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針對當前互聯網領域頻發的二元期權交易平臺涉嫌犯罪案件，通過解構交易模式的法律屬性，系統論證其應納入開設賭場罪的規制范疇。結合金融監管規則與刑事犯罪構成要件，厘清二元期權與金融衍生品的本質差異，闡明其賭博屬性與危害特征，為司法實踐中準確區分非法經營罪、詐騙罪及開設賭場罪提供理論依據。

一、二元期權交易模式的法律解構

二元期權交易以“買漲”“買跌”為基本操作形式，投資者根據標的資產價格在預設時間內的波動方向決定損益。以某網絡平臺為例：用戶張某注冊充值后，選擇外匯品種及到期時間，點擊“買漲”即預測價格上行，若到期價格高于執行價則獲得投資額76%-78%的收益，反之本金歸平臺所有。此類交易呈現三大特征：

交易標的虛擬化：無實際資產交割，僅以價格走勢為博弈對象；

損益機制固定化：盈虧僅與方向判斷相關，與價格波動幅度脫鉤；

操作過程自動化：系統自動結算，缺乏權利行使環節。

此模式與《期貨交易管理條例》界定的標準化期權存在本質差異。正規期權賦予買方以約定價格買賣標的資產的權利，具有風險對沖功能；而二元期權實為以價格波動為籌碼的零和博弈，符合賭博行為的射幸性特征。

二、二元期權交易行為的刑法定性爭議

（一）非法經營罪排除適用的法理依據

根據刑法第225條，非法經營罪規制的是未經許可經營特許業務的行為，其核心在于侵害國家特許經營管理制度。二元期權交易雖具有金融產品表象，但實質缺乏真實交易標的與市場調節功能。例如李某搭建的交易平臺，未對接任何正規交易所數據，僅通過自制插件模擬行情，此類行為未實質介入證券期貨市場，不符合非法經營罪的客體要件。

（二）詐騙罪的構成要件缺失

詐騙罪需具備虛構事實、隱瞞真相及非法占有目的。實務中，王某案平臺雖存在夸大收益宣傳，但未篡改真實行情數據，投資者損益源于獨立判斷，不符合“完全控制漲跌”的欺詐特征。若平臺通過后臺操縱價格（如周某案修改K線圖），則構成詐騙罪，此需結合電子數據鑒定結論綜合認定。

三、開設賭場罪的認定邏輯與證明路徑

（一）賭博屬性的實質判斷

二元期權交易符合賭博行為的三大核心要素：

射幸性：損益結果取決于不確定的隨機事件（價格波動）；

對賭性：平臺作為莊家與投資者形成直接利益對立；

零和性：投資者盈利來源于其他參與者的虧損，無價值創造過程。

在某跨境網絡平臺案件中，法院依據交易記錄證實：平臺通過“點差”機制確保52.3%的參與者虧損，此概率分布特征與賭場運營模式高度契合。

（二）開設賭場罪的構成要件契合

客觀行為：建立具有投注功能的電子平臺，設定賭博規則并抽頭漁利；

主觀故意：明知交易模式的賭博性質仍組織運營；

危害后果：涉案資金流水超3.2億元，造成數千投資者財產損失。

實務中需重點審查：服務器日志、資金結算記錄、推廣話術等證據，確認平臺的運營模式與盈利機制。

四、新型網絡賭博犯罪的治理對策

（一）完善電子證據取證規范

針對服務器境外架設、數據加密等問題，需構建跨境協查機制。如在趙某案中，通過區塊鏈存證技術固定境外服務器數據，為定罪提供關鍵支撐。

（二）統一司法認定標準

建議出臺司法解釋明確：

將“以金融交易為名實施對賭”納入開設賭場罪規制；

建立“投注次數”“抽頭比例”“涉案金額”三位一體的量刑標準。

（三）強化行刑銜接機制

證監會2016年已警示二元期權的賭博屬性，但行政監管與刑事打擊存在斷層。應建立線索移送與聯合執法機制，如在錢某案中，監管部門提前凍結資金賬戶，為后續刑事追責奠定基礎。

結語

二元期權交易的本質異化，凸顯了金融創新與法律規制的張力。通過穿透式審查交易實質，準確適用開設賭場罪條款，既能有效懲治犯罪，又可避免不當擴大非法經營罪適用范圍。未來需構建“技術監管+法律治理”的雙重防線，提升對新型網絡賭博犯罪的打擊效能，切實維護金融市場秩序與公民財產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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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法濤律師，河南鄭州著名經濟犯罪案件刑事辯護律師，律師團負責人，首席刑事辯護律師，14年刑事案件辦理經驗，專門辦理全國各類重大、疑難和復雜的刑事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