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沈醉，長期服務于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深得軍統特務頭子戴笠的信任，與周養浩、徐遠舉并稱軍統三劍客。

在重慶渣滓洞刑訊著名革命烈士江姐（江竹筠）的，正是沈醉和徐遠舉。

我在軍統，有一段時期的公開職業是偵緝隊隊長，處理過幾件案子。

許多人都知道，“賊有賊伴，盜有盜伙”。

行當分幫分派，各行其是。

以上海為例，除了本地幫之外，還有蘇北幫、安徽幫、浙江幫、廣東幫等。

除了分幫分行，又分地段，不能隨便侵入別人的地區去“搶生意”。如果不聽警告，輕則挨一頓打，重則有遭到砍去手腳等處罰的。

治安機關和租界巡捕房默許他們這樣做，因為這對破案是有幫助的。

一些有權有勢的人丟失東西，只要一個電話，東西馬上可以原物奉還。

許多人都知道盜賊有“三天不動贓物”的規矩，其實有時一個星期內也不會動。

至于那些不入幫的卻是沒有什么規矩。

抗戰開始后，情況起了變化。

在重慶，除了本地幫的組織還是照樣存在，并與偵緝人員有聯系外，而上海、南京、武漢等地逃過去的“下江幫”，就往往各行其道，所做的案子便不易清查出來。

抗戰前曾橫行東南一帶大城市的大強盜王胡子，原名王鶴，便訓練了不少本領高強的徒弟，專偷住在高樓大廈里的外國人和豪門巨富。

當時英法租界內十幾層樓的洋房最上幾層的住客常被偷去不少貴重物品和現金，久久不能破案。

抗戰期間，我在重慶稽查處當副處長時，稽查處抓到一個偷竊美國使館時失風的慣盜。

他承認是王胡子的徒弟，我便找他談了幾次，知道王所教出的徒弟，都有一套“翻墻越屋”的本領。

外間傳說這些人能夠“飛檐走壁”，我出于好奇心，叫他表演給我看看，結果并不是那么一回事。

他們翻墻越屋主要是依靠一些工具。

他們經常使用的一種工具叫“軟竿子”，是用頭發或絲線編成比筷子粗點的長繩，一頭有金屬制成的鉤子，拋在墻頭上勾住了便可攀緣而上。

這種“軟竿子”平日可以纏在腰間，不露痕跡。

十幾層的高大洋樓，總是白天先混入大樓內找地方躲起來，夜晚從頂樓垂繩而下，所以越高的樓房總是最上幾層容易被盜。

可從原路回去，亦可從房里開門逃走。

許多不了解這種情況的人，往往以訛傳訛，認為盜賊能從樓下飛躍到高層樓房上去，把他們說得有了不起的本領。

“遠賊必有近巢”。

不管從什么地方來的盜賊，總得找地方住宿。

他們偷到了東西，也得找出路而不是留下自己使用。

過去許多大城市都有一種黑市，大都是在天不亮時點燈做交易。

許多盜賊偷來的物品就在這些地方脫手，偵緝人員便是從這些地方去找線索。

我過去親自承辦過許多案件，當時都是以所謂破案神速，而被人稱為“名探”。

實際上很多是由于巧合或偶然的機會碰上的。

抗戰前，梁華盛[侍從室參謀]有次一個人溜到上海去玩，他在火車上認識一個衣著華貴的美艷少婦，結果被騙失財，隨身公文包一并丟失。

梁急忙找當時京滬杭鐵路局警察署長吳乃憲。

吳曾擔任過軍統上海區長，和梁是黃埔一期同學。吳找我幫忙，說梁的皮包內除有7000多元現款外，還有許多重要文件，非替他找回不可。

梁焦急萬分，再三請我幫忙，我雖答應下來，卻無把握。

我先找了幾個專在京滬鐵路上“跑輪子”的盤問。

他們聽我說了這個女人的面貌特征和當天情況后，都說不認識。我又找了那個地段的“地頭蛇”查詢，他們也不了解。

最后我只有用“守株待兔”的辦法。

原上海老北門一條小弄堂里有一座財神廟，這個“財神”是專門為所有在上海操皮肉生涯和干壞事的女人供奉的。

