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王永、孟凡珍兩口子，如果還有一個人、一份證據指證我，槍斃我都不說一個冤字。”

11月27日，備受關注的“京城詐騙1.1億拆遷補償款案”二審在北京高院開庭，上訴人孫仲山向法庭發誓，自己沒有伙同上訴人王永等人，隱瞞真相騙取巨額拆遷補償款，并質問審判人員：“ 法官，你說，你能這么判我嗎 ？”

北京高院

當天上午8點50分左右，不少從各地趕來旁聽此案的群眾，就聚集在北京高院安檢門外。

這是北京入冬以來最冷的一個早上，就在頭天晚上，北京還下起了雪。從大家穿著厚實的衣服，就能感受到首都的寒意了。

9點過幾分，安檢室的門打開，大家進入室內得以暖和一下。法官助理來到安檢室，卻給大家當頭一棒，她只讓辯護人和家屬進入，因為法庭小坐不下這么多旁聽人員。

周澤律師對此強硬回應稱，法庭應當安排旁聽，如果這個要求都滿足不了，說明法庭不具備開庭條件，“不讓旁聽人員進去，我也不進去，你們可以選擇延期。”

法官助理說需要回去請示一下。了一會兒，助理和書記員一起下來，說臨時調整法庭，同意群眾旁聽。

上午10點左右，審判長宣布開庭，上訴人王永當庭說：“我認罪認罰。”

這讓訴訟參與人一臉愕然。因為，此前王永、孫仲山、孟凡珍三名被告人均否認詐騙，拒絕認罪。

王永的這一轉變，讓該案更加撲朔迷離。

這起被周澤律師命名為“孫仲山冤”的案件，得從孫仲山租自己村里的那塊荒地說起。

孫仲山，北京市昌平區馬池口鎮葛村村民。2008年，孫仲山租了村里一塊荒地，租期30年，用于沙石料經營。

他說，雖說是地，其實是一個沙坑，村里采挖完砂石后留下的一個大坑。經營兩年之后，孫仲山將所租的這塊40畝地，以及地上的 20間房，轉租給了王永。

2010年5月7日，王永以該地為注冊地，成立了一家名叫威正恒（北京）建設有限公司，做剛機構生意。

根據雙方約定，該地將來如果整體開發或國家占用，土地賠償歸孫仲山，地上物的賠償除原有的20間房子歸孫仲山外，王永建設的房子、車間和營業執照等，除去建設成本，賠償款孫仲山占40%，王永占60%。

后來，孫仲山當選葛村主任和支部書記，王永還找到孫仲山，讓他在雙方簽訂的協議上蓋了村委會的公章。

2017年，因修建興延高速公路占地，補償款1.1億余元，孫仲山分得2000多萬元，王永分得8000多萬元。

一審判決書顯示，2019年4月2日，《昨日市情》刊發了一篇“興延高速公路工程征地拆遷補償問題應引起關注”稱，北京市審計局審計發現孫仲山獲取拆遷補償、補助款11701.41萬元存在問題，時任北京市主要領導作了“這類違規獲取拆遷補償行為必須嚴肅處理”的批示，并于同年4月15日將該問題移送昌平區政府。

8天后的4月23日，北京市公安局昌平分局刑偵支隊接舉報稱：在某市政工程中，有人以虛擬事實、隱瞞真相的方式騙取拆遷補償款，金額巨大，涉嫌合同詐騙罪。經工作得知，王永、孫仲山有重大作案嫌疑。

一審判決書還顯示，就在同一天，昌平區城市管理委員會授權李寶龍，對興延高速公路涉及馬池口鎮葛村被拆遷人孫仲山拆遷補償問題進行報案。

3個月后的7月17日，民警在豐臺區撲滿山一樓房將王永、孟凡珍抓獲，在昌平區西關路將孫仲山抓獲，以涉嫌合同詐騙罪，對三人立案追訴。

2020年11月初，三名犯罪嫌疑人被檢察機關訴至法院時，罪名變成了詐騙罪。

檢察院指控的“犯罪事實”是：2015年5月至2018年3月期間，被告人王永伙同被告人孫仲山、孟凡珍，在興延高速公路建設征地拆遷項目中，隱瞞其在拆遷范圍內即北京市昌平區馬池口鎮葛村內所建房屋系違法建設的事實，騙取拆遷補償款人民幣1億余元。

2021年3月24日，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開庭審理此案。三名被告人均否認詐騙，不認罪；三名被告人的辯護人，也分別為各自當事人作了無罪辯護。

庭審結束后，該案久拖不判。

孫仲山的二審辯護人周澤律師，在發表辯護意見時提到，據一審辯護人劉征律師反映，在一審開庭兩年多后承辦法官與辯護律師的一次通話中，就律師對案件遲遲不作判決的疑問，承辦法官表示“一直在積極推進”，“你放心，你放心，咱們的立場是一致的”，“現在這個案子既然是這么個局面，你應該是肯定我的工作，你放心，我既然有這個態度，我肯定會做出一個公正的裁判，沒有消息就是好消息”。

