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陳拙。

我今年認識了一個帶刀辦案的女律師，她叫佟詩垣。

她就藏在我朋友——張飛的律所里。

張飛是怎么跟我介紹她的呢？

為受欺負的朋友討回公道，她敢抄菜刀砍土豪，在法庭上遭到不公待遇，她敢跟法官、書記員拍桌子瞪眼。

當她的代理人受到委屈，或者站在正義一方時，她辦案子就特別有激情，能通宵讀卷宗，隔三差五就去看望當事人。

當她的代理人是惡人時，她的臉能拉到地上，每天上班的表情像是別人欠了她錢。

就這么一個眼里見不得不平事的女律師，庭審的時候永遠穿一身律師袍，情緒一爆發，就下意識地撩起褲腿，露出文身——海綿寶寶。

我對這個律師太好奇了，趕緊讓張飛好好跟我講講她的故事。

以下是律師張飛的自述。

在我們律所里，各種各樣的人都有，富二代、搞押車的、當過法官的，但要說最剛、最硬的，一定是佟詩垣。

絕大多數時候，我喜歡她這種剛硬，可是有時候砸腳上是真疼。

2021年，我們接到一起疑似猥褻的案件。當事人是一名巴士司機，他租下一棟出租屋，再低價轉租給年輕女孩，但他在屋里放滿針孔攝像頭，拍攝下女孩的私密視頻，最后以泄露私密視頻做威脅性侵女孩。

這樣的事，警方懷疑他連續做了十多起，只有最后一個女孩選擇報警。

這樁疑似猥褻的案件就是佟詩垣負責的。

為什么說是疑似呢？因為嫌疑人說雖然發生過關系，但采取了保護措施，也已經將證據銷毀。這混蛋還悄悄告訴佟詩垣，他連公安的審訊都扛住了，只承認自己的猥褻行為。

檢測報告出來后，確實如他所說，沒有證據。

如果只站在律師打官司的角度來說，這使得這樁案件變得“有得打”了。而且你不打，去當一個起訴他的律師，也會因為沒證據而敗訴。但接下這種案件，對律師的心理素質要求很高，得忍著惡心去辦案。

案子遲遲不見音訊，有一天我問：“那樁猥褻案什么進展了？”

佟詩垣平靜地說：“沒有進度，我退掉，不想做了。”

聽到這話，我先是一陣懵，接著問：“你退掉案子不跟我說一聲？”

沒想到她說：“案子是我做，我上庭我說了算。我知道不能這樣做，但是我內心做不到，我很矛盾，很同情她們。你讓我怎么做？這錢我自己承擔。”

當時我們受理這起猥褻案，收了四萬塊律師費，但是想要退掉就必須拿出更多錢，付給當事人家屬違約金。佟詩垣套用自己的信用卡，還借出網貸，愣是把這筆錢付了。

有時律師這個職業就是這樣，在生存和人性之間選邊站，很難很難。我也理解她，在這個事兒上，她完全可以選擇人性，只是我沒說，這4萬元對律所有多重要，當時我們十幾個同事就要陷入失業狀態。

佟詩垣很年輕，我一度認為，她那幾年的人生座右銘是：絕不妥協。跟她小腿上紋的海綿寶寶一樣，她說：海綿寶寶是天真的，但也是理想主義的，世界在荒誕，也沒有什么能改變這一點。

我有時聽到這些話也頭疼，她不只是我們所的律師，也是我的第一名合伙人。

遲早有一天，她的天真與理想，會給這個律所帶來什么不可避免的影響。

我認識佟詩垣的時候，她還沒畢業，就是一個“持刀律師”了。

那時，我覺得她是個性格直爽的姑娘，看得慣的看不慣的，都掛在臉上。她是漢族，但有著涼山人骨子里特有的耿直、厚道、不羈，很多時候，她倒是比一個男人更顯出氣場。

當年，我們有個共同的朋友是搞裝修的，在老板的店里切割不銹鋼材料，結果老板沒留神碰到他，朋友晃動了一下身體，切割機從他手背的虎口處切下去。

可是那個老板卻堅決不賠償，我就叫了幾位共同的朋友，到老板家里要賠償，其中就有佟詩垣。本來只是想談談，最多仗著人多，嚇唬嚇唬完了，沒想到老板軟硬不吃。佟詩垣罵了句狗日的，轉身進廚房，抄起一把菜刀，沖著老板的臉走過去。

"曉不曉得我們惹毛了真的要宰手指母兒的！"

老板被嚇懵了，呆愣愣地坐在沙發上，眼睛瞪得圓滾滾的，像是鑲了兩個玻璃彈珠。

佟詩垣一只手把老板的手摁在茶幾上，另一只手把菜刀壓在他手背上，“不想給醫藥費就算了，給你手背上來一火就算扯平了！”

朋友湊到耳邊，輕聲問：“你哪兒找來一位女俠？”

