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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時昕

編輯| 李珊珊

去年，科睿唯安官宣，Elife因新的出版模式將不再被賦予影響因子。這場新的出版模式與舊有的評估體系的沖突，引發了對于學術出版體系該往哪里走的思考。

長久以來，學術出版承載著雙重使命——向大眾傳播科學知識與建立作者個人的科學信譽，然而這兩者的目標有時并不一致。誠然，這兩大目標都能激勵學者們投身于有深度和廣度的研究之中，但迫切的追求科學信譽也會引發問題。商業出版機構巧妙地把握住了出版在知識傳播與學術認可中的樞紐地位，從而在學術界中攫取了豐厚的利潤。然而，如果徹底地放棄這一切，一個新的科研評估體系又將建立在什么之上？

近期，PNAS發表的一篇長文《學術出版中的激勵錯位及其對期刊改革的啟示》（The misalignment of incentives in academic publishing andimplications for journal reform）中，作者匯集了多方觀點，探討了這條學術出版和評價體系的革新之路。

文中提到：學術期刊的初衷在于傳播科研成果，然而對于今天的眾多研究者而言，這一目標已經與服務于學術聲望的經濟體系（即在知名刊物發表文章、引用次數、影響因子及所屬機構）緊密交織。問題在于，出版的目標——記錄新知識與建立科學信譽——往往相互矛盾。前者得益于積累大量整合性成果并詳盡、嚴謹的闡釋理論，而后者則激勵科學家們以最大化其評價指標的方式進行發表。例如，追求指標最大化可能導致科學家們優先考慮新穎性，并夸大研究成果以期在 知名刊物上發表，而這也可能阻礙知識的傳播，因為研究者可能因擔心無法在頂級期刊發表而隱瞞無效結果。

除此外，很長一段時間以來，商業出版公司利用出版在知識傳播與學術認可中的核心地位，在此過程中賺取了巨額利潤。有觀點認為，商業出版組織的盈利目標可能導致對審稿人無償服務的剝削，增加科學家傳播其研究成果的成本，并使得學術界和圖書館為開放獲取支付高昂費用。許多學會，無論是由非營利出版機構運營還是依賴商業出版公司，也將其期刊視為支持年度會議、旅行補助和獎勵作者等活動的重要收入來源。

然而，自來如此，就是對的嗎？還有其他替代方案嗎？

在下文中，我們將基于上述論文內容，探討學術出版中激勵機制的復雜問題，以及旨在解決這些問題的替代出版模式。

01 學術出版控制學術聲望的命脈，這是如何發生的？

學術出版的歷史與大學的發展以及學術的專業化進程緊密相連。在19世紀之前，學術機構寥寥無幾，大多數學者都是富裕的個人，他們要么能夠自費進行研究，要么在主業之外從事科學研究。從17世紀末開始，這些學者開始創建科學學會（例如1660年成立的倫敦皇家學會），以促進學術研究。許多這樣的學會資助了學術期刊的出版（例如皇家學會自1665年開始出版的“PhilosophicalTransactions”），但并非以盈利為目的。

在此期間，商業出版公司也相繼成立。這些實體傾向于出版簡短的研究報告和科學新聞，而非詳細的原研究文章。1900年之前，很少有商業出版商能夠實現盈利，學術出版物很少能夠產生足夠的收入來抵消其開支，包括紙張、油墨和排版等材料的成本。一些出版商為了提升銷量，甚至夸大某些研究中更為聳人聽聞的方面（例如遙遠土著居民的性習俗）。

19世紀見證了學術機構的增長和新大學的建立，從而催生了一個專業的學術社區。除了教學，教授們還被期望積極參與研究，這通常是通過參與科學學會及其期刊來實現的。1830年，巴貝奇（Babbage）提出，學術成就應通過學術著作的作者身份來評估。到19世紀末，研究成果和學術職位就通常依賴于已發表的期刊文章列表。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大學數量大幅增長，科研環境和出版實踐也發生了巨大變化。北美和歐洲各國政府都推動了高等教育的擴張，學術人員的大規模招聘隨之而來。于是，評估應聘者學術貢獻的需求也在增加。學術職業晉升被大學規范化，其中“研究聲望”成為聘用和晉升的主要標準。

商業出版公司充分利用了二戰后大學得大規模擴張，荷蘭公司Elsevier和英國公司Pergamon Press采取了多種盈利策略。首先，他們將商業出版的重點從科學新聞和簡短報告轉向了原始研究文章。作為這一轉變的一部分，他們還在新興科學學科中創建了許多新的研究期刊，針對那些沒有自己期刊的年輕學會。1950年，全球大約有10,000種期刊。到1980年，這一數字攀升至62,000種，到2019年達到80,000種。其次，他們不再主要向個人銷售，而是針對那些可以為每份訂閱支付更多費用的機構。第三，他們通過以英語出版并針對全球機構，利用了國際市場。Elsevier和Pergamon Press采取的方法在盈利方面非常成功，以至于其他商業出版公司以及非盈利的出版機構（例如科學學會和大學出版社）也紛紛效仿。