周澤律師特別提到，這次通話，律師有錄音，如果二審法庭需要求證，他可以提供。

周澤說，案件久拖不判，當事人家屬催問案件進展時，一審法官也曾表示“你別催我，你應該感謝我，沒有我這個案件早判了”。

“顯然，一審法官是認可一審辯護人王興律師和劉征律師為孫仲山所作無罪辯護意見的。”周澤律師說。

可案件拖了五年后，2024年3月29日，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作出一審判決，王永、孫仲山被判處無期徒刑，孟凡珍被判處有期徒刑5年。

周澤律師在法庭上說：“法院最終判決孫仲山有罪，這是我沒有想到的，而孫仲山被判無期徒刑，更是我無法想象的。”

據孫仲山家屬反映，在原審第二次開庭結束，在公訴人及當事人離開后，審判長當著所有律師及家屬，對第三被告人孟凡珍的辯護人錢律師說，“這個案件要是能判，我早就判了，還用放4年多沒結果？我跟您溝通得少，與孫仲山家屬和律師溝通得比較多”。

一審宣判前，轄區派出所民警曾聯系孫仲山親屬，說接到法官電話，希望協助維穩，法官反映“這個案件快5年了，證據確實薄弱，怕家屬（對判決結果）接受不了鬧事”。

一審宣判后，法官與當事人家屬溝通，說“這個案件有爭議，盡快上訴，向紀委反映情況”，他“做不了主”。

“我期待著，北京高院不會像一審法官對家屬說的那樣‘做不了主’。”周澤稱，在孫仲山案二審辯護期間，其通過進一步閱卷，多次會見上訴人孫仲山，并與孫仲山的一審辯護人王興律師、劉征律師多次交流，“我們仍然認為，公訴機關對孫仲山的指控不能成立，一審法院對孫仲山的有罪判決是錯誤的，特別是看了今天公訴人當庭出示的蔣國強案判決書，我更篤定地認為孫仲山是無罪的，二審應當依法改判孫仲山無罪，或將案件發回重審。”

周澤律師提到的蔣國強案，源于二審檢察員出示的幾份訊問筆錄，作為新證據提交法庭。這些筆錄，均系時任馬池口鎮副鎮長蔣國強，在2021年被監委留置調查時所作。

檢察員出示這幾份筆錄，是為了證明上訴人有為拆遷的事向蔣國強請托。在這幾份筆錄中，蔣國強分別供述孫仲山曾給其送了10萬塊錢，并提出在拆遷時給予照顧，還說自己打算搶建和種一些樹，蔣國強聽了后表示同意。在其他幾份筆錄中則說，王永曾請托其在拆遷自己的違建上幫忙照顧，至于送的錢數，則分別有25萬，45萬，65萬等多個版本。

蔣國強的筆錄中還提到，管規劃的工作人員高某某向其匯報孫仲山及王永的地方被發現有違建及搶種，還提到在鎮長柳某辦公室一起提到發現王永的廠子里有違建的問題，柳某說沒事，讓評估公司給評進去，隨著拆遷就拆了。

兩名上訴人明確否認有給蔣國強送錢，孫仲山還強調，跟蔣國強沒打過什么交道，只是賠償的事定了后自己和王永為拆遷款分配問題產生爭執，王永曾讓蔣國強幫助調解。監委向兩人調查時，兩人也都否認給蔣國強送過錢，否認向其請托。

幾位辯護人則質疑這些筆錄的真實性及合法性，表示這明明就是蔣國強單方面的說法，屬于不能用來定案的孤證。并提出疑問，既然是2021年的筆錄，那到現在應該已經判決了，為什么不提供生效判決書。

庭審進行至此，審判長突然敲槌，宣布休庭。大約半小時后，庭審繼續，檢察員竟當庭出示蔣國強的生效判決書。

這份檢察員自稱的生效判決書，并沒有認定蔣國強收受孫仲山及王永的賄賂，卻認定了蔣國強在此事上濫用職權。

這份生效判決載明，2015年至2017 年，被告人蔣國強在擔任昌平區馬池口鎮副鎮長期間，在負責興延高速馬池口段拆遷工作過程中，明知馬池口鎮葛村村西地塊的被拆遷人孫仲山、王永存在搶建 、搶栽 、搶種等違法行為及被拆遷補償項目系違法建設的情況，不正確履行工作職責，未落實 “先拆違、后拆遷”的工作部署，使得孫仲山、王永騙取拆遷補償補助款人民幣1 億余元。

周澤稱，這分明證實，作為“拆遷人（甲方）”與“被拆遷人（乙方）孫仲山”簽訂《拆遷補償協議書》的馬池口鎮人民政府，對被拆遷人孫仲山、王永存在搶建 、搶栽 、搶種等違法行為及被拆遷補償項目系違法建設的情況，是明知的。