那只手最后沒有剁，老板被嚇得當場既轉賬了，自那以后，我對佟詩垣的印象，就是一位女俠。她也是學法律的，導師很有名望，所以創業做律所的時候，第一就想到她。

沒想到，女俠這東西是個雙刃劍。

每當我們去接法律援助、公益案件，或者當事人是正義方的時候，佟詩垣都特別有激情，卷宗能翻到天亮，滿臉浸泡在理想主義的油光里。

那時律所的經營狀況好，我們每年都拿出一筆錢去做扶貧，開車拉著文具、衣物等物資，到貧困山區的學校，給那些孩子送東西。

每回，佟詩垣看見這些孩子，都哭得涕淚橫流，鬧得人家孩子都害怕。她呢，轉身拉著我上車，到鎮上買空文具店的文具和書包，裝了滿滿一后備箱，再到銀行取錢，運回來，連現金帶這些書包、文具，一塊給孩子們。

可是每當我們接的案子，當事人不站在正義的一面，佟詩垣的臉就像別人都欠她錢似的，不情不愿，鬧得我還得給她做思想功課，提供情緒價值，我懷疑自己不是律所的掌門人，而是大保姆。

律所成立以來，我們做過免費的消費者維權，打過很多法律援助，接過很多邊藏地區沒有人接的案子，也參與過聾啞人手語法律詞典的編纂，這些事我做的時候也很有激情，可是它們唯獨缺少了一樣功能：讓律所掙錢，活下來。

直到三年前的初秋，由于疫情肆虐，律所只剩下一個月的活路。

那時我們欠下律所里16名律師，以及財務、行政的工資七八萬塊錢，還有三個月房租，連帶物業費、水電費。物業下發了催促函，一個月內讓我們繳納房租，不然就滾蛋。

律所的公車早就賣了，我們的出行工具替換成兩個輪子的電動車，用餐都是盒飯，屋里舍不得開空調。為省錢，我和佟詩垣的社保都停了，我倆的工資也全部掛帳。

寫字樓里隔三差五就有倒閉的公司，每天都有物業或者法院的人過來貼封條。

同層有一家互聯網電商，發不出工資垮掉了，十幾號員工來我們門口，想讓我們給他們打官司，追工資。電商老板也找到我，很坦然，“鍋里沒有了，碗里也沒有，怎么判我都認，但我真的沒錢，找律師就是想給我少判點。”

我當時覺得很魔幻，下一個就到我們了。

就在這時候，一樁能賺錢，但缺德的案子送上門了。

找到我們的，是一家農業上市公司的董事長戚總。我和他見過幾面，但不熟，直到他坐在我們的辦公室里，我才認真打量這個人。他四十多歲，很胖，個頭很矮，只有一米五，腦袋禿頂，但是眼睛很有神，一進屋，掃視一圈，瞇著眼睛露出假笑。

跟在他后面的，還有一位漂亮的秘書，和穿著藍色西裝，手提公文包的法務。

比起那位法務，我們就像街上擺攤的。我身上是一件寬松的短袖，佟詩垣穿著七分褲，小腿露出海綿寶寶文身，那是我推薦她看海綿寶寶以后，她文在身上的，她覺得海綿寶寶很多時候都荒誕、夸張，但是并不能改變它的天真和理想主義。

戚總簡單寒暄兩句，說出案子的背景。

簡單講，他們為了種草，誤把村民的祖墳給刨了。

農業公司種的是一種叫巨菌草的東西，這玩意很有經濟價值，不光能做飼料，還能做養殖食用菌和藥用菌的培養料。拿到荒田后，戚總就派工作組進駐，在村里張貼告示，讓家里有墳在承包地上的村民去登記，領取補償金后遷墳，每座六萬。

三個月后，整片田地里唯獨剩下四座沒有墓碑，也沒有村民認領的墳。于是工作組挨家挨戶上門詢問，得到的答案是：“這四座墳是沒有家屬的孤墳”。

農業公司心存僥幸，雇傭推土車司機，粗獷的機器冒著黑煙往前跑，荒田里四座凌亂的土包給干平了，一堆慘白的骸骨露出來了。

沒過片刻，一幫村民烏泱泱地往田里趕來，三四十歲的莊稼漢，舉著鋤頭，木棍、鐵鍬和扁擔，把推土車圍了個水泄不通。

被推平的墳屬于村里三家人，他們一致推舉了一位村民做代表跟戚總的法務談判，村民代表提出要求，推倒的四座墳，每座五十萬賠償，一共兩百萬。

戚總給得起兩百萬，但是不敢給。他害怕給出這筆賠償，已經拿到遷墳補償金的村民，會覺得不公平，都要求追加賠償，要是這樣算下來，每座墳都給五十萬，生意不用做了。

談不攏，墳主很快委托律師起訴，撂下狠話：縣里法院領導和法官都是我們村里走出去的！

沒轍，戚總只能準備應訴。農業公司養著一群法務，都覺得官司根本打不贏，他只能去外面找大律所，咨詢了五六個，人家都不想接。大律所不缺營生，替一個刨人家祖墳的大公司打官司，傳出去不好聽。

的確不好聽，這案子如果擱在我們不缺錢的年景，我也不愿意接。

可惜現在的我們沒有選擇。

戚總說：“你們接，我愿意一次性支付律師費。”