商業出版商意識到，為了從出版科學新聞和簡短報告過渡到原始研究論文，他們的期刊需要被視為高質量研究的正規發表渠道，這便涉及到如何對來稿進行評審。

在18和19世紀，科學學會通常會招募合格的會員自愿審閱論文，然后再進行發表。同樣，商業出版商也招募學者擔任編輯委員會成員和審稿人。由于這傳統上是一個自愿工作，商業出版商認為沒有必要為這項工作提供報酬。于是，現代的同行評審過程就此誕生。

如今，通過同行評審系統傳播的研究在大多數機構評估中具有重要分量。在許多領域，商業出版商主導了學術出版，從而控制了“學術聲望經濟”（academic prestige economy）。2015年，估計社會科學領域70%的文章和自然科學領域50%的文章由四大商業公司之一（Springer Nature、Elsevier、Wiley和Taylor & Francis）出版。

隨著學術期刊數量的不斷增長，人們開始采用了各種指標（如引用次數和期刊影響因子）來幫助區分彼此。隨著21世紀初數字出版的興起，使得指標變得更容易收集和分析，因而成為學術聲望經濟的關鍵元素。與同行評審一樣，這些指標也與出版公司的利潤驅動目標緊密相連。

02 出版或是毀滅？現代期刊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在今天，成熟的學術出版體系中的現代期刊，其發展目標有3個，然而，這3個目標，有時卻是互相沖突的。

a.為出版商和學會創收

應該承認，出版商受利益驅動運作期刊時對于依賴他們出版期刊的科學學會可能是有利的，即使這些學會有時只能獲得其期刊收入的一小部分。

不過，先前試圖改革出版業務的努力（如開放獲取）并未能阻止科學期刊的進一步商業化。低收入國家的研究人員的確可以免費訪問開放獲取期刊，但他們發表自己工作的成本卻更高了。另外，掠奪性期刊幾乎會為利潤發表任何東西。同樣值得關注的還有“論文工廠”，它們大規模地偽造和出售論文，試圖以假亂真。

b.作為傳播科學發現的載體

期刊在傳播學術成果中扮演著關鍵角色。然而，當前的過程也存在很大問題。特別是，期刊作為把關者，必須先對來稿進行同行評審，所以它們只接受少數文章發表。一些人認為，這種選擇性對科學有利，因為它僅關注最好的研究報道。然而，也有人認為這種方法并不一定有助于提高已發表工作的嚴謹性，因為這種做法可能導致科學家要么完全致力于知名期刊的發表——在每次被拒后嘗試下一個知名期刊——要么根本不撰寫稿件，將那些可能不太符合期刊接受標準（這些標準通常包括新穎、明確的結果）的研究數據束之高閣。

此外，傳統的訂閱模式限制了人們對付費墻后論文的訪問。雖然這種出版模式通常對作者免費，但對于希望訪問期刊的實體來說，往往需要支付高昂的訂閱費用，從而造成了訪問上的不平等。而在開放獲取出版的情況下，期刊收取的高額文章處理費（APCs）又為希望傳播其工作的研究人員設置了障礙。這些費用可能會給個別研究人員帶來沉重負擔，特別是那些來自資金不足的機構或發展中國家的研究人員。由于財務限制而無法訪問或發表研究，阻礙了關鍵科學知識和創新的共享。

最近，商業出版公司試圖通過一些變革性協議來解決付費墻和高額APCs的問題。根據這些協議，出版商內容的很大一部分或全部內容將無需付費墻即可向讀者開放訪問。此外，許多這些協議還涵蓋了作者在其機構中以開放獲取模式發表作品的費用，即作者本人無需支付額外的APCs。然而，變革性協議要求機構為這些交易分配大量的資金。與這些協議相關的成本可能會對機構預算造成壓力，特別是對于較小或資金不足的機構。

c.為研究者分配學術信譽

早期學者的學術聲望與成為某個精英學會（如倫敦皇家學會）的會員密切相關。隨著專業科學家數量的增加，這一榮譽被稀釋，需要新的方式來分配聲望。

如今，影響學者終身職稱和晉升的主要因素是出版物、引用次數和科研經費。這些因素相互依存，因為獲得經費的可能性受到個人出版記錄的影響，而出版能力又在一定程度取決于研究能否獲得資助。這兩個因素都給研究人員帶來了巨大壓力，尤其是在他們職業生涯的早期階段。這導致了學術界“不發表就出局”（publish or perish）的文化以及出版偏見：研究人員面臨著持續產出和發表學術工作的重大期望，同時還需要通過選擇性報告數據來提高他們在知名期刊上發表論文的機會。

