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初期的順治年間，江南地區拖欠繳賦稅的情況已經十分嚴重。

表面上看，這不是因為清朝建立而拖欠，而是從明朝萬歷年間就已經很嚴重了：大量土地集中在江南士紳尤其是更高級別的退休大員們手中，他們早就養成了拖欠的習慣，而且還利用自己的特權，繼續不斷兼并剩余的土地。
順治年間的江南士紳們以為還可以繼續這樣的模式，所以就借由于戰亂而影響生產，恢復較慢需要時間，就繼續拖欠應該繳納的各項稅賦。

順治皇帝雖然年輕，可也知道江南自古就是稅賦的重點，現在新朝建立而江南士紳們還在故意拖欠，不僅國庫不足，而且其他較為貧瘠地區也有微詞，于是順治皇帝大為震怒。

順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清廷下令，凡是鄉紳拖欠錢糧達到一定比例，比如拖欠三成、四成以上的，即刻革去功名，打二十大板。拖欠八成或者九成的，即刻革去已獲功名，而且給戴枷兩個月示眾，然后再打四十大板，并補齊所欠賦稅錢糧。

不過由于順治年間的一系列不穩定情況還比較明顯，所以在具體執行過程中，江南各州府的地方官府們，往往選擇息事寧人甚至反過來替江南士紳們說好話，請求朝廷寬限。

所以這件事執行得并不好，效果當然更不好。
順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康熙登基后，在朝中輔政大臣們的建議下，把催繳順治十七年拖欠的賦稅錢糧作為頭等大事之一，此時的江蘇巡撫朱國治（就是后來在三藩之亂中不屈被殺的那位朱國治），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江蘇巡撫朱國治知道這不僅是拖欠稅賦的事，而且涉及江南士紳們是否甘心臣服的事，所以不斷借題發揮。

朱國治將蘇州、松江、常州、鎮江四府抗欠賦稅的士紳全部登記造冊，上奏朝廷嚴加懲處，共牽扯江南士紳數百個家族，人數超過13000余人——康熙皇帝雖然年齡尚小，但以鰲拜為首的輔政大臣也意識到了清繳拖欠賦稅的深層意義，于是同意實行嚴苛的政策。
公元1661年七月中，清廷發文規定凡是在當年二月還沒交齊賦稅的，全部革去功名，不得例外，而且需要押送京師問罪，不過看到朱國治羅列的、僅蘇松常鎮四府就革去了進士、舉人、貢生、監員等13000余人，感覺規模太多了，所以調整了一下：及時補交稅款的人可得寬恕。但最終仍有800人被押往京師問罪。

在這些被革去功名的江南士紳中有許多著名人物，比如吳偉業、徐乾學、徐元文、韓炎、汪琬等幾乎全部在內，江南士紳集團遭受沉重打擊，有些想繼續對抗的，不僅還被免去功名，甚至被投入監獄。
這一輪打擊后，清廷看到效果不錯，而且實際阻力并沒有原來預計的那么大，便決定索性借機徹底整治。

先是停止了江南六年科考，然后進一步削減江南地區的生員錄取名額，從明朝的60-70人一下子減為10多人，后來又削減到只有幾人的名額。

這下打中了江南士紳們的七寸，把他們賴以起家的功名之路給斷了，讓他們在當地沒有可以耀武揚威的資本和官方背書，所以江南士紳尤其是頂級的豪紳集團這才俯首認輸。
從順治末年到康熙初年，這一系列以清繳江南士紳拖欠錢糧為始，以打擊江南豪門世族為終的奏銷案，從此讓江南老老實實——奏銷案，以及朱國治，注定要在清朝歷史上聲名顯赫，細細品味，很有意思。

直到康熙二十三年以后，包括平三藩在內的許多重大事項已經完成后，康熙皇帝這才下令，將江南的生員錄取名額慢慢回升。
到了康熙年間的中后期，由于對江南各方面的表現都很滿意，尤其是各項稅賦，再次成為全國第一，所以康熙皇帝甚至還增加了江南的生員名額，比如80多人、100多人都出現過。

這里聊一下康熙三十五年（公元1696年）各省解額的數據，即：八旗生員30名、順天生員80 名、國子監監生57 名、宣鎮及奉天共5名、江南83名、浙江71 名、湖廣70 名、山東60 名、山西53名、河南62 名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