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上有個很搏眼球的說法——即“中國人以形象思維為主，西方人以邏輯思維為主”。

還有人，“追根尋源”，將“中國人以形象思維為主”，與漢字曾經是象形文字扯到了一起。

由此得出的結論，自然也就很簡單——中國自古不講邏輯、不教邏輯、不學邏輯、缺乏邏輯，等等等等。

“中國人以形象思維為主，西方人以邏輯思維為主”，這個說法對嗎？

顯然是“猴吃麻花——蠻擰”——“形象思維”和“邏輯思維”不屬于同一層面概念，也就是說，這兩個概念既不對應也不矛盾，所涉及的完全是兩碼事。

漢語漢字中的“形象思維”這個詞，大概率濫觴于19世紀俄國文學評論家別林斯基。

他在《藝術的概念》一文中說：“藝術是對于真理的直感的觀察，或者說是用形象來思維。”

他又說：“（典型性）是創作的基本法則之一，沒有典型性就沒有創作”，“（典型）是一個人物。同時又是許多人物，也就是說，把一個個人描寫成這樣，是他在自身中包括著表達同一概念的許多人，整類的人”，但這是通過“一個人物，完整的，個別的人物”實現的。

別林斯基稱這種“典型性”的“形象”，為“熟悉的陌生人”。

（上海文藝《別林斯基選集》作者像）

可知——別林斯基所說的“形象的思維”，講的是藝術創作和受眾，是通過生動的“形象”，來完成對“真理的直感的觀察”的。

也可知——他所說的“形象的思維”這種藝術創作手法，應該通過“典型性”來凸顯，即通過活生生的“個體”來表現“一整類人”。

蘇軾《文與可畫筼筜偃竹記》：“故畫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

“胸有成竹”，說的不就是“形象思維”么！

實際上，中國自古，從《詩經》的“賦比興”，到劉勰《文心雕龍》的“神思”之“思理為妙，神與物游”“登山則情滿于山，觀海則意溢于海”，再到王國維《人間詞話》概括的“三境界”說，無不講得是藝術美學的創作要旨，既強調了“想象”在藝術表達上的極其重要作用，又主張必須“動之以情”才可“曉之以理”的藝術感染力之重要作用。

只不過沒使用“形象思維”這個詞匯而已。

偉人在《和陳毅同志談詩的一封信》中，三次說到“詩要用形象思維”，亦是在說——藝術包括詩，應該是以“具象”表現“抽象”，是二者的高度統一；作品應該具有充分的想象張力；要有感而發，從而具備強大的感情感染力。

以“五嶺逶迤騰細浪，烏蒙磅礴走泥丸”，來表達“紅軍不怕遠征難，萬水千山只等閑”之堅定意志，便是極為恰當的例證。

以“山舞銀蛇，原馳蠟象，欲與天公試比高”，傳達“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的革命豪情，既形象又具充分感染力。

總而言之，“形象思維”，說的是藝術創作的方式、手法，是對喜聞樂見好作品的評價標準。

可不可以把“形象思維”，擺放到與“邏輯思維”對應的地位呢？

不可以。

比如，平時對一本小說、一部電影或電視劇評價不高，會說“邏輯混亂”——小說、電影、電視劇都是藝術作品，都需要通過“形象思維”展現給讀者、觀眾，然而，其故事情節、人物展現等等所有描寫，都要基于邏輯、復合邏輯。

違反了這一點的作品，再天花亂墜也不會被認為是好作品。

所以，“邏輯思維”，指的是人們或者說人類共有的思維規律和相似、相同性，是基礎性的人類思維能力。

這就是《紅樓夢》在國外，也被相當多讀者奉為經典；《戰爭與和平》翻譯到中國，同樣深受喜愛的基本道理。

“形象思維”，被“提高”到與“邏輯思維”并列的地位，或許與上世紀80年代的一些書籍，包括教材的“渲染”有關。

例如某本《文學概論》，專門有“形象思維與文學的典型化”一節。盡管書中也說，在藝術創作中并非只有形象思維而排斥抽象思維，但認為“形象思維同抽象思維一樣，是人類普遍具有的一種思維方式。”