盡管追蹤出版物數量易于實施，但僅依賴出版物數量會忽視論文質量的重要性，并可能使科學家不愿追求更深層次和更具風險的研究目標。我們需要激勵研究人員解決更重要的問題并發表更具影響力的論文。遺憾的是，如果缺乏具體指標，評估科研工作質量就變得很困難，需要耗費時間且通常需要該領域的專業知識，因此學術機構傾向于依賴具體指標（如引用次數和期刊影響因子）來評估學術質量。

無論是從研究人員還是參與者的角度來看，生產更多論文的激勵可能會對來自結構性弱勢背景的人產生更大的影響。來自代表性不足和弱勢背景的研究人員不太可能擁有參與大量合著的關系網。如果“重要”的是影響因子，而影響因子又是誰認識誰（并因此引用）的函數，那么代表性不足和弱勢背景的研究人員就不太可能被其他學者引用——即使他們的工作更具創新性。因此，許多人認為學術界的“不發表就出局”的文化對大家都不利，尤其對代表性不足的群體更為不利。

03 新模式和新平臺會帶來一個 學界重新掌握出版的新時代嗎？

基于上述的弊端，有觀點認為，學術機構和科學協會應重新掌控科學出版。當然，我們不太可能通過要求出版商放棄其利潤豐厚的業務并移交期刊權利來實現。作者總結了期刊改革可以使用的各種實現方式：

1.學術機構/協會創建由自己控制的頂級期刊，并邀請現有營利期刊的編輯團隊轉向新的非營利期刊。

2.科學學院和學會呼吁科學界加入這場爭取獨立的斗爭，即號召大家僅為非營利期刊投稿、審稿和擔任編輯，共同努力重獲控制權并節省資金。

3.由于大多數學院缺乏在線或印刷出版技術工作的資源和人員，學院可以公開招標，邀請能夠完成這項工作的技術公司（包括營利出版商在內的有經驗的公司均可申請）。

而在這些由上到下的激烈變革發生之前，一些靜悄悄的改變正在進行。在某些領域，例如機器學習，預印本和學會會議論文集等替代出版模式已經被視為比正規期刊出版更具聲望。這是因為某些有影響力且被高度引用的文章可能僅存在于預印本服務器上。此外，基準驅動研究的性質，例如在機器學習領域，通常不需要事先的同行評審。在這種情況下，預印本服務器可以加速基準驅動研究中的“快速科學”進程。

在其他的一些領域，預印本通常被視為比傳統期刊文章更具風險的研究績效指標。然而，一篇論文的真正價值只能通過閱讀和評估來確定，無論它是作為預印本出現還是在一個有聲望的期刊中。因此，對預印本的認可度正在上升。在評估質量和可信度時，預印本的下載量或引用次數等指標是可以被使用的。雖然這些指標并不能完全代表該預印本論文的質量，但它們可能也不比傳統期刊的影響因子等指標更不可靠。

對于預印本文章，許多研究人員的主要擔憂是文章未經同行評議。此外，與挑選出來更針對相關領域的期刊不同，包羅萬象的預印本數據庫瀏覽起來也有很多困難。獨立非營利出版商eLife期刊采用的新出版模式為這兩個問題提供了解決方案。

自2012年以來，eLife一直是一份備受尊敬的生物醫學科學期刊。在其第一個十年中，它采用了標準的同行評審期刊模式。從2022/2023年開始，eLife轉向了一種完全不同的模式，其中：

1）僅對預印本服務器上發布的文章進行評審，

2）同行評審不再作為接受/拒稿的依據，

3）發表文章的數量不再受到人為限制。在這種模式下，是否在eLife上“托管”（而非傳統意義上的發表）文章的決定由編輯（他們是活躍在科研一線的研究人員）在同行評審之前做出，并且評審意見作為評論與論文一起呈現。

雖然eLife的方式是出版模式上的一個重大變革，但并不具有破壞性。實際上，期刊仍然會進行篩選，只是現在編輯的任務是決定哪些文章適合托管。對已經公開的手稿進行篩選，可以擺脫非黑即白的接受/拒稿決策，并使出版過程重新聚焦于其最初的目標——傳播和幫助讀者理解科學作品。當然，eLife改變出版流程的時間尚短，其實際的影響還需要進一步研究。

eLife并不是唯一承擔預印本評審責任的組織。Peer Community In (PCI)是一個社區驅動的服務，提供免費且獨立于期刊的預印本評審。預印本評審是為了在評審者和預印本作者共同改進論文后，得到“推薦”，由推薦者（類似于傳統期刊的編輯）認可文章發表。

