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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有際，思無涯。

觀·察

她的坎坷豐富的人生閱歷，她終生所從事的中國古典文學教學工作，使她對整個中國詩詞都爛熟于心，其體會的細致微妙、幽深悠遠，似已經達到無須語言、亦難以用語言傳達的極致境界。

——單正平

聆聽葉嘉瑩

——悼念葉嘉瑩先生

文 / 單正平

11月24日，星期日下午，海口天空陰暗，細雨霏霏，寒風吹拂，街市清曠。漫步中偶爾看一眼手機，就有葉嘉瑩先生去世的消息。很快，全網鋪天蓋地，訃聞滿屏。我寫了四句悼詞，發到網上：

此生有幸，忝列門墻。

德配仙祀，山高水長。

美的啟蒙

回憶當年，我在南開讀書，人生有幸，遇見葉先生。

那時候的學生們，一身土氣，目光在茫然中透出求知的焦灼，說話于熱烈中流露出天真的蒙昧。我們的校園，也是一片劫后余生的頹敗殘破，有些教工還住在唐山大地震時搭起的防震棚里。我們的老師呢，很多方面跟我們一樣，甚至比我們還要不幸。他們中的大多數都曾被運動波及，說話的內容不敢越雷池一步，就是在這個時候，葉先生來了，那時她是利用假期回國講學。

在南開，我第一次見到她，用一句老話說，真是望去“儼然若神仙中人”。當時葉先生五十多歲，穿一襲長裙，配一條披肩，荷葉式黑發講究而不刻意，白皙的面龐略施淡妝而了無痕跡，天然中透露出高貴，優雅從容中有一絲矜持，讓你崇敬而不敢親近，敬佩而不敢有所請益——畢竟我們太蒙昧了。

她在校園中款款而行時，不要說女教師，就是年輕的女學生們都有自慚形穢之感：葉先生竟這么優雅!而當她走上講臺，緩緩開口講話時，我們都呆住了，天下竟有如此美妙的嗓音……

此刻，我腦子里一直盤桓莊子的一句名言：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淖約若處子。不食五谷，吸風飲露；乘云氣，御飛龍，而游乎四海之外。

我覺得百歲高齡的葉先生離開這個世界，一定是回到藐姑射山上去了。何以有如此聯想？曾聽葉先生講，她在溫哥華教書時，每天的日常是，早起去圖書館工作，帶一個三明治作午餐，餐后即與學生會面討論學習問題，晚飯后一般要工作到凌晨兩三點才休息，年復一年，日復一日，皆是如此。回國后在南開依然如故，九十歲以前堅持每天工作到深夜。而且她的生活素來儉樸，對服飾飲食要求極低。如此精力和精神，現今有幾人具備？在億萬躺平者看來，她不是神仙又是什么？

1983年大學畢業后，沒有機會再聽葉先生的課。直到2000年，葉先生來我工作的海南師范學院講學，才有機會再見。事后院長劉和忠先生要我為此寫篇文章，我寫了散文《聆聽葉嘉瑩》，先后發表在《海南日報》和《中華讀書報》上。此文未涉及葉先生的學術成就，感覺有所欠缺，于是又寫了學術評論《迦陵詞心賦絕唱》。

2014年是葉先生九十大壽，5月10日開始，南開大學為她舉辦了隆重的祝壽儀式和多項活動。我應邀參加。此時距葉先生回國任教已經二十五年，這期間她的影響與日俱增，可以說名滿天下了。儀式開始時，先由南開大學合唱團登臺獻歌，這些穿著紫色衣裙的青年男女，散發出溫和純凈的氣息，他們成了葉先生青春永在的生命背景板。然后由專程前來的加拿大阿爾伯塔大學校長、校董一干人給葉先生授予名譽博士學位。這些白發蒼蒼、峨冠博帶的老教授神情莊嚴，步履穩重，言詞典雅，從他們身上，我看到的是學術的高貴，學者的尊嚴。