這種客戶是頂級優質客戶。因為很多公司的經營狀況都不好，打官司找律所，都想走全風險代理，贏了，到手的錢才和律所分成。這樣其實不好，因為官司能不能贏我們心里有數，但是錢不一定能追回來。

我看了一眼佟詩垣，她在保持微笑，竭力隱藏自己的不高興。

我知道這案子肯定是佟詩垣不樂意接的。

但是她也看見同樓上封條的公司，也知道律所還剩不到一個月。

賣掉律所公車時，我們聊過倒閉以后的事，我估計不再當律師，她呢，想繼續當律師，找個大律所掛靠，可是她沒有找案源的能力，表面云淡風輕，實際內心焦得很。

這不是她的錯，是絕大多數律師的通病。

課堂上，老師們會教大家法律知識、正義的理念，卻唯獨不教大家怎么樣吃到飯。

那一次，我見到從不妥協的佟詩垣，第一次妥協了，這案子不僅簽了下來，而且還是她親手辦理。

等到送走戚總，佟詩垣抱怨道：“我想不明白，司機挖之前為什么不去確認一下？”

我說：“他不能確認，他就是個司機，他沒有義務、沒有責任去問。如果村民說是墳，不能推，他就不推了嗎？那他跟農業公司怎么交代？他一家老小誰養活？”

這番回答，我就是想提醒她，考慮地多一些。

結果證明，我們倆都很傻很天真。

我和佟詩垣，都是城里長大的孩子，祖輩都葬在公墓，根本不懂得什么是祖墳，當時就覺得這事，不過是賠償金的問題。況且，戚總不是一毛不拔的地主老財，他明白到了最后肯定是要出錢賠償的，只是要商量出一個合適的價錢。我們就覺得，這事能干。

我們分配出各自的活兒，我負責溝通和取證，佟詩垣負責開庭和程序上的事。

第二天，我就和墳主的代理律師聯系，結果律師客客氣氣地說自己沒權限，讓我直接跟村代表談。

我撥通村代表的電話，剛表明身份和來意，對面就劈頭蓋臉一通罵：“談你X賣X批！我們已經找律師，錢都交了，跟你談個錘子！刨人家祖墳的事有錘子談頭！法庭見！”

和解沒機會，我們只能硬著頭皮應訴，這下徹底陷入被動的局面。

我們想過從墳和墳主的關系入手。但是墳主提交的證據完美，包括村民證明墳和墳主關系的聯名信，村委會蓋章的證明，甚至還有頭幾年墳主一家子上墳時的照片，和老宅子里供著的排位。

我們要想推翻墳和墳主的關系，只有搞到墳主的指甲頭發，再弄到墳里的遺骸，做出DNA鑒定。

這么干顯然不現實，整個村非得跟我們拼命。

佟詩垣想過從賠償金額入手，實在不行賠少點？但很快她又否決了，你這是推平人家祖墳，給人家祖宗弄得一地尸骸，索要精神損失費，我們自己都覺得不過分。

花光了我們所學的一切法律知識后，我和佟詩垣選擇打退堂鼓。

我們打不過，投降，退回案子還不行嗎？

我倆都不是什么有頭有臉的人，退個案子打臉不算啥，但如果這個同行都不接的案子我們應了，還輸了，那就真成行業笑柄，以后沒法混了，思來想去我們決定退回案子。

結果一查帳，打退堂鼓都沒戲了。退案子就得退錢，不止是退回已經收到的律師費，還得倒貼違約金，律師費都交了房租、物業、水電，發了工資，交違約金，我們就得原地解散。

“干吧！”佟詩垣一拍桌子。

我偷瞟她一眼，行吧，她都不怕，我也沒什么好怕的了。

可是光有一腔熱血也不行啊，距離開庭還剩六周，舉證不知道怎么舉，答辯不知道怎么答，法考的時候也沒遇到過這么扯淡的問題。

沒有主意，我們只能退回到最早的方案，爭取和墳主和解。

怎么和解？策略很簡單，我們親自代表當事人去說“對不起”，看看人家愿不愿意：“沒關系”。

挨罵就挨罵吧，我們這回聽著就是了。我跟佟詩垣說，真想讓墳主的祖先開開眼，憐憫一下我們的年輕氣盛，同情一下我們的人窮志短，網開一面讓我們能跟墳主和解。

佟詩垣同意我爭取和解的方向，但是我一說具體方案，她滿臉嫌棄。

我說，這樣吧，咱們買一套香燭紙錢，給人家祖宗燒紙錢，再跪在地上磕頭，就當為律所的存亡，給墳主拿出個態度，畢竟，伸手不打笑臉人對不對？

佟詩垣五官都擠成一團了。

她說這樣很假，下跪磕頭，不是因為真心想要道歉，而是為這樁業績。這個做派不行。

沒辦法，最后說好了，我跪她不跪，但是她在旁邊陪著我。

我家背后有個賣公墓的，也賣一些喪葬用品，我去了，和老板說買一套，180塊錢，他就給我準備了一整套用品，除了香燭和紙錢，還有紙房子、紙車子、金銀元寶。我把這些扔進車子后備箱。