PCI推薦的預印本可以被引用并作為經同行評審的論文使用，從而繞過了傳統期刊的發表模式。同時，這些論文也可以在“PCI友好”的期刊中發表。

對PCI的一個擔憂是它可能缺乏科學學會所能提供的聲望，而讓學會承擔評審/認可預印本的角色或許可以解決這一問題。學會可以借鑒eLife的方法，成立類似于期刊編輯委員會的“認可委員會”來承擔這一責任。通過該委員會，文章可以受到認可并將評審意見隨文章一同發表。這為科學學會重新掌控出版提供了一種機制。為了促進這一過程，預印本服務器（如ArXiv和PsyArXiv）可以修改其平臺，允許學會直接在預印本頁面提供其認可和上傳評論。

除此外，還有模塊化出版和微出版物。前者是一種將一篇大論文分解成小模塊的替代出版方法，后者則是描述單個結果或聲明的小文章，沒有“更廣泛的敘述”。許多期刊，如F1000、eLife和PLOS Biology，都發布微出版物。模塊化和微出版物代表了一種不同的寫作和傳播研究的方式。例如，Research Equals是由德國柏林的Liberate Science運營的模塊化出版平臺，而Octopus是一個英國的模塊化出版平臺。

Research Equals沒有固定的模塊數量。根據研究類型，研究人員可能會發布六個模塊，也可能會發布十五個模塊。Octopus提供了一個更結構化的八模塊過程，包括一個審查模塊。Octopus還設計允許將模塊“串聯”成一個連貫的敘述，可以提交給期刊進行傳統出版。

04 變革的出版模式會沖擊今天的科學評價體系

期刊改革的一個重大障礙是潛在的出版資金模式變化。在替代出版模式下，誰應該支付研究出版和傳播的費用？例如，預印本服務器和PCI提供免費服務，而eLife的出版費用為2000美元。對于一些依賴傳統期刊盈利的科學學會，轉向新出版模式將帶來巨大的成本。

付費出版模式（如eLife的模式）可能是最明顯的選擇，但這種模式要求科學家有足夠的資金支付，可能導致成功出版更多依賴財務狀況而非質量。

解決學會資金問題的另一個方案是，從期刊收入模式轉向直接由會員、資助機構和學術機構資助的模式。例如，NSF為美國的科學學會和其他組織提供會議資助。這個項目可以擴大，從而減少學會對期刊收入的依賴。學術機構也可以直接支持科學學會，目前它們通過給出版商支付高額訂閱費間接支持學會期刊。

從研究人員的角度來看，改變研究工作流程和相關實踐的回報往往不明確，對于已經在傳統學術系統中獲得回報和收益的研究人員更是如此。

學科規范和標準在出版改革的成敗中也起著作用。例如，在定性研究占主導地位的學科中，像微出版物這樣的模式不太可能立足，因為這些學科的實證研究價值嚴重依賴于研究的背景和敘述的豐富性。將研究結果去背景化會完全破壞研究的有效性和質量。相比之下，在新冠疫情期間，微出版物在流行病學等領域非常受歡迎，因為這些領域的背景是顯而易見的，實證研究的結果才是焦點，且出版周期短至關重要。

而從學術界來看，這種出版模式的轉變的第一個挑戰則來自我們的學術評價體系和激勵結構（如科研經費發放機制，科研人員的晉升機制）。在文中，作者提到，在過往以論文數量、影響因子為核心的評估體系中，出現了不健康的“不發表就出局”的科研文化。甚至，研究人員為了晉升或是拿到終身教職而撰寫一定數量第一作者文章的壓力成了論文工廠崛起的主要原因。然而，新的模式中，我們仍需警惕，因為“對激勵結構的任何改變都可能產生意想不道德結果”。

對于這套新的科學評估模式，作者提到了荷蘭烏特勒支大學放棄“在所有招聘和晉升決定中使用影響因子”的例子；提到了適當鼓勵發表重復性研究，（從而解決學術界的可重復性危機）；提到了以公眾影響力作為評估標準，以質而非量作為評估標準等等。

總之，在過去的一個世紀里，科學取得了顯著進展，但也面臨著由激勵機制缺陷引發的諸多挑戰。學術聲望經濟的興起導致了諸如發表偏見乃至嚴重的學術欺詐等問題。因此，當前的學術出版激勵機制往往與學術出版的核心目標——知識創造與傳播——相背離。我們倡導將出版的目的，包括學術傳播、作者學術評估以及為出版商和科學學會提供資源支持，重新對齊，從而使出版體系更好的服務于研究人員和科學事業的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