在葉先生致詞后，有多名代表發言。此時我遭遇尷尬。按原本安排，代表大陸老學生發言的應該是我的同班同學，時任國家外文局副局長的方正輝，但他沒有接到通知，根本沒到天津。陳洪師緊急命我上臺替補。我毫無準備，且儀容不整，衣衫凌亂，與整個會場格調氛圍極不協調。精神因此緊張，前言不搭后語，效果可想而知。按慣例，我發言結束，應該走到葉先生座前致意、行禮，然后退下。但慌亂中，我不敢前趨，只是遠遠鞠躬，然后逃之夭夭。還好陳洪師沒有任何責怪。

參加慶典活動的嘉賓學者除了國內，來自北美港臺的多是葉先生三四十年前的老學生，他們大多已經白發蒼蒼。尤其美、加的洋學生，他們用純熟的漢語，回憶當年聽葉老師講課時的情景，仍然激動不已。這些老學生大多數我都不知道，只有來自臺灣的作家白先勇、詩人席慕蓉、歷史學家汪榮祖，算是比較熟悉。

白先勇先生發言時談到，當年葉先生在臺灣講詩，所到之處，場場爆滿。詩人痖弦為葉先生的風采所傾倒，文學界一幫朋友鼓動他前去追求。痖弦連連搖頭說，你們不懂，葉嘉瑩看著溫婉親切，其實內心冷靜孤寂，根本沒戲。眾人細想說，果然，信然！葉先生后來在回應類似問題時說，她終其一生并沒有真正談過戀愛。她把自己嫁給了詩歌。我想起《論語》里的話，子夏說，“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我以為葉先生則是，望之儼然，即之也靜，聽其言也美。

言為心聲。 葉先生之言有多美？ 我曾這樣描述：

她吟花，我們看見花在搖曳綻放；她詠水，我們眼前有水回環流蕩；她說霧，我們覺得四周一片片嵐靄迷茫；她唱風，我們能感到秋木枝葉在寒氣中顫動飄揚；她念到黃鵬、黃鶯，我們好像聽到真有鳥兒在窗外鳴囀歡唱……她說話的聲音像水晶、像珠玉、像鉆石，晶瑩剔透，溫婉圓潤，光明華麗；她的聲音即使最蒼涼時也有一種童音般的清脆，最歡快時也有若隱若現的悲傷。她在春天的詞里吟詠生命的凋零，在秋天的詩里贊頌人生的悲壯；她能從花前月下的兒女情長，讀出英雄豪杰的家國之思；從酒徒貳臣的狎妓縱酒，體會忠臣志士的天下情懷。她說話時手臂隨語調變化而擺動如水波，手指自然彎曲宛若京劇演員那樣的蘭花指，優美雅致。她寫在黑板上的字就是書法，行云流水，深得王右軍之瀟灑風神而有蘇軾的從容沉著。她從來沒有講稿，要講的所有詩詞都爛熟于心，脫口而出毫無滯礙。這一切好像都體現著詩的生命的自由流暢。詩是有生命的，而且生生不已。她一再說，當你把自己的生命投入到詩中時，你體會到的就不僅僅是那些字面的東西。字面下的精神，就是中國詩歌的精華所在，就是中華文化的偉大秘密所存。（《聆聽葉嘉瑩》）

祝壽活動中還有一個展覽，展出的是葉先生從中學時代到現在的照片、課堂筆記、手稿、錄音、錄像、各種票據等，幾乎無所不包。讓人驚嘆她對一切文字材料的珍惜。經她的手，歷史在這里凝固為圖像聲音，變成一種極為常見而又特殊的生命存在。

次日晚上，陳洪師選一家蒙古風味的餐廳，設宴請葉先生和席慕蓉，陪客除陳洪師夫人孫老師，尚有陶慕寧和王立新兩位教授，其余五六位都是葉先生的學生。

葉先生和席慕蓉都是蒙古族。陳洪師夫人孫老師在內蒙古插隊做知青多年，能歌善舞，是烏蘭牧騎隊員，她幾乎就是半個蒙古人。陶慕寧是正宗蒙古族，王公貴族后裔。王立新雖是漢族，卻在內蒙出生長大，能豪飲，尤善酒酣耳熱之際大唱蒙古長調。陳洪師如此精心安排，讓大家恍然以為是在大草原上的蒙古包里縱酒狂歡。

