褻罪的刑事責任。

辯護律師審查發現，這些視頻都無法呈現事發具體時間、地點，沒有顯示被害人的樣貌，辦案機關也沒有找到相關被害人進行調查取證。公安機關也出具《情況說明》，民警根據其手機視頻顯示的信息調取了相關的警情，沒有發現類似的報警警情，另外由于視頻中錄制時間較短，而且都是拍被摸女士的臀部位置，衣著、外貌特征無法甄別，致使經辦民警無法找到7段視頻中的被害人。

在該案中，缺少被害人陳述能否認定王某某強制猥褻罪呢？應該是不能的。根據《刑事訴訟法》第55條的規定，“對一切案件的判處都要重證據，重調查研究，不輕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沒有其他證據的，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罰；沒有被告人供述，證據確實、充分的，可以認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罰”。只有被告人的供述，沒有其他證據，都無法充分證實視頻中的人就是王某某，沒有被害人陳述的印證，沒有其他證據證明確為王某某對被害人的猥褻行為，犯罪事實不清，證據不足，不宜認定。后來，該辯護意見被辦案機關全部采納。

二、審查被害人的身份是否適格

被害人的身份是事實本身所確定的，不會因為其他因素而發生變化。辯護律師需要審查案卷材料中的被害人，是不是適格的被害人。我們在辦案過程中也發現，部分案件中的所謂被害人其實并非真正意義上的被害人。發現這樣的辯點，對否定控方證據鏈條、確定全案辯護策略，是非常有利的。

案例：鄭某涉嫌合同詐騙罪案

控方指控鄭某依托××平臺，設立公司對外宣稱可以提供炒作外匯、國際原油期貨、貴金屬通道等業務，并通過軟件接入國際市場進行相關炒作獲利，欺騙并吸引投資人在平臺開戶、入金。而實際上該平臺公司并不具備任何經營資質，也沒有能力向國際市場拋單，投資人的資金并未進入國際市場投資買賣，而進入鄭某等人設定并實際控制的私人銀行賬戶和第三方支付平臺，且鄭某無法交代資金合理去向。后資金鏈斷裂，鄭某關掉平臺，并對受損投資人進行推諉拖延，最后逃匿。案發后，鄭某被抓獲歸案。經公安機關委托會計師事務所進行專項審計，被告人鄭某通過上述手段，騙取被害人羅某和王某的金額合計500萬元?？胤秸J為，鄭某的行為已經觸犯《刑法》的規定，應當追究其合同詐騙罪的刑事責任。

該案的被害人羅某和王某是刑事控告人，在案卷材料中，他們的詢問筆錄也作為被害人陳述使用。他們的陳述是啟動該刑事訴訟的關鍵，也是證明鄭某等人合同詐騙具體犯罪過程的關鍵證據。

辯護律師審查該被害人陳述發現，兩名被害人其實并非真正意義上的被害人。

其一，500萬元是由30多個自然人賬戶開設的，羅某和王某并非30個自然人賬戶中任何一個被害人。真正的被害人是這些開戶投資的自然人。

其二，雖然羅某和王某自稱是30多名開戶人的“代理人”，卻沒有任何委托代理手續，無法確定他們與30多名被害人的關系，無法確定真正被害人身份。

其三，辦案機關也沒有找真正的30多名被害人調查取證，對案件辦理也是存在巨大隱患的，30多名被害人是否認可遭到詐騙的過程、是否認可羅某和王某的代理行為，均不得而知，甚至無法排除羅某和王某冒充被害人的可能。

因此，本案缺少真正被害人的陳述和身份資料，沒有證據證明被告人鄭某如何向這些30多名真正被害人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的事實經過。因此，本案羅某和王某作為被害人的身份不適格，認定鄭某構成合同詐騙罪，缺少被害人陳述的關鍵證據，事實不清，證據不足，不應認定。

三、被害人是不是真正的親歷者

被害人之所以與其他訴訟主體不同，非常重要的區別在于，“被害人應當是遭受犯罪行為直接侵害的人”。被害人是案件事實經過的親歷者，而且是遭受侵犯的具體主體。作為親歷者才能出具適格的被害人陳述，否則被害人陳述的主體身份應當遭受質疑。被害人家屬的陳述只能是證人證言，而不能成為被害人陳述。

對于被害單位而言，犯罪行為發生時代表單位參與涉案行為的人，就是犯罪行為的親歷者，他們可以作為證人提供證言，也可以代表被害單位進行控告或者接受調查，此時可以歸入被害人陳述的范疇。但是，單位中并非親歷者的人，其所出具的證言，不應認定為被害人陳述。

案例：潘某涉嫌合同詐騙罪案

控方指控潘某在其標的公司與被害單位洽談和簽訂《股權轉讓協議書》的過程中，故意隱瞞了標的公司的大量對外借款，以及大量擔保、反擔保合同、借款保證合同等公司債務，在股權轉讓談判及協議簽訂時均未如實披露，不僅直接騙取了被害單位支付的股權收購款4000余萬元，還讓被害單位收購之后對外為標的公司承擔了巨額債務，造成巨大損失，應當追究潘某合同詐騙罪的刑事責任。

辯護律師審查該案被害單位的刑事控告書、被害單位報案員工的陳述發現，代表被害單位去報案的員工，并非涉案收購行為的親歷者，而是被害單位為了此次報案才專門招聘進來的法務總監。該員工是在涉案收購行為結束幾年后、被害單位刑事控告前幾個月才入職的。他拿著被害單位的授權材料，代表被害單位去刑事控告，也代表被害單位作過多次詢問筆錄。辦案機關將這些證據材料歸入被害人陳述的證據種類，控方在庭審中也將之作為被害人陳述出示，以證明被害單位遭受合同詐騙的具體經過。

辯護律師審查認為，該員工的詢問筆錄不能證明案件事實經過，不屬于被害人陳述，而屬于證人證言，并且是傳來證據，不宜作為定案的根據。

首先，被害人是犯罪行為的親歷者，代表被害單位陳述的人也應當是犯罪行為的親歷者。被害單位的法務總監并不是涉案合同詐騙的雙方當事人，也沒有參與到涉案合同詐騙事實中，收購項目發生時，他還未入職，所以，他的詢問筆錄，不能作為被害人陳述。

其次，證人和被害人都是知道案件情況的人。但是，被害人是在案件發生的過程中親歷而知悉案件情況的人，而證人可以是親歷者，也可以不是親歷者。如果是在案發之后，才從其他人那里得知了案件情況，他所作出的證詞，歸屬于證人證言比較合適，而且是傳來證據，應當結合其他證據慎重采信。

最后，針對潘某在此次股權轉讓交易過程中有沒有隱瞞債務，當時代表被害單位去談判的人才能真正代表被害單位的意志，他們的陳述是重要證據。但是，偵查機關并沒有對當時參與股權轉讓盡調、洽談的被害單位員工進行調查取證。在股權轉讓過程中，這些參與盡調、洽談的員工是被害單位的代表，他們代表了被害單位的意志。無論是作為證人證言還是作為被害人陳述，他們的證言都能夠還原更多的案件細節。而且，從嚴格意義上說，這些親歷者的陳述，是被害單位陳述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但本案缺少這些人的證言。

綜上，本案被害單位員工的證詞，不宜認定為被害人陳述，案涉收購行為的親歷者的證言不足。這是辯護律師為潘某作無罪辯護的重要理由之一。

賴建東律師

宋氏律師事務所合伙人、重大刑事部部長

一直專注于刑事案件的辯護與研究。

代表作：《全流程辯護》、《全方位質證》、《刑事控告實務》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