清早，我們出發直奔村子。路上心情郁悶，誰都說不出話。下高速后轉進國道，還有一個多小時路程。國道兩側種著樹，偶爾三兩間破敗的土屋，矮墻上寫滿宣傳標語，比如“森林防火，人人有責”。

“停車！快停車！”佟詩垣喊。

我還納悶怎么回事，靠邊停車后，她突然推開車門，小跑到一處標語前。

“認真推行火葬，禁止亂埋亂葬。”

灰磚墻面上刷著大紅色的殯葬宣傳標語，標語下面一行小字寫著：殯葬改革，功在千秋，利國利民，惠及子孫。標語最下面是縣民政局的落款。我跟著佟詩垣下車，矗立在標語前。

佟詩垣若有所思地說：“現在國家政策挺好的，很多農村的遷墳火化都有補貼。”

“我好像有點思路了，但是……”她說。

我盯著標語看了幾眼，也沒看出什么頭緒，催促她趕緊出發。

剛上車的時候她沒說什么，不知道是在思考，還是在猶豫是否告訴我，直到往前開了一段，她突然對我說：“你說他們的祖墳一直沒有遷，是不是違規亂葬？”

我依然很平靜，即使墳主沒有遷墳火葬，那大概率也是殯葬改革前埋下的，并不是現在亂埋亂葬的。雖然佟詩垣想到的沒什么用，但至少我們可以扯兩句，不至于開庭的時候一句話都說不出來。

我們臨時決定在縣里住下，第二天先去縣民政局，了解下當地殯葬改革的情況。我們找了個自建房賓館，門口寫著住宿兩個字，幾十塊錢房費很劃算。

第二天一早，我們就來到縣民政局。門口登記時，我把身份證號碼上的出生年份，寫成1998年，接著謊稱我們倆是社會學專業的研究生，為寫論文做田野調查，想了解中國近年殯葬改革情況。

管理這塊的辦公室，在整層樓的角落，看著很小，很破舊，墻面還是上白下綠的，屋里的接待員是個三十多歲的女人，聽說我們要田野調查，很激動，詳細給我們介紹了近十幾年當地殯葬改革的政策和成果，還主動提出，可以給我們看一些檔案記錄作為參考。

她給我們找出幾大盒檔案，我和佟詩垣在辦公室里翻閱，還有一搭沒一搭地聊著：“你們看，我們縣里從宣傳口上制定了殯葬改革的宣傳辦法，從縣里到鎮里，再到鄉里和村里，落實到人頭，無死角宣傳殯葬改革。

“這一份你們看看，過去亂葬的墳遷走統一安葬以后，現在縣里的農田才能實施大規模機械化種植。你們再看看這個數據，這是當地農民遷墳的補償記錄，當地農民都積極主動遷墳移墳。”

我從他手里接過那份補償記錄數據，一頁一頁地翻看著。突然一串名字映進我的眼睛，是原告墳主的名字！

我拿手指甲蓋壓著材料上墳主的名字，陳年的舊紙被指甲蓋深深壓出痕跡，把墳主那一欄印出了一條沒有顏色的下劃線。仔細核對后，我確認這就是原告的信息，表格里還有遷墳時間，遷墳后的安葬地址等等。

我故意問：“這份名單都是當年領過補償的村民嗎？”

她確認，還提到縣統一規劃土地，建設公墓，遷移后的墳都統一重新安葬。

“能拍照嗎？”

接待員點點頭，我迅速掏出手機拍下那一頁，接著又拍了其他無關緊要的幾頁，再翻回記錄原告領取補貼的那一頁遞給佟詩垣，她看一眼：“我去趟廁所。”

我倆一前一后離開辦公室，在洗手間旁拐了個彎，鉆進消防通道的樓梯間。

我們倆碰了一下案件，發現這個“缺德”的官司，能贏了。

從民政局出來，我們直奔農業公司包下的那片地，打算拍幾張照片。

當時四座墳已經被推平，原地卻插了一根竹竿，上面掛一張五顏六色、長條鋸齒狀的紙，當地管這東西叫飄子，其實就是招魂幡。

周圍很安靜，我能聽見風吹動樹葉的沙沙聲，斷斷續續的蟬鳴，還有招魂幡清脆、卻聲嘶力竭的響聲。天還是藍的，太陽照著沒有溫度，黃色挖掘機停在田里，顯得悲愴、孤寂。

我感到一股輕蔑的的寒意，那種感覺實在太詭異，趕緊拍下照片，往回趕。

回程路上，我把思慮專注在訴訟策略上。

墳主已經領取了國家的遷墳補貼，要么已經遷墳，推平的是空墳，墳里的尸骨也不是他們的祖先；如果墳主一定要承認那就是他們的祖先，那他們領了遷墳補貼后集中埋葬的公墓就是假墳，也就是說，他們騙取遷墳補貼。

這個策略很簡單，讓原告承認要么墳是空墳，要么騙取了國家的遷墳補貼。

原告承認是空墳，那這個案子我們穩贏；原告承認騙取了國家的遷墳補貼，那恐怕就不只是民事糾紛問題了。農業公司可以拉上其他領取過國家遷墳補貼，又在他們公司領取第二份補貼的村民一起，往詐騙既遂上靠，到那時候恐怕就不是民事糾紛的問題了。