葉先生始終溫和微笑，聽大家唱歌，很少說話。席間席慕蓉說，她特別羨慕我們有幸成為葉老師的在籍學生。她只聽課不算正牌。為彌補這個缺憾，她樂于把葉老師當明星來追，葉老師到哪里講課，她就追到哪里。先是在臺灣各地追，后來到大陸來追，大陸地域遼闊，她也緊追不舍。如此執著，實為罕見。

席慕蓉和葉先生都屬葉赫那拉氏，先祖土默特部的原鄉在吉林的葉赫水，但這個地方在何處，已經無人知曉。葉先生對席慕蓉說，你要找到葉赫水我就回去看看。席慕蓉果然去找，一番周折，居然真就找到了。她把葉先生帶到了葉赫水。

葉先生在曠野里迎風佇立，良久無語，此時無聲勝有聲，令人感動。這情景在紀錄片《掬水月在手》中有所表現。

葉嘉瑩圖片來源：東方IC

九十歲以后的葉先生，成了聲譽隆盛的文化明星，所獲榮譽多不勝數。原先她的影響力主要是在大學校園內，現在迅速外溢，急劇擴展到全中國，乃至全世界。她生命的最后十年，可以說是在聚光燈下、攝像機前、鮮花叢里、贊美聲中度過的。了解葉先生苦難一生的人會說，今天這一切，是她老人家應得的，苦盡甘來，難道有錯？！更何況，這位穿裙子的士，已經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獻了出去，毫無保留。

名高謗至，譽隆毀來，人心如此，也無足怪。貶損葉先生最常見的說辭是，她老人家也就是個講解朗誦詩詞的高手，對詩學并無高精深邃的研究，理論發明更是乏善可陳。是耶？非耶？以下只就幾個小問題，略陳管見。

學術貢獻

討論葉嘉瑩先生的學術貢獻，不能不約略提及現代中國的學術潮流。

新文化運動以后的中國文學研究，一是受胡適實用主義的影響，在“整理國故”的號召下，文學研究幾成考據的同義語。一是受意識形態的左右，文學研究成了說明階級斗爭、論證社會發展史的工具。對文學藝術、特別是詩詞自身的研究基本闕如，詞學尤其如此。詞的消極低沉情感，詞的綺靡浮艷風格，詞的女性陰柔氣質，常常受到指責批評，其價值被嚴重貶低。

正因此，葉先生在1979年回大陸講詞，專注于詞的審美感性的藝術生命本身，就使學界耳目為之一新。具體說來，葉先生詞學研究的貢獻，我認為主要體現在以下幾點：

一，進一步凸顯了詞有別于詩的根本特征。

在傳統文學史和詩學著作中，對詞與詩的區別，主要著眼于其音樂形式的變化推進和句式的變化，而對于詞與詩內在品質上的差異重視不夠。王國維先生為提升詞的藝術地位，特別推崇李后主，認為詞自他以后，感慨遂深，境界始大。換言之，詞在情感的廣度和力度、在視野的廣度和寬度上，完全可與詩媲美。他在《人間詞話》中已經意識到詞所獨具的審美特征，是“要眇宜修”之美，而且從多方面有所涉及，但缺乏系統化。

葉先生較靜安先生更進了一步。她指出，詞不但在音韻體制上有別于詩，而且在情感類型和精神內涵上亦有別于詩。具體說來，詩是言儒家之志、抒士大夫之情的，其功能如《毛詩序》所說，在厚教化、美人倫、觀風俗之盛衰，察政教之得失，而且如孔子所說，有訓練言談交際、多識草木蟲魚之名的實際作用。但詞則不同，詞是空言，戲言，是閑情，是“偽”情，其作用在游戲，在消遣，既無明道載道之使命，亦少抒情言志之命意。在這個意義上，詞其實最具備康德所說的審美的無利害 (唐詩所抒之情，常與詩人自己的情感有過于直接的關聯)和無功利性(唐詩常有干謁、考試及因詩名世而再得實利的種種實際效用)，因而是最純粹的文學形式之一。

