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劉國志被捕，他的五哥大驚，專程從香港飛到重慶，拿著一張空白支票送給了特務頭子：“放了我弟弟，數額隨你寫！”

這年三月，一份《挺進報》送到了國民黨西南軍政長官公署處，里面還有一封交給公署處最高長官朱紹良的警告信。《挺進報》是中共地下黨組織系統發行的刊物，遍及重慶和川東許多地方，極具影響力。

朱紹良受到此種挑釁，勃然大怒，立刻下令讓西南軍統特務長官徐遠舉限期破案，抓出此次事件的始作俑者：“共匪在重慶敢這樣囂張，竟然搞到我的頭上來了，這個火種非撲滅不可，你務必要快速破案!”

徐遠舉接到命令后，迅速調用大量人手，搜查地下黨的線索。由于叛徒的出賣，徐遠舉于四月份發現了一處聯絡點，逮捕了一批地下黨員，其中就包括劉國志。

徐遠舉一看到劉國志，便有些留意。劉國志看起來文質彬彬、細皮嫩肉的，像個養尊處優的少爺，和其他被逮捕的地下黨人格格不入。

徐遠舉瞟了眼劉國志的資料，得知他出生于四川瀘州一個大富豪家庭，心中便“有了底”：這可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出身的公子哥，生活優渥，被家里人捧在手心里，哪里受得了共黨的苦！肯定是年紀小圖新鮮，不可能真信了共產黨的理論。

“這樣的人最好辦！”徐遠舉暗喜，隨后馬上對劉國志進行審問。不料，劉國志在精神信仰上是無比的堅定，經過好幾輪的審問，面對國民黨特務提出的任何問題，他一律只回答“不知道”。

徐遠舉的耐心漸漸被消磨殆盡，他怒聲說道：“你家境這么優越，要錢有錢，什么都不缺，你摻和到共匪的事里圖什么？還鬧共產，你要共誰的產？”

對于這番話，劉國志只是冷笑一聲，不作回應。徐遠舉見勸誘的手段不管用，便開始威脅：“看見那些刑具了嗎？你要是再不招供，恐怕要吃不消了。”

“無論你問什么，我都不知道。”面對威脅，劉國志沒有絲毫的畏懼。他早就下定決心，無論面對什么情況，都不會出賣黨組織半分。

徐遠舉被劉國志的回應徹底激怒了，他一聲令下，手下的人便開始用刑。可沒想到，劉國志身板子看起來弱小，可意志力卻驚人地強大，經過一輪又一輪的酷刑，他始終咬緊牙關，一個字也不說。

面對這樣的倔骨頭，徐遠舉一時也沒了辦法，只好先給劉國志戴上鐐銬，關押在牢里。此時，劉國志的家人得知他被關在牢里，著急地想辦法營救。他的五哥劉國琪專程從香港趕回了重慶，還特意帶了許多貴重的東西，用來打點重慶特務機關。

劉國琪把重慶軍統上上下下能見的都見了一遍，還專門給徐遠舉送了一個純金香煙盒、一只名貴手表。

徐遠舉看到這些貴重的東西，眼睛都直了。但他仍故作猶疑地說道：“你弟弟參加共產黨，犯下的事可不算小……”話音未落，劉國琪又添上了一些禮物：“徐處長看這些如何？”

徐遠舉臉上堆起了滿意的笑。他收了劉國琪的賄賂，加上軍統內部意見一致，都在幫劉國志說好話，于是他同意釋放劉國志，但有一個要求，即劉國志必須在報紙上發表聲明，宣布自己退出中共黨組織。

“你讓我和我弟弟見一面，我來和他溝通。”劉國琪說道。于是，劉國志被帶到了徐遠舉的辦公室。劉國志受盡酷刑，渾身是傷，一見到哥哥，心中滿是驚訝和苦楚：“五哥！你怎么會在這里？”

“國志，來，在這份聲明上簽個字，徐處長就放你走！”劉國琪一心想帶劉國志脫離苦海，趕緊抓起他的手，要他在退黨聲明書上簽字。

劉國志一看，拒不簽字：“我死了有黨，等于沒有死；我如果背叛組織，活著又有什么意義！”

劉國琪知道自己這個弟弟的性子，他認定的事，怎么勸也勸不回來。就這樣，第一次營救失敗了。

但過了一段時間后，救人心切的劉國琪又想出了另一個辦法。他又和徐遠舉見了一面，這一次，他帶來了一張空白支票：“只要能放了我弟弟，數額隨你寫！”

此時的國民黨在戰場上敗退的趨勢越來越明顯，國民黨上層官員已經有準備逃跑的勢頭，徐遠舉也不例外。跑之前再撈一筆，哪有這等好事！

于是，這回徐遠舉再次爽快地答應了：“劉國志不想退出共產黨，可以；但是得寫個悔過書，走個表面流程我們再放人，這好辦吧？”

劉國琪知道就弟弟的性子，恐怕悔過書也不愿意寫，于是他便代寫了一封悔過書，讓劉國志來簽字。就這樣，劉國志第二次在徐遠舉的辦公室與劉國琪相見了。

“國志，現在外面亂得很，再不走，恐怕命都保不住！這回聽哥哥的，在悔過書上簽個字，徐處長就放你走。當初你罷課搗亂，總歸是不對的嘛！”劉國琪苦口婆心地勸道。

看著哥哥為救自己付出了這么多，劉國志心中十分愧疚。他心中有自己的信仰和決心，可怎么能在短短的時間內，向埋頭做生意的哥哥說明這么多的大道理呢？

劉國志含淚說道：“五哥，誰也動搖不了我的意志和決心，我自愿為人民犧牲自己，你們不要再管我了！”

劉國琪苦苦相勸，讓他為家人想想，但是劉國志十分堅定地表示：釋放必須是無條件的。就這樣，第二次的營救也失敗了。

1949年11月27日，白公館大屠殺開始，劉國志在獄中寫下了《就義詩》后，從容地奔赴刑場，為堅定的精神信仰、為黨和國家獻出了自己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