書中提供了一張圖片，實際上進一步強化了其將“形象思維”提高地位的觀點。見上圖。現在這樣的圖網上仍然不少，見題圖。

作者并未提供這張圖片的出處。然而顯然，這是對上世紀80年代前后國外心理學研究的一種綜合。

可以確定地說，這張圖所描繪的人類大腦的功能是不準確的。

按照此圖，“中國人以形象思維為主”， 就是主要以“右腦” 思考；而“西方人以邏輯思維為主”，則是主要以“左腦”思考。

可是，在一些人嘴里，中國人是遠遠不如西方人具有創新精神的，為何以左腦思考的西方人卻是“求同思維”，而中國人則是善于創新的“求異思維”——這豈不自相矛盾？

人之“大腦”，是人類到目前為止仍然在孜孜以求探索的重大課題——可以說，關于人的大腦的“奧秘”，遠未到一清二楚的地步。

目前可知的是——

人的大腦，是人這種脊椎動物中樞神經系統的最高級部分，又稱腦端。

人類大腦呈半球狀，覆于間腦、中腦和小腦之上；分為左右兩半，但不完全分離，底部由胼胝體連接于一體。

左右腦都布滿凹凸的溝回，最外面是大腦皮質層，厚數厘米，面積可達2000平方厘米。

大腦皮質層分六層，由各層之間不同種類神經細胞大小比例的不同而劃分。

一般根據腦表面的的皺褶將大腦皮層分為四葉——其中，額葉有運動和語言中樞；頂葉有軀體感覺（觸覺與位置覺）中樞；顳葉有聽覺與記憶中樞；腦后的枕葉內有腦的主要視覺接受區。

除了上面說的“四葉”，還有將腦皮層邊緣部分比較隨意地算作“第五葉”的情況，這一部分管理著人的嗅覺、味覺與情緒應答系統。

人的大腦確實存在“分區”，比如語言區偏于左腦，因為左腦受傷的人大多失去了語言能力，然而，這不能確定“邏輯思維”是單獨由左腦完成的。

人腦是個結構和機理極其復雜的整體——心理學界稱此為“統合”認知或思維——還可知的是，左腦控制右側的肢體、視覺和感覺，右腦則控制左側。

上圖，是意大利神經學家埃德爾·比西阿奇做過的實驗，病人1987年右腦中風，由此她失去了對左側一半的視覺和認知，這種情況持續了17年，直到其去世。

治療最嚴重癲癇患者的極端方法，曾經采用切斷左右半腦胼胝體的手術。此類病人被稱為“裂腦者”。

上個世紀中期，心理學界已經通過實驗發現，這一類患者對外部世界的認知，永遠是“割裂”的。見下圖。

這也說明，人腦是一個整體，人類思維和認知能力也是一個整體——心理學家們，稱此為“意識的統一”。

既然“統一”，以“形象思維”和“邏輯思維”劃分這國人和那國人的思維特征，就一定是不科學的。

還要說的是，神經學、心理學等等相關學科中，都沒有與“形象思維”對應的詞和概念。

說“不科學”，還有更重要的實驗數據為證。

瑞士心理學家皮亞杰，用近30年的實驗，寫了60多部著作和500多篇論文，證明了從嬰兒開始的“認知發生”即人的“邏輯-數學”思維的成熟過程。

他發現，從嬰兒開始，人的認知經歷四個發展階段——

感知運思階段（0-2歲）；前運思階段（2-7歲）；具體運思階段（7-11歲）；形式運思階段（11歲開始一直發展）。

研究人類思維的心理學家們，大多認為皮亞杰的貢獻是里程碑。在此基礎上，又分若干分支開展了繼續研究。

嘉迪納、穆特、柯斯米斯基等人合著的《跨文化生活：跨文化的人類發展》即得出結論：“事實上，迄今為止研究的所有嬰兒中，感覺運動發展的定性特征幾乎仍然是相同的，盡管這些嬰兒的文化環境存在著巨大的差異。”

他們列舉了對尼日利亞人、贊比亞人、阿爾及利亞人、伊朗人、尼泊爾人、亞洲人（原文如此）、塞內加爾人、亞馬遜印第安人和澳大利亞土著人的眾多研究成果，總結說：這些成果非常令人信服地表明，“各種社會中的兒童仍然在按照（皮亞杰）他所預言的順序成長”。

既然廣泛眾多的實驗證明，“嬰兒的文化環境存在著巨大的差異”不能影響前述四個“邏輯-數學”思維的形成和發展，有什么證據能證明“中國人以形象思維為主，西方人以邏輯思維為主”可以站得住腳呢？

這就是個以訛傳訛的偽命題而已。

建國75年的今天，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在5G通信、高鐵、量子通信、超級計算、人工智能、移動支付、基因編輯、新能源、橋梁隧道等基礎建設居于世界前列；最完整的工業體系持續轉型，開放指數進一步提高，全球治理作用越發明顯，這些可以算是駁斥“中國人以形象思維為主，西方人以邏輯思維為主”這一偽命題的現實例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