葉先生更進而把整個詞的形態依歷史發展順序，概括為唐末宋初的歌辭之詞、北宋中葉逐漸形成的詩化之詞和南宋后期出現的賦化之詞，此三類彼此并無優劣高下之分，但其中的佳作，“莫不以具含一種深遠曲折耐人尋繹之意蘊為美”。

雖然詞與詩的區別，自宋代以降，一直有人言說，而且推崇婉約詞者亦代不乏人；但現代以來，婉約詞實際上一直受到貶抑，未獲公允評價。葉先生一反此種“進步”偏見，推崇婉約詞，確有重新為詞正名、恢復其本來面目、給予公正評價的積極作用。

而且，葉先生如王靜安一樣，始終把討論詞的重點放在溫、韋、馮、李等花間派詞人和宋代晏、秦、柳、姜等婉約詞人身上，其用心亦在此。她說，詞非但不遜于詩，而且具有一種“既可以顯示作者心靈中深幽之本質，且足以引發讀者意識中豐富之聯想的微妙作用。這可以說是五代及北宋初期之小詞的一種最值得注意的特質”。實際上這種“歌辭之詞”，也是葉先生最為欣賞的，因為它能給讀者提供最大的審美再創造空間。因此，評詞就不能簡單套用傳統儒家言志緣情的詩學標準。詞既自成一體，理當有自己的評價標準。

二，明確了詞作為獨特文體的美學品格。

王靜安已提出詞最突出的審美特征，是“要眇宜修”。如同中國傳統詩學的其他范疇一樣，人們對這個“要眇宜修”很難作出清晰的說明和嚴格的界定。

葉先生從這個詞的緣起，仔細考察了其含義的演變，從形式和內容兩方面作了簡明而又準確的解釋：從形式方面說，詞的“參差錯落之音韻及節奏”，是促成其“要眇宜修”之美的一個主要因素；從內容方面看，早期小詞專寫閨閣兒女傷春怨別之情，以及作者寫作時不經意流露的“內心所潛蘊的一種幽深隱微的本質”，這兩點正是內容上的“要眇宜修”所以存在的根據。形式方面比較好理解，內容上的這兩點需要略加申說。前者，是說閨閣兒女傷春怨別之情，常常是一種輕微含蓄，無法直言、明言，又不能不言的感情乃至感覺，妙在若有若無、似是而非、似非又是的輕靈朦朧；后者則是說，作者言志的嚴肅用心，雖然更多是通過詩文等其他藝術形式來表達，但在詞這種“詩余”的消遣游戲的筆墨中，又不可能不流露那種嚴肅的心志。

張惠言正是注意到了這一點，但他把作者不經意的自然流露勉強解釋為刻意所為，這就走向了謬誤。更重要的是，從讀者來說，該如何把握理解的分寸？讀者發現作者用心或把自己的理解強加給作者，這兩者的界限何在？

為解決上述問題，葉先生又進而從審美動力的角度，提出了“感發”這個概念。所謂“感發”，即是能激發讀者想像感情的力量。“感發”源于古典詩學的基本概念“興”，而“興”即是“興發感動”之意。問題的關鍵在于，在一首詞的文本中，這個感發的作用究竟是如何存在、如何發生的？傳統詩學至此，即語焉不詳了。葉先生綜合運用現象學美學、結構主義、接受美學、解釋學等現代西方批評理論,對這個棘手的問題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解說。

首先，從根本上說，詞之具備“感發”力量，是因為詞作為藝術作品，是一個潛在的審美對象，其中就隱含有激發讀者審美心理活動的意向性結構。所謂意向性結構，是說作品在未被欣賞之前，還是一個簡單的、留有大量空白有待填充的“略圖”“框架”，只有進入欣賞過程后，讀者根據自己的審美經驗和“完形”心理功能，填充這個“略圖”“框架”，從而成為完成了的審美對象。由此可以認定，感發力量并不是作品中某種純然客觀的特質，而是具有誘發讀者想象情感作用的藝術結構。