自從接手這個案子，我就一直頭疼，不知道該怎么辦，意外出現民政局這份資料，好像瞬間釋放了之前壓抑的情緒。

再見戚總的時候，我匯報這個思路。投影儀里展示著我們的證據，告訴他，接下來只需要確定原告拿過國家的遷墳補償，這個案件就能贏，因為那個墳墓早就不應該出現在那里了。

甚至還有一個更極端的可能：反訴其它騙取了國家補償，又來公司領過一次遷墳補償的村民。

當然，這么說只能讓戚總感覺到律所盡力思考了。按照常理，他也不會那么做，但凡這事兒惹惱了村民，他在當地的種植事業一定會隔三差五被阻撓。

佟詩垣最初也坐在下面，后來說要去趟洗手間，就再沒回到會議室。當時的我沒察覺到她流露出的不悅。

戚總也很理性：“窮寇莫追。”

他扔下這四個字就走了。

這時我突然發現，佟詩垣一直沒回到會議室，于是我進了她的辦公室，看見她拉著臉，坐在辦公桌前。

佟詩垣沒有問我跟戚總的溝通結果，她很平靜，好像早就知道，戚總會拒絕我繼續追回補償金的方案。我

坐在她對面，從她的筆筒里抽了一支筆，在手里轉著。

“戚總沒同意吧。”她問。

“嗯，他說窮寇莫追。”

佟詩垣冷冷地說，這個方案，要是在福建、廣東、浙江，我們恐怕早被村民打死了。

“墳里是他們的親人，維系著他們的情感，也寄托著他們的期待和遺憾。”

我不懂得佟詩垣心里想什么，只是聽到這話，感到一種莫名的羞恥。

直到去年夏天，我在西藏那曲比如縣的達木寺突然想起了佟詩垣的這番話，那一刻我感到汗毛直立，對自己當初說的話，感到一股油然而生的恐懼。

達木寺的天葬臺被土墻圍起來，形成一個開放的院落，三面土墻，整整齊齊放著三千多個骷髏頭，這些都是當地歷年天葬后的人頭骨，親屬把他們的頭骨放在墻上，用來寄托他們的祝福和哀思。

面對三千多個骷髏頭時，我才忽然想到，每一個骷髏頭都是一段人生，他們經歷過他們的童年，經歷貧窮或者富貴，經歷過愛或者恨，他們帶著圓滿或者遺憾離開。

那時候，我沒那么認真地想過墳主的哀痛。但是佟詩垣察覺到一些東西，那是一種情理與法律的矛盾。

矛盾的種子，早在她讀書時，就被她的老師種下了。

佟詩垣就讀的大學，原來沒有法學專業，是一位姓徐的老師一手操辦的。校領導一句話就讓他把法學系搞起來，他就像我們一樣開始了創業。

法學系第一屆學生只有三十多人，只有徐老師一位教師，學校能給的經費有限，這位主持并參加過多次地方法規起草的老師，一個人承擔起經濟法、法制史、民法等多門課程教學。

在經費緊張的情況下，徐老師只能到處“忽悠”公檢法、律師、法學界專家給學生們講課，跟他們說：我們在培養中國的司法人才，他們以后可能成為警察，檢察官，法官，律師，我們培養的是這個社會的公平和正義。”

佟詩垣身上的正義感，就是從徐老師那里耳濡目染的。有一堂課，徐老師講到法的哲學，給大家看了一部叫《十二公民》的電影。就是那堂課上，佟詩垣第一次意識到，法律是能要人命的，也是能救人命的，以后自己從事的工作，手里握著人命。

后來她經常說一句話，我們的萬一，就是別人的一萬。

我見過徐老師很多次，他是西北人，但沒有西北人身上那股狠勁兒，倒是有許多江南的書生氣息。他個子很高，很瘦，頭發濃密，有些自然卷，平時戴著一副很厚的眼鏡。

前年冬天，我和佟詩垣出差路過她的母校，因為時間充裕，我們順道拜訪徐老師，原計劃是請徐老師吃飯，結果徐老師熱情地請我們吃飯，還叫上了另外幾個老師和當地律協會長。

佟詩垣給徐老師準備了一條煙作為禮物。席間，徐老師拆開那條翻蓋的大重九，開心得像個孩子一樣，給在坐抽煙的人每人發一包。發完以后，他端著已經空了的翻蓋大重九殼子看了半天，裝進背包，“我當老師幾十年了，第一次收到學生的禮物。君子不收桃李之饋，今天我破個例，帶回去做個紀念。”

徐老師給我留下的印象最深的，就是身上的西裝和酒味。

他一年四季都會穿著西裝，穿在他身上有點偏大，不合身，但是永遠干凈整潔。他好酒，不止愛喝酒，還愛泡各種酒，很多時候他中午就會喝酒，在他教育生涯中唯一被學生投訴，就是因為他上課時一身酒味兒。

