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國總理保衛(wèi)戰(zhàn)”這個話題最近說得很多了，咱們準備換個視角聊這個問題。聊什么呢？聊海禁夾縫中的“紅頭船”，

其實，“紅頭船”精神最牛逼的地方，不僅是潮汕人亦或客家人，乃至全球華人“勇立潮頭”自豪敘事，

也不是“紅頭船不一定帶你到世界任何地方，但能讓你在任何地方發(fā)財”。”的落地生根敘事，

而是不自覺地創(chuàng)造了文明“寒暖流交匯帶”，這才有了鄭信、他信、謝家、陳家這些多元文化背景下的泰國精英群體不斷涌現(xiàn)……

這些精英的成功不僅源于個人奮斗，更得益于泰國開放包容的社會環(huán)境。

暹羅地廣人稀，急需華人勞動力，更為重要的是當大城陷落，鄭信復國，鄭信大帝的軍隊中既有華人將領(lǐng)，也有泰族、孟族士兵。

鄭信大帝時期，暹羅通過融合多元文化實現(xiàn)國家重建，使泰國在東南亞地緣博弈中始終保持獨特韌性。

作為中泰文化交流的象征，詩琳通公主對鄭信衣冠墓的訪問，體現(xiàn)了兩國對共同歷史記憶的珍視。

“一頂絹制皇冠和一尊鄭皇騎馬銅像”便是最好的印證。

時間往回推到公元1127年，宋室南渡后，泉州港興盛了150年，成為中國海上絲綢之路最早起源地之一；

時間來到公元1567年，這時處于明朝中后期，漳州月港興盛了半個世紀，成為中國海上絲綢之路第二個起源地之一；

時間來到公元1722年，清康熙鼓勵與暹羅進行大米貿(mào)易，樟林港興盛了約140年，成為中國海上絲綢之路第三個起源之地之一。

細心的你會發(fā)現(xiàn)一個現(xiàn)象：海洋文化坐標在不斷向南移動，其實，每一次坐標南移，背后都是中華文明的自我迭代。

歷史大家許倬云認為：永遠是游牧民族從北方進擾，將原有的華北居民壓向南方，居住在南方的居民則被壓向更南方。清朝入關(guān)以后，一大批漢人留守中原融合游牧民族，另一大批漢人大批向南移，隨著鄭成功進入臺灣，并走向更遠的南方島嶼（呂宋島等），廣東人則下南洋，也正是在這種時代背景。

細心的你還會發(fā)現(xiàn)一個規(guī)律：安土重遷的農(nóng)耕民族并不是天然具有“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海洋冒險氣質(zhì)，要是能和老婆熱炕頭，誰還愿意一條浴布去過番，而是某種程度上，為了更好活下去，被“趕到了海上”。

破草席

客家人從中原一直遷徙到南洋乃至全球的遷徙路線就能隱約看出這條規(guī)律。

這其實和當下年輕人跑到一線城市去發(fā)展，其底層邏輯并無差別，就像九邊說，老家是挖礦的，而他學物理的……

不是華人選擇了海洋，而是海洋選擇了退無可退的華人。

農(nóng)耕文明的人，在外發(fā)家后，第一個想的就是在老家起大厝

段立生在《泰國通史》里說到鄭信的父親：“父達，曠蕩不羈，鄉(xiāng)人號之曰歹子達。歹子猶言浪子也，以貧不自聊，且見惡于鄉(xiāng)，乃附航南渡。”

其實，鄭達的出國背景還是《澄海縣志》所云：“土田所入，雖有大年，不足供三月糧。”

而客家人邱春盛下南洋，則大約發(fā)生在清光緒年間1870年代，閩粵地區(qū)民眾因戰(zhàn)亂、貧困等原因大規(guī)模遷往東南亞。

也就是說當今令潮汕人感到無比自豪的“紅頭船”精神，其實是農(nóng)耕民族因退無可退，反倒是兼具了農(nóng)耕民族與海洋民族的特性，被稱為“東方猶太人”的精神。

若是那時候統(tǒng)治者能有較高歷史自覺，以國家大勢為后盾，潮汕人、客家人就不僅僅是“東方猶太人”，而是“地理大發(fā)現(xiàn)”的哥倫布與達·伽馬……

比如，康熙個人對西學的興趣未能轉(zhuǎn)化為系統(tǒng)性國家政策，這一歷史局限為后來的洋務運動提供了深刻鏡鑒。

那么，當2001年，他信從首富變?yōu)榭偫恚_啟“企業(yè)家政治”新時代；2011年，美女英拉創(chuàng)造了“參選82天當選總理神話”后，

2024 年佩通坦政府組建后，泰國政治進入新階段。當前朝野需共同應對經(jīng)濟復蘇與社會分裂等挑戰(zhàn)，這既是對新政府治理能力的考驗，也需要各政治力量展現(xiàn)合作智慧。

我們通過分析，佩通坦能否過關(guān)，還在于保守派的歷史性選擇，大概率是不會重復他信、英拉的歷史敘事。

為何？

我們可以想一想，往前推幾年，一堆人批評杭州，說杭州是“電商之城”，只有“數(shù)字經(jīng)濟”這類虛頭巴腦的東西，然而不是北京、上海，也不是深圳，而是杭州突然爆發(fā)了最硬核科技創(chuàng)新“deepseek”，以至于中原大省陷入集體沉思。

那么，從這個邏輯角度看，支持率是需要理念沉淀的，支持率是很難被安排的。

在面對人民黨裹挾著“自由、民主”敘事的強勢進攻之下，秉持著“無私的好人”巴育等紛紛敗下陣來，那么，是否有胸懷容納吃著“紅頭船”寒暖流紅利的“企業(yè)家壞人”呢？

佩通坦的“企業(yè)家政治”，不過是紅頭船精神的數(shù)字時代重啟。

所以說，給到康熙的“紅頭船”，康熙“拒絕”了，現(xiàn)在也正給到了“無私的好人”，就看曼谷如何抉擇？

因此，紅藍達成合作共識非常重要，往小了說影響泰國政壇格局，往大處說可能還影響了泰國數(shù)千萬人個體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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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丨《泰國通史》段立生著；《天下格局：文明轉(zhuǎn)換關(guān)口的世界》，許倬云著；《自由 威權(quán) 多元：東亞政治發(fā)展研究報告》，房寧等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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