其次，葉先生特別強調了索緒爾關于語言歷時性結構的觀點對解釋詞之“感發”力量的重要性。任何一個詞語，其意義都有一個歷史發展的過程，或者說一個詞的豐富含義是長期歷史沉積的結果，葉先生認為，這正是中國古典詩歌特別是詞的意義生成之關鍵所在。自《論語》問世后，松柏就有了人格象征的意義；自屈原以后，詩歌中的香草、美人就再也不是純粹自然的香草、美人。所謂作者未必如此想，而讀者未嘗不可如此想。

第三，葉先生更進而用接受美學和闡釋學的觀點，為這種審美再創造的可能性作了充分論證。按這兩種理論，任何文本的現實意義都是被解釋出來的，不存在超然于讀者解釋之上的客觀意義；而且，同一文本因為時代、文化和解釋者個人條件的不同，可以出現不同的解釋意義。一言以蔽之，無論文本有何種意義功能，最終文學價值的實現，靠的是讀者的解釋。

以上三點，正好從主客體關系、作品(語言)本身的多層意義結構和讀者作用這三方面，論證了“感發”得以發生的條件和原因，從而使一個中國古典藝術美學的模糊范疇，具有了理論清晰性和說服力。

三，從更廣義的文化角度看詩詞的功能。

文史學界對詩的文化作用，有兩種相反意見。一種是陳寅恪先生的以詩證史。即，由詩的意義推想詩人的心理乃至推究詩人的行為經歷，或以詩為史料，使之成為歷史研究的佐證。一種是錢鐘書先生的觀點，他認為詩既是想象的情感的產物，因而大多不足征信，情感心靈的真實，不等于歷史事實的真實。他甚至認為，一般傳記都難免有向壁虛構的嫌疑。陳先生相信詩近于史，而錢先生則懷疑史偽似詩。葉先生對詞的態度，其實介于這兩個極端之間。

她認為，有的詞人，比如韋莊、馮延巳、李煜，所作之詞與他們的遭際和心路歷程有密切關系，因此在解釋時，不可完全脫離詩人身世行事，鑿空妄語。相反，還應以“本事”為解釋的基本依據；但是有的詞人，比如溫庭筠及北宋前期、南宋晚期的一些詞人，他們的一些詞作確實是消遣游戲的“空言”假語，由這些詞去推想詞人的身世和情感經歷，顯然不妥。相反，正因為這些詞不具備“傳記性”歷史價值，因而最符合新批評的理論主張——專注于文本本身，而不必考慮作者的因素。這樣的作品，才最能給解釋者提供足夠的想象空間，可以自由馳騁而不必顧慮作者是否確有“寄托”之命意。

葉先生從當時的思想文化環境、學派紛爭以及學者個人學術淵源等方面，對常州詞派的比興寄托之說，作了非常細致到位、令人信服的分析，否定其簡單獨斷、毫無根據地認定詞人必有寄托的錯誤判斷，又肯定其合理內涵，認為“重視由語言及意象所引發之聯想的所謂興于微言之批評方式，則實在與西方現代派詩論更為接近”。

四，對王靜安的研究，在她的整個詞學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

靜安先生的《紅樓夢評論》，是用西方現代哲學思想解釋中國傳統經典的第一篇經典文獻，它與同時代中國學者的傳統學術研究判然有別。但靜安先生的《人間詞話》，卻是一部有創建的古典著作，“既有對傳統詞學的繼承和突破，也有對西方理論的接受和融會”。但總體說來，此書整體上仍然屬于傳統的詩話、詞話范疇，所用概念未得到明確界定，理論言說仍然采用片言只語的隨感方式，“于是使得一些極精辟的見解都成為了零星瑣屑的談話”，全文雖隱含有較為統一的思想關聯，但缺乏嚴密完整的理論結構。葉先生的貢獻可以說是把王靜安在《紅樓夢評論》中獲得成功的方法，移用于《人間詞話》的研究，使我們對《人間詞話》各基本概念的含義，有了清晰的了解，使該書的內在思想邏輯得以彰顯。

