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合同詐騙罪辯護律師：合意型交易與合同詐騙罪

昨日咨詢，大概涉及融資性貿易，或者“名為買賣，實為借貸”。

咨詢者所述的其實是融資性貿易，或者借貿易之名開展融資、借貸行為，而非融資性擔保，可以理解為“名為買賣，實為借貸”。在這種模式下，買賣是名，并無交易之實。既不存在交易的意思表示，也不存在交易的實質行為，只是以提單、倉單以及收貨確認單據等作為形式，并無實際運輸、交付等增加交易成本的事實。

在這種模式下，確認提單等單據載明的貨物歸屬以及認定貨物的性質，本質上會影響案件。通俗講，如果簡單地理解貨物為一對一的擔保物，與將貨物概括地理解為擔保物，或者本無擔保而只是交易慣例形成的信用融資，等等，結果可能截然不同。

除此之外，結合在案證據確定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的目的何在，是定罪的關鍵。通常而言，借款時往往存在所述事實與客觀事實不相符，比如貸款時約定的資金用途為甲項目，但確實為乙項目所需，等等。但是，只要是未將資金置于高風險的境地，就不能以是否歸還款項為依據推定非法占有目的。

《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規定的情形并不是非法占有目的，只是實施了規定的行為再加上有非法占有目的才能認定合同詐騙罪。當然，這些情形也是據以推定非法占有目的的客觀事實，不能完全隔離，獨立審查推定。舉例而言，行為人提供了虛假的產權證明作擔保的目的可能是簡單地為了取得貸款后進行生產經營，也可以是為了歸還之前的經營貸款，也可能有其他目的。

就拿償還經營借貸來講，只要償還的舊貸款確實用于生產經營，其本質也是一種經營行為。另外，再審查借款到期后的還款意愿和還款效果。“行為人雖一時不具備還款能力，但能夠積極籌措資金，實際歸還了全部或者大部分貸款的；或者雖無還款資金，但能夠提供相應的無權屬爭議的擔保物保證還款的，后又實際歸還了全部或者大部分貸款的；或者有其他類似的積極還款行為以及保證還款措施的，均不宜認定行為人有非法占有的主觀惡意。”

審查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著重在貸前、貸后款項使用以及貸款到期后還款情況，即便存在刑法規定的相關情形，也需要結合其他的證據綜合審查，不能簡單地以規定情形代替非法占有目的。

實踐中，也存在融資性擔保活動，如果實際開展了融資性擔保活動，而無許可的，則可能有非法經營之嫌。融資性擔保指的是擔保人與銀行業金融機構等債權人約定，當被擔保人不履行對債權人負有的融資性債務時，由擔保人依法承擔合同約定的擔保責任的行為。這是《融資性擔保公司管理暫行辦法》規定的概念，實質上屬于特許經營的項目，必須經過許可才可開展此類經營活動。

合同詐騙罪的被害人的認識是另外一個重點，如果沒有陷入錯誤認識的，不應當認定為合同詐騙罪。前述咨詢中，資方在“出借”款項時對于款項性質究竟是買賣合同款項還是借款有清醒認識。如果認為是買賣關系，則其作為買方應當及時接收貨物，對貨物享有所有權。而如果是借款，需要考慮貨物是不是抵押物。如果屬于抵押物則應當明確，“買賣合同”不能確定貨物是否屬于抵押物。

如果不能確定，則有沒有可能是交易慣例形成的信任，屬于信用貸款性質，無需抵押。此時是不是可以考慮借款人實際上以其經營所得承擔還款的來源，而非“買賣合同”中約定的貨物。既然如此，借款人將貨物出售給第三人是不是能夠認定擅自處分抵押物，而屬于合同詐騙行為呢？

顯然值得探討，最起碼不是確定的詐騙行為。

經濟往來過程中，往往存在不能按期履約的違約行為，而且在簽約、履約過程中難免會有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的行為，但是此種行為并不屬于詐騙犯罪的范疇。

法秩序同一原理要求刑法在民事法律無法解決時才能考慮適用。而且作為民法保障法的刑法本質是保障民事法律關系，而非輕易否定交易。《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充分履行檢察職能加強產權司法保護的意見》規定，“嚴禁以刑事手段插手經濟糾紛。”對于合意或者“被害人”已意識到風險而不會陷入錯誤認識的情形，不應認定為詐騙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