每逢初一十五，這些人大都要來進香求神。

有的女“拆白黨”在取得財喜之后，更要來還愿。

那天去的人很少，我有機會從房內看清每一個去燒香的人。

我一直等到下午，還沒有看到梁華盛所講的那個模樣的少婦來燒香還愿。

我正準備走的時候，發現有個穿得非常樸素的女人向神龕前的錢柜內投了兩塊銀元，立刻引起我的好奇心。

我借故走近她的身旁，發現了梁所說的特征，右耳邊有兩顆黑痣。我便等她燒完香后跟著出來，轉了兩個彎，又看到梁所說的一輛新型司蒂倍克小轎車停在那里等她。

當她正準備上車時，將她逮捕，連車一同駛回偵察大隊。

一訊問，她立刻供出同黨。

當時梁感到能如此迅速破案追回原物大為驚奇，我也瞎吹一陣。

實際上卻是毫不費力，而是對方自投羅網。

抗戰前曾轟動一時的另一件大案，上海不少小報都以“破案神速”而大肆吹噓過。

一艘木船從安慶裝了土特產品準備駛往上海，開船的頭天晚上被國軍逃兵兩人勾結專做水上搶劫生意的慣盜三人，半夜冒充檢查，將船老板全家五口和三名船工殺死拋入江中。

五名盜匪作案后將船開往上海停靠十六鋪碼頭，準備將貨物脫手后逃走。

我帶隊將這五個匪徒逮捕，從案件發生到破案不到48小時。

說來真是湊巧，我在水上并沒有眼線，破獲此案不過是“瞎貓捉耗子”碰上了。

原來，那只木船的老板有個親戚熊某，與我有過些關系。

熊某那次順便搭這條船來上海，匪徒們上船作案時他正下船去找人，回船時恰巧看到有人上船，并聽到嘈雜聲音。

他一看這情況知道不妙，便躲在暗處觀看動靜，不久就看到那船解纜向上海航行，他便乘車連夜趕到上海。

天剛亮，他發現這條船向碼頭行駛，船上的人一個也不認識，知道出了事。

他看到船停在十六鋪碼頭立即打電話告訴我，我就這樣把這案輕易地破獲了。

偵緝人員在向人談起破案經過時，從來不提是靠什么眼線提供線索的。

這一方面是故意顯示自己的本領，另一方面凡是當眼線的都害怕報復，也不愿別人知道他。

因為這些人是沒有什么保障的。

我在上海幾年中，也遇到過一些非常棘手的大案子，如上海郵政總局一次被搶去現金4萬多元。

此案當時轟動全國，我和許多偵緝人員奉令限期破案。

搶劫犯共有四五人，趁郵局向銀行解繳現金時，將盛有現金4萬多元的幾個郵包搶走，還當場打死一個看門的人，乘著一輛搶來的出租汽車逃逸。

我和許多人研究案情后，斷定被打死的看門人是個內線，當他給匪徒指明盛滿現鈔的郵包后，正準備與匪徒們一同上車逃走時，警鈴與警笛狂鳴，匪徒不愿停車，又怕留下他會供出其他的人，便發槍兩響將其擊斃。

我們查明，這個看門人原籍蘇北鹽城，匪徒遺下的彈殼是駁殼槍彈，因此推斷這個案子是蘇北幫的土匪干的。

因為上海幫一般都愛用小手槍而不用駁殼槍。在大城市內作案使用小手槍便于攜帶、隱藏，而在外地作案則要求射程遠、威力大，所以大都愛用駁殼槍。

我奉命帶著三名老探員去蘇北偵察，從上船起就和幫會取得聯系。

老探員有一套辦法，一上船就能找到幫會關系，到一個小地方住旅店也是這樣。

我當時還很擔心這樣明目張膽地出門辦案會泄露身份，他們卻滿不在乎。

經過一個多月，跑了蘇北幾個縣以后，居然找到線索而將此案破獲，追回3萬多元。

這主要是通過各縣幫會分子提供線索。因為這些盜匪搶到幾萬元巨款回到家鄉后便大肆揮霍，引起人們的注意。這樣輾轉相傳，我們才能根據這些線索找到有關匪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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