經過幾十年逐漸深化的努力，葉先生對詞的體式、詞的內涵、詞的類別、詞有別于詩的根本特征，以及直到王靜安的詞學研究，都達到了真正融會貫通的理解，而這體現在她充分論證了這樣一個命題：“要眇宜修”是詞所獨具的審美范疇，“境界”是這一審美范疇的具體表現形式，而“感發”則是“要眇宜修”之審美活動得以發生、“境界”得以形成的動力所在。

王靜安在《人間詞話》中對“要眇宜修”和“境界”都有深刻精彩的論述，但兩者之間沒有真正打通。葉先生的貢獻，就是在靜安的基礎上，獨創“感發”(審美精神活動)這個概念，使作為審美對象的詞和審美主體的詞人、讀者，通過不同層次的“感發”，完成從創作到鑒賞批評的整個過程。

說到底，“境界”“要眇宜修”“感發”這三者實際上是一回事。而這種統一，正好體現了中國傳統詩學乃至整個中國傳統藝術思想(基本概念)的最根本的特征：對象、主體和活動的三位一體。明白了這一點，王靜安所謂的有我、無我、三種境界等等著名的模糊說法，都會豁然開朗、一派澄明。

葉先生依憑她對古典文化通達無礙的理解，引用西方理論解釋了王靜安，而我們則通過葉先生的解釋，理解了詞、王靜安和葉先生自己的思想。

中國傳統學術極重傳承，視之為文化延續發展的根本。葉先生所持論，就其大者觀之，甚少與傳統見解對立，其說初看似無新奇，細讀比較，方能見其發展演進痕跡。

葉先生之學術淵源，由大到小，可從三個層面觀之。一為先秦儒家詩教。葉先生說，她最喜歡的書就是《論語》。這無需多說；二是唐宋以降的詩詞及其評論（詩話、詞話），尤其是顧隨先生不受理性思維約束，自由放達的詩學，對葉先生影響甚大；三是王國維的詩學。第一個層面是學術的人文傳統基礎，后兩個層面則是學術傳統本身。脫離了這兩者的人文學術，很難想像還有什么真價值。

葉先生正是在這樣一個傳統基礎上，再加上她所處的時代，她的坎坷豐富的人生閱歷，她終生所從事的中國古典文學教學工作，使她對整個中國詩詞都爛熟于心，其體會的細致微妙、幽深悠遠，似已經達到無須語言、亦難以用語言傳達的極致境界。她長期給非中國文化背景的歐美學生講授詩詞，要求她從一種陌生的立場，用對方所能理解的方法解釋作品。這樣反復講解，使她的詞學逐漸形成了一種異乎尋常的風格，抉幽發微而又絲絲入扣，詩意盎然而又清晰明了。

1948年春，葉先生將南下金陵成婚。恩師顧隨先生賦詩相送，其中有句云：“分明已見鵬起北，衰朽敢言吾道南。”苦水先生把傳承他學說的希望寄托在葉先生身上。葉先生不負恩師厚望，先“南渡”，把中華詩詞傳到臺灣，然后是北美乃至世界其他地方，又于上世紀80年代開始“北還”，古老的唐詩宋詞在游歷歐美后重返神州大地。經過五十年的努力，現在幾乎凡有手機電視處，即有人觀看、聆聽葉先生講詩說詞。

奇妙之處在于，這一切并非葉先生刻意為之。她沒有開選題論證會，沒有游說資本贊助。她只是全力以赴做一件事，向更多的人傳講詩詞。以中國之大，人口之多，能喜歡欣賞詩詞者畢竟是少數，但“事情就這樣成了”。葉先生以這樣的“成”，為我們詮釋了她的“弱德之美”及其所蘊含的巨大的生命能量。

（作者系海南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

本文首發于《經濟觀察報·觀察家》

2024年12月02日第25、2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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