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說晚清的名臣，張之洞絕對是個繞不開的名字。他辦學堂、修鐵廠，號稱是晚清教育現代化的“開路先鋒”。可是，他一輩子為國家培養了那么多棟梁，卻沒能把自己的兒子們教好，甚至出了個被判漢奸的后代。

這事乍一看有點像電視劇里的反轉情節，細想起來卻又讓人說不出是什么滋味。這種“公家有余，私家不足”的人生反差，是不是也暗示著晚清改革的某種局限呢？

事情還得從頭說起。張之洞出生于1837年，那是個科舉制度還穩穩當當的年代。他從小就是個神童，四歲就開始背《論語》，十三歲已經把四書五經滾瓜爛熟，還能侃侃而談兵法策略。

十五歲考鄉試拿了個全省第一，后來一路科舉直上，成了翰林院的狀元郎。

不過，張之洞的能耐可不只是在考場上。他后來做官，對教育這事特別上心。1863年，他在武昌創立了經心書院，這就是今天武漢大學的前身。

這個書院可不是讀四書五經的地方，張之洞在這里引入了西學課程，還讓學生接觸機械制圖、土壤學實驗室這些新鮮玩意兒。可以說，他是中國近代教育改革的先行者。

張之洞辦學的腳步沒有停過。1890年，他在漢陽鐵廠旁邊辦了個技術學堂，學生們半工半讀，畢業后直接去鋼鐵生產車間工作。1896年，他又派了一批官費留學生去日本，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后來成了革命領袖的黃興。

再到1904年，他主持制定了中國第一個現代學制《奏定學堂章程》，把傳統的私塾教育改造成了與現代社會接軌的新式學堂。

可是，這位教育先驅在家里卻是另一番景象。張之洞膝下四個兒子，結果沒有一個能繼承他的衣缽。長子張權在戊戌變法時選擇了退隱天津，完全不問世事；次子張仁侃雖然當上了郵傳部主事，卻在辛亥革命后因為拒剪辮子和時代格格不入；三子張仁蠡最讓人唏噓，他后來竟然成了汪偽政府的官員，最后以漢奸罪被處死；四子張仁實雖然留學日本，卻在抗戰時期做了偽滿洲國的官員。

張家的后代里，竟沒有一個能延續張之洞教育改革的精神。

尤其是三子張仁蠡的經歷，怎么看都像是張之洞的教育理念出了問題。他從小被送進京師大學堂學習，成績卻排名墊底，后來靠兄長資助去日本留學，最終走上了背叛國家的道路。他在汪偽政府任職期間，推行鴉片專賣制度，還強征了大批勞工，被歷史學家痛批為“民族的敗類”。

到了1951年，他被最高人民法院判處死刑，罪名里還特別強調了“敗壞門風，辱沒先人”。

張之洞的《勸學篇》里說過，“舊學為體，西學為用”，這句話后來成了晚清改革的指導思想。可是在張家，這種中西結合的理念顯然沒能實現。他的兒子們在傳統士大夫和現代知識分子之間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最終不是選擇退隱，就是走向歧途。

這種代際文化的撕裂，不僅是張之洞家族的悲劇，更是晚清教育現代化的一種深層次矛盾。

晚清的新式學堂培養了大批人才，但也帶來了新的問題。比如，1906到1911年間，新式學堂畢業生的就業率只有37%，很多人學了西學，卻發現社會并不接受他們的知識體系。這些人往往思想激進，成為了社會動蕩的推動力量。

張之洞倡導的“中體西用”理論，表面上看是中西結合，但實際上卻在傳統價值觀和現代思想之間制造了更多的沖突。

張之洞的教育改革是中國現代化的一個重要起點，但他的經歷告訴我們，教育革新不僅僅是課程和制度的改變，更需要價值觀的代際傳承。如果知識的火種無法在家庭和社會中延續，它就可能在時代的巨變中被扭曲或熄滅。

當我們今天站在武漢大學的老齋舍，看著墻基上刻著的“自強”二字，或許應該問問自己：在追求教育現代化的過程中，我們是不是忽略了更深層次的文化和價值問題？張之洞的故事也許不能給我們明確的答案，但它至少提醒我們，教育不只是教書育人，更是一場需要代際接力的價值重構。

信息來源：[《晚清官紳家族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