佟詩垣不好酒，但是在著裝上深受徐老師影響。她有一個怪癖，就是庭審的時候，哪怕再小的廳，再悶熱的天氣，她都會著律師袍，并且在開庭前一天仔仔細細地熨燙好。

其實普通庭審對律師的著裝沒有要求，但是佟詩垣覺得，儀式感是對法庭起碼的尊重，也是對當事人最起碼的尊重。

曾經有人覺得她裝，但是她不在乎，還說：“我收了當事人的錢，連衣服都不穿，我算什么呢？我穿了這身衣服，就代表我為你說話。”

佟詩垣對挖墳案代理的不滿，我想就是源于徐老師，這位老師經常對學生說：“法律是為了保護無辜而制定的。律師是公平正義的一部分，是老百姓發工資，要為老百姓說話。”

徐老師也深知，這樣的律師是很清貧的。有一年佟詩垣回母校上臺演講，講著講著激動滴哭了，演講結束后，徐老師過去一把抱住她說：“你們混不走了，我養你們。”

當時我就在旁邊，徐老師狠狠地瞪了我一眼。他覺得我就是個“商人”，沒有資格主導律所，覺得我在剝削、欺負佟詩垣。后來還跟我說：“不許欺負她，她不想接的案子就不接。”

我當然理解，我也有不想接的案子，我也想隨時能做到，不想接就不接。

可是在生存面前，不管是我還是佟詩垣，都得暫且妥協。

我能做的，就是在開庭前聯系戚總：“如果打贏官司，請您補償金照給這幾戶原告”。

“要是不同意就加律師費，算是買我們陰德的錢。”我沒說，這筆錢，我會照舊給那些原告。

我不是沒有人情味的冷血動物，只是工作讓我不能流露出許多東西。

戚總笑笑沒有說話。我想來想去，還是拿到勝訴后，再重新跟戚總開口更合適，不再追問。

那天早晨，當我們把新的書面答辯和補充證據提交給法官時，法官的臉都黑了。

對方律師也收到這些材料的副本，他原本看上去很輕松，直到讀起我們的材料，臉上的肌肉漸漸垮了下來。他很認真地用手指壓著每一個在讀的字，逐字逐句地默讀，表情從嚴肅轉向崩潰，轉頭問坐在旁邊的原告：“真的嗎？”

佟詩垣坐在被告席上自信地翻開電腦，還朝我輕松地笑了笑。

到了這一步，我不再擔心佟詩垣打退堂鼓，她雖然不喜歡這個案子，但是她也是一個有勝負欲的律師，就像貓聞到腥味那樣，穩贏的庭審，她也不想輸掉。

當時我坐在旁聽席上，身邊坐著很多村民，面積不大的法庭被圍得水泄不通，當我看見法官和原告、旁聽席上的村民笑著打招呼時，我不禁擔心，這場庭審我們真的能勝券在握嗎？

書記員宣讀完法庭記錄，庭審正式開始。

可是整個法庭一點也沒安靜下來，就像是菜市場，下面的村民嘰嘰喳喳。法庭調查時，本該說話的法官沉默者，只負責記錄的書記員，卻一個勁兒地提問：“推墳的挖掘機是你們公司租的嘛，開挖掘機的師傅也是你們的人嘛，是不是嘛？”

佟詩垣剛說了兩個字，旁聽席上就起哄，謾罵著：“挖人祖墳，全家死絕！”

沒等佟詩垣說完，書記員繼續逼問：“是不是你們挖的人家祖墳，回答問題就可以了！”

“我正在回答。”佟詩垣瞪了一眼法官，忍住怒氣繼續回答。可是沒等她說兩個字，書記員又打斷：“你就說是不是你們把人家祖墳推平就行了，不要說那么多。”

這時我看見佟詩垣的一個小動作。她撩起褲腿，露出小腿上的海綿寶寶。

重要庭審，佟詩垣幾乎都會緊張，甚至結巴，但是一旦做出這個動作，就意味著她的情緒要爆發了，那是連她自己都沒有注意到的習慣，好像海綿寶寶給予她某種神秘力量。

果然，佟詩垣一只手重重拍在桌上，大聲說：“法官！庭審紀律管不管！這是菜市場嗎？是鄉壩頭趕場嗎？沒有法庭紀律嗎？旁聽人員可以隨便說話嗎？”

旁聽席安靜了，法官和書記員也懵了。法官敲了敲法槌，讓書記員再次宣讀庭審紀律，并且告知旁聽人員沒有法庭允許不得發言，再擾亂法庭紀律就驅離法庭。

書記員準備再次宣讀法庭紀律，佟詩垣兩只手重重地又拍在桌子上，指著書記員說：“還有你！你算什么！法庭上輪得到你說話嗎？輪得到你發問嗎？你就是個做記錄的？看什么看？我吼的話記錄啊！開完庭我要看！再這樣我投訴你們！”

發泄完，佟詩垣摘下眼鏡，拿提前準備好的眼鏡布擦拭著。這也是她的習慣，一旦覺得自己說錯話、后悔了，她就會擦眼鏡。

佟詩垣冷靜下來，在質證環節，她一項項把證據拋出，不止有民政局領取補貼的證據，還有縣里公墓遷墳后原告立碑的照片，“我們主張推平的墳是空墳，骸骨不是原告的祖先，原告已經把祖墳遷走了。