在此意義上，根本不能認定是王永、孫仲山騙取了拆遷補償款！而是，蔣國強濫用職權，以及參與拆遷工作的昌平區市政管委及其委托參與拆遷工作馬池口鎮政府、拆遷公司、評估公司、審計公司等機構工作人員如果不是濫用職權的話，也是玩忽職守，造成了王永、孫仲山違建享受拆遷補償的事實。

這一怪象，讓當天參加旁聽、孫仲山一審辯護人王興律師驚呼“二審驚現無罪證據”，真兇浮出水面。

周澤律師從9個方面，詳細深入地發表了自己對當事人孫仲山的無罪辯護意見。

其中，周澤提到，在拆遷過程中，可能發生詐騙的環節，就是入戶調查。在入戶調查時，被拆遷人如果掩蓋事實，隱瞞真相，讓拆遷清登調查人員不如實登記，將不該補償的項目作為應該補償的項目，進行登記、補償，就可能構成詐騙。

但在本案中，孫仲山完全沒有參與清登調查，根本不可能對拆遷清登調查人員實施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的欺騙行為，進行詐騙。

雖然在卷的多份《入戶調查表》上，在王永的簽名后面，有孫仲山的簽名，但參與清登調查的政府和中介組織工作人員均證實，孫仲山實際沒有參與清登調查；孫仲山的簽名，是在清登調查結束、完成價格評估后，審計公司在審計中發現孫仲山是拆遷地塊的第一承租人，根據程序需要有孫仲山簽字，才找孫仲山補簽的。

公安機關的調查已經證實，案涉土地上的違建、搶種、都是王永干的，與孫仲山根本沒有關系。拆遷補償過程中的入戶清登調查、拆遷補償款談判，也是王永參與的。孫仲山僅僅是按照拆遷工作人員的要求，在《房屋入戶調查表》上補簽了姓名，并在政府擬定的《拆遷補償協議書》上簽了字。就這，竟然被判了孫仲山有罪，而且，還竟然被判了無期徒刑。

圖據一審判決書

周澤在發表辯護意見時反復提到，按政府要求簽個名被判無期徒刑，孫仲山冤。

“僅僅在政府工作人員拿來的拆遷清登調查表上簽了個名，在政府方面擬定的《拆遷補償協議》上簽了個名，獲得了一定補償款，其它啥也沒干。這難道比其通過行賄國家工作人員，獲得不應該得的補償款，罪惡還大嗎？一審法院判孫仲山無期徒刑，難道其行為比‘情節特別嚴重’或者‘使國家利益遭受特別重大損失’的行賄行為，性質還嚴重嗎？”

“把孫仲山判無期徒刑，那些執行拆遷補償政策、參與拆遷清登調查、確定拆遷補償項目和補償金額，以及讓孫仲山簽字的政府方面工作人員，豈不個個都該判死刑！？”

“有檢察官和法官公開宣講，說他們辦的不是案子，而是別人的人生。意思是說，他們會非常謹慎地行使手中的裁判權，因為那關系到別人的人生。在此，我希望二審法院能夠依法改判根本不構成犯罪的孫仲山無罪，或者將案件發回重審。這不僅關系到孫仲山的人生，還關系到很多人的人生！”

“領導對違規獲取拆遷補償款的行為必須嚴肅處理的批示，應該說是嚴謹的。違規獲取拆遷補償款的行為，當然必須嚴肅處理。嚴肅處理，就是嚴格依法處理。誰違法違規，就處理誰；誰應當承擔責任，就處理誰。而不是誰獲得了拆遷補償款就處理誰，更不是誰多獲得了拆遷補償款，就對其治罪，而不考慮‘違法建設享受拆遷補償’是如何造成的，誰應該負責，多獲得的拆遷補償款能否返還。”

上訴人孫仲山在庭審中表示，自己未抓之前，鎮里領導就告訴他，說違建不該賠償，要求將多獲得的賠償款退回，“我當時就同意退還，但賠償款是我和王永兩個人分的，而且他分得比我多，要退就按比例退還，領導說要匯報，但還沒等來結果，我就被抓了。”

審判長問：“你現在還愿意退嗎？”

上訴人孫仲山回答：“從始至終我都愿意。”

最后陳述時，孫仲山情緒有些崩潰，反復質問審判人員：“公安對幾十上百人做了調查和訊問，除了王永、孟凡珍兩口子咬我，其余沒有一個人、一份證據指證我，法官，你說，你能這么判我嗎？”

圖據一審判決書

審判長說：“孫仲山，你控制下情緒，今天開庭，就是聽取各方意見，我們會結合在案證據，給你一個公平公正的判決。”

法槌再次敲響，庭審結束。

時間是下午6點過，天已經黑了。

走出法院，生活在西南的我，傻傻分不清東西南北，只能默默掏出手機，打開導航，按照導航指引的方向回酒店。

而從小生活在北方的孫仲山，他的方向又在哪里？

辯護人周澤等律師為此付出的努力，加上檢察員的神助攻，他還能重獲自由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