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世臣，清代書法家、書法理論家。若單從書法實踐水平上來講，他算不上一個優秀的書法家，但是若從其對學生的引導與開啟層面上講，包世臣無疑是一位優秀的書法教育家。

清朝乾隆、嘉慶年間，因金石學和考據學得到極大發展，碑派書法也隨之蓬勃發展。包世臣作為清代碑學中興之際的中堅人物之一，其著作《藝舟雙楫》為推動碑派書法發展奠定了理論基礎。

他在此書中主要圍繞書法技法詳細闡述了自己的書學思想，從執筆運鋒到結字、章法和墨法均有詳解。力求從最微觀的層次去關注書法藝術的學習，具有很強的操作性，因而其《藝舟雙楫》一書一出，天下學書者爭相購買抄傳，很快形成了一股北碑熱。

也基于這種原因，包世臣借助其系統詳實的技法體系探索出一條具有包氏特色的書法教學之路。

地位低微的全才

包世臣一生接觸的學術較為廣泛，從農業、鹽務、河工、漕運、銀荒、兵事到文藝等都有涉獵。他主張經世致用的治學思想，然不得施展，其一生大部分的時間都為布衣。

包世臣，字慎伯，號倦翁，安徽涇縣人，因涇縣古屬安吳，故人稱“包安吳”。他出生貧寒，父親包郡學懂詩書，以文學見長，在家鄉傳授童蒙以維持生計，由于生性耿直，致使懷才不遇。

雖然童年時代的包世臣生活非常貧困，但是其父親卻具有遠見之明。自述，5歲時就被父親包郡學府君抱于膝上授以旬讀，同時開始習字。7歲時開始接觸《孟子》、《大學》、《中庸》等書，其天資聰穎且善于思考，深得其父喜愛，8歲時其父便攜他至白門讀書，此后一直輾轉于南京和涇縣之間，直至包世臣18歲那年因父親患病回歸故里，從事農業生產活動。

20歲時包世臣父親去世，他守喪在家，三年之后經程世純舉薦，成為安徽寧道宋熔的幕僚，從此也拉開了包世臣漫長幕僚生涯的序幕。

包世臣雖長于農家、法家，且懂兵事有奇略大志，卻無緣科舉，從嘉慶三年——嘉慶十二年，參加了多次鄉試均未果，直至嘉慶十三年34歲的包世臣方在江寧中了恩科舉人。次年包世臣入都參加會試卻名落孫山。此后他先后十二次入京參加會試，均未中。

嘉慶十五年，包世臣奉母攜眷至揚州寓居。此后便以揚州為中心，北上考試，南下訪友，足跡遍布大江南北。包世臣也因此結交很多志同道合的書家，與之相互切磋，書藝大進，為形成自己獨特的書學思想和書法教學方法奠定了基礎。

道光十五年，年已61歲的包世臣再次入京參加會試，終于以一等評價從候補官吏成為江西官員。正要赴任之時，其母查氏離世，包世臣只好在家守喪三年，至道光十八年始赴江西新喻任知縣一職。

他在江西新喻任職期間，為官清正廉明，不諳世故，終以處理漕務遭人陷害，在任未滿一年就被撫學兩院彈劾免職。經歷此事之后，包世臣漸漸淡泊其仕途抱負而趨于歸隱。

五年后，68歲的包世臣回到了江寧，定居于雞籠山籌市故居，同時將齋號改為白門倦游閣，過起了賣文鬻字的生活。

咸豐三年，太平天國定都南京，洪秀全將包世臣尊為“三老”之一，咸豐五年，包世臣結束了充滿坎坷的一生，卒于江寧，時年81歲。

書藝始于指法，終于行間

《藝舟雙楫》是包世臣關于文藝方面的論述研究，分為論文和論書兩個大部分，其中論書部分收錄了包世臣學書歷程、書法見聞、書藝見解以及與書法有關的題跋和往來手札。

包世臣論書，首講法。《藝舟雙楫——述書下》云：“書藝始于指法，終于行間”，又云：“聚字成篇，積畫成字，故畫有八法”。

包世臣的法包括筆法、結字、章法和墨法。關于筆法，在前人論書之述中比比皆是，但多是晦澀難懂抑或故弄玄虛，若非口傳面授，常令后學者茫然不知所從。

包世臣論筆法乃是從最微觀的層次去關注書法藝術的學習，具有很強的操作性，因而其《藝舟雙楫》一書一出，天下學書者爭相購買抄傳，很快形成了一股北碑熱。也基于這種原因，包世臣借助其系統詳實的技法體系探索出一條具有包氏特色的書法教學之路。

包世臣特別注重講述筆法，他認為構成筆法的主要因素有執筆和用筆兩個方面。只有做到了五指齊力、筆毫平鋪紙上、筆斷而后起，才能產生中實氣滿的審美效果。

這在當時是一個極有見地的主張，他已經突破了帖學的一般審美標準，使之與碑學的創作技法和審美取向完美地結合起來。

包世臣對于中實氣滿，著眼點不僅在一個筆畫上，而且把它推而廣之，認為一字有一字之氣滿，積字成篇后又有一篇之氣滿。這也很容易地使他發現了結字和章法中的大小九宮之說。

關于結字和章法，包世臣得于鄧石如和王良士。“完白計白當黑之論，即小仲左右有牝牡相得之意”的基礎上，發揮了宋人的九宮之說。

他認為每個字的精神挽結處為整個字的中宮，其余的筆畫都要服務于這個中宮，這樣以來，整個字的點畫安排便會勻稱而協調，便能使一個字的氣息飽滿，此為小九宮之說。

所謂的大九宮，乃是就全篇的章法而言。中間一字以氣息統攝分布在其周圍上下左右的八個字，周圍的八個字都和中間的一個字處于一種和諧的布局之中，而和諧的布局形成一股看不見摸不到的氣，這大九宮中的九個字要是每個字都能做到計白當黑、左右有牝牡相得之意，并且九個字又能夠俯仰映帶，彼此照顧，便使得這股氣在大小九宮中皆得圓滿。這實屬于包世臣的獨見之處。

此外，包世臣還時刻強調以用筆為中心，在用筆的基礎上把用筆和結字結合起來。他認為結字以用筆為基礎，但是這種用筆是峻落反收的，而不是像趙松雪那樣的平順之筆。用筆要是無力，做不到萬毫齊力，自然就不會出現王羲之那樣矯健有力又極富變化的體勢。

至于用墨，古來書家論之者不多。

董其昌可謂卓有成就，而包世臣又把墨法和筆法結合在一起論述，他說墨法要以筆法為基礎，有了筆法才有可能得到墨法，但是也有入只懂得筆法而不懂得墨法。

包世臣主張學習六朝碑刻書法，然而從六朝的碑拓上只能夠看到字的筆法，即使在新出土的那些完好無損的墓志銘的精良拓本中，也至多能夠得到筆法的來龍去脈和結字的別具匠心以及章法上的渾然天成，對于墨法卻無從得之。包世臣在碑學書法興起之初提出墨法實有積極意義。

在理論界，很多理論家認為包世臣的書法實際水平和他在理論上的貢獻有著很大出入，往往忽視了包世臣在開創“包派”中的作用，其實作為一個書法教育家，包世臣在“包派”的開創過程中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包派”在清朝乾、嘉以后，不但為碑學的發展開辟了一條嶄新的道路，而且為廣大書法愛好者指出了一條學習書法之路。從教育學層面來講，“包派”的意義在于其提供了一種不同于以往的教學模式和教學思路，這種教學思路，即便是在今天依然有其積極的借鑒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