“如果堅持墳里是你們的祖先，那有理由認為公墓里的墳是假墳，你們的行為是騙取國家的補貼，已經涉嫌刑事犯罪。”

旁聽席的村民又開始起哄，甚至有村民喊出讓法官不能忘本的話。

法官的臉上黑著，他敲敲法槌，主動維持法庭紀律后，宣布休庭十分鐘。

這十分鐘，對佟詩垣來說很漫長。我坐在旁聽席上，沒有表露身份，村民不知道我是誰，但是她坐在被告席上不敢離開，怕一旦離開被旁聽的村民和原告揪住暴打一頓。

我們看見法官和原告代理律師竊竊私語，不知道他們說了什么，直到重新開庭，原告代理律師沒再說什么，對我們的證據沒有異議。

這就相當于舉白旗投降。

法官宣布閉庭時，旁聽席上的村民高喊著：“我們也挖你們家祖墳！我們一墳換一墳！”

閉庭后我把車開到法院門口，等著佟詩垣出來。好一會兒后，旁聽的村民和原告基本都離開了，我才給佟詩垣發信息，她一路小跑，鉆進車里，我們以最快的速度往回走。后來佟詩垣告訴我，閉庭時她不敢走，跟在法官屁股后面，害怕自己被當場打死。

開庭一周后判決書下來，我們大獲全勝，可是誰也開心不起來。

庭審剛結束時，疲倦裹挾而來，隨之就是新工作把我們推著往前走，這個案子很快我們就拋在腦后。

直到一周后，判決書寄來那天，辦公室里只有我和佟詩垣。我們看了一遍后，就掃描發給戚總，之后這份判決書就埋進我們的檔案柜，誰也不再提起。

我們贏了，但沒有任何興奮，總覺得哪里不對，就像是吃了一桌山珍海味，但總覺得每個菜不是咸了就是淡了，尤其是佟詩垣，總是悶悶不樂，提不起精神。

我暗示佟詩垣可以跟戚總聊聊，針對那幾戶原告，他一開始就是愿意給補償金的，現在既然贏了，那還是給點補償金更好，畢竟推平了別人家祖墳是不爭的事實。

佟詩垣猶豫著同意了。

當晚，我們邀請戚總吃火鍋。贏下這場官司戚總很高興，原本他想著別鬧出輿論，股價別跌，現在我們算是超額完成任務，火鍋變成了他請我們，“我想著，你們那么年輕，給你們死馬當活馬醫吧，沒想到你們真的能掰過來。”

他還說，早就知道了，我們是“最不要臉的律所”，所以才來找我們打這個“缺德”官司。

我想是時候為那幾戶原告，提提補償款的事情了。

佟詩垣打頭，試探著問，能否按照原來公示的標準，六萬一座墳，給原告補償金？

沒想到，戚總相比上次的沉默，這次爽快答應了，“一開始我就沒想不給錢，這樣很好。”

戚總同意后給補償金后，我再次給村民代表打電話，他的態度依然不好。

接起電話后，我告訴他，我們依然愿意按照原來公示的金額給予補償，請他讓墳主與農業公司聯系即可。這次他沒有罵我，只是回復一句“知道了”便掛斷電話。

回家后，我跟外婆聊起這個案子，外婆連說了好幾個“阿彌陀佛”，第二天便去廟里給我點了一盞燈。外婆說我這下又結了許多冤親債主，要多積德。

后來，我和佟詩垣也專程去了廟里。佟詩垣跟我說，她心里告訴菩薩，請菩薩跟那四位葬著的往生者說別報應我們，我們好歹還是給他們的后人爭取了賠償，算是給了一個交代。

直到去年春天和徐老師相聚時，我們聊起這個案子。

去年春天，是律所創辦的第六年，我們邀請徐老師赴宴，在席間聊起這樁挖墳案。

徐老師很驚訝，也很不高興，他批評我們不該接這案子，“接這個案子干嘛？推人家祖墳是事實，公司連個態度都沒有，有錢了不起嗎？這不是故意膈應人嗎？”

徐老師眼里，他覺得我們贏得可恥。

我以為佟詩垣會認同恩師的觀點，但佟詩垣只是笑笑，什么都沒說。

回來的路上，我問她認不認同徐老師的觀點，她告訴我，只是聽著就好，“經歷這么多案件，我怎么著也有自己的認知，在情理、道德和法律總有個平衡點，完全站在哪邊都不行。”

佟詩垣告訴我，其實徐老師從沒接過家屬找他的代理，他只接過法律援助，也不做刑事案件了，因為他沒辦法做到拋開道德去談論法律。

佟詩垣說：“這也是我最不敬佩他的地方，他是圣人，但他作為圣人，以極高的道德去要求自己的時候，卻背離了當事人的利益。

“法律和情理是每個律師都要自己去探索的平衡點，徐老師是對符合法律，但不符合情理的事說不的人，但是我們做不到，因為我們需要生存。”

我看著她，突然覺得，她不再只是那個莽撞的，拿菜刀剁人手的女俠了。

徐老師傳承給她的正義感仍然在，但是在對現實的妥協中，佟詩垣有了自己的想法，盡管她的想法在我心里，有待商榷。

接著，她給我講起她的另一位恩師。

當年徐老師忽悠過一位年輕的司法局公務員，讓他辭職，和自己一起搞法學系，還說兩人一起教書育人，將來這所學校的法學系會鐫刻上他的名字。

這個年輕的公務員還真就信了徐老師畫的大餅，跟他一起“教書育人，培養社會未來的公平和正義。”

他姓廖，后來從老師成為法學院的院長，大家都叫他廖院長。

廖院長比徐老師矮很多，他禿頂，肚子滾圓，也戴著眼鏡。從司法局辭職來到學校，他才發現學校的工資還不夠他養家糊口。徐老師倒是不在意，因為他有良好的家境，不缺錢，廖院長從農村里走出來，家里“窮得扣胩”。

徐老師不在乎錢，也就不搞錢，單憑學校給的經費，連像樣的老師都找不到。

廖院長為養家糊口，不得不挑起擔子，想辦法去各高中演講招生，到處找律所贊助，甚至打著學校法學系的名義辦律所，賺錢補貼系里，在廖院長的經營下，法學系成為法學院，有了自己的樓，有了更強大的師資力量。

廖院長當了院長，徐老師依然沉浸在自己的法制理想中教書育人。

徐老師總是罵廖院長：“老東西一心只想搞錢，學術搞得希爛，心術不正！老子最后悔得就是當年弄進來這么一個只曉得搞錢的人！”

廖院長總是罵徐老師：“老東西讀書讀傻了，老師工資都發不起，還只曉得之乎者也！”

這兩位老師，從理念上就有根本的不同。徐老師告訴學生，律師是老百姓發工資的職業，當個好律師會清貧一生，因為堅持正義，為正義發聲許多時候是背離利益的。

可是廖院長呢，偏偏說好律師是有錢的，好律師是被社會認可出來的，認可最直白的就是有案子做，有律師費拿，一個窮光蛋律師說自己多厲害就是扯淡，沒人認可說明他沒能力。

佟詩垣曾經敬佩徐老師，瞧不起廖院長，但現在不了。

她覺得兩位老師，一個是她的精神堡壘，一個給予她對抗現實的力量。

那天在路上，佟詩垣說：“徐老師就像蓮花座上的菩薩，發著光救苦救難；廖院長就像菩薩坐著的蓮花座，砸進泥巴里托起菩薩。沒有菩薩，蓮花座只是雕塑；沒有蓮花座，菩薩身上就滿是泥巴。”

沒有廖院長，這個學院也不是那么容易發展，更不會有那么多的準律師走出院校，像徐老師一樣為社會和老百姓解決問題。我們希望人人都善良，但那必須確保，善良的人能活下去。

當年的挖墳案，我們誰都不再提起，只是每當我感覺到，佟詩垣再次陷入情與法的掙扎，我就問：“佟詩垣，再來一次挖墳案你咋辦？”

佟詩垣猶豫許久，然后告訴我：“給助理辦，讓她也找到職業生涯的平衡點。”

我有時回味著她的答案，心想，這個平衡點真的會存在嗎？

所謂的平衡，很多時候，是不會妥協的人妥協，確保自己生存下來。除此以外，可能更重要的就是生存下來的我和她，必須不忘記什么是最重要的，那就行。

現在，律所早已度過生存危機，我們活下來了。

我們正在做著消費者公益維權，讓我挺驕傲的是，現在律所門口掛著一個牌子，上面不是律所的名字，而是官方認可我們，成為的指定所在地的“消費維權投訴站”。

也許有天，你遭遇不平事打出投訴電話，接起電話的，就是我，就是佟詩垣。

為講好這個故事，我特意讓張飛把佟律師叫出來，吃了頓火鍋。

當時佟律師坐在我斜對面，隔著沸騰的火鍋，她跟我講了一件小時候的事。

佟律師家里并不窮困，但是為了有更多零花錢，她很小就到大排檔里賣鮮花。有一回遇到一個中年大叔，說只要她喝一杯啤酒，就買下她所有的花。

她一句多余的沒說，拿起酒杯，一口悶了。

那年佟律師小學六年級。

聽完這個事，我當時心里就一個想法：姐你還能再霸氣點嗎？

但后來我發現，佟律師不止霸氣，還是一個很細膩的。那天在飯局上，我們聊了很多關于寫作的事，回程路上，我就聽見佟律師一直囑咐張飛，怎樣寫更好，哪些案子可以成為素材，想寫誰她去幫忙采訪。

那天晚上，佟律師早早回家，因為要回去陪伴戀人。

看著她的背影，我一時有點鬧不清，故事該寫她哪個方面，她霸氣，耿直，細膩，富有正義感，也很可愛。

但也許，正是這些東西交織在一起，才成為一個真實的人，一個特立獨行的律師。

（文中部分人物系化名）

編輯：迪恩 小旋風

插畫：大五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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