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說：

蒙古部落，三皇不治，五帝不服，今已中外無別矣！

1.

在中國歷史上，康熙皇帝主持的多倫會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清初，我國蒙古族分為內蒙古（漠南蒙古）、喀爾喀蒙古（漠北蒙古）、厄魯特蒙古（漠西蒙古）。

1687年，厄魯特蒙古的噶爾丹發動叛亂，迫使喀爾喀蒙古三部的數十萬人全部遷到內蒙古。

康熙三十年（1691年）夏，康熙皇帝親自巡視漠北，在灤河上游的閃電河畔，與土謝圖汗察琿多爾濟、哲布尊丹巴等35名喀爾喀蒙古王公貴族在多倫諾爾會盟，最終達成約定：

喀爾喀蒙古須遵行清廷的法令；

令察琿多爾濟等具疏請罪，以結束喀爾喀蒙古內部紛爭；

廢除喀爾喀三部舊有濟農、諾顏等名號，留汗號，依次授以汗、親王、郡王、貝勒等爵位；

依49旗例編族，分左中右三路，并實行盟旗制度（見《清圣祖實錄》）。

短時間看，多倫會盟加強了對喀爾喀的管理，孤立了噶爾丹叛軍，遏制了沙俄侵略勢力，鞏固了北部邊防。

從長遠看，康熙皇帝恩威并施，為蒙古草原的長久穩定，做出了制度上的設計，其影響久遠。

會盟分召見、宴會、會盟、閱兵、修廟等幾個步驟，而在融洽關系上，宴會在化解矛盾、溝通感情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康熙皇帝和后來的乾隆、嘉慶等人在北京和承德避暑山莊，處理民族關系問題時，宴請，成了一個不可或缺的步驟。

尤其是乾隆皇帝，在避暑山莊的萬樹園，也搭制大幄，演繹了無盡的歷史風云。

2.

法國神甫張誠跟隨皇帝前往，他在日記里記錄了康熙皇帝在多倫會盟時宴請蒙古各部的過程：

在皇帝居住的三個內院之外，距最外門十步遠處，他們建起一個黃色大帳篷，其形式和皇帝所住的帳幕前面的那個一樣。

作為隨從的宮廷大臣、內務府官員及刑部官員，按照各自官品就位。都統、王子、滿族王公和蒙古王公排列于皇帝左側，右側是留給喀爾喀諸王及王子。

典禮完畢，賜宴，召見札薩克之子，觀雜技。

皇帝陛下親手把酒送給大喇嘛，然后三位喀爾喀王，再次給二十位主要的臺吉，他們都跪著接酒，一手持杯，同時叩首，飲后再叩首，然后退下。

張誠的敘述中，康熙皇帝威嚴有加，多倫會盟所有的程序井然有序，即便是喝酒，也是肅穆莊嚴。

3.

其實，多倫會盟只是穩固北方的開始，接下來的廣施仁政，才是北部邊疆穩固的根本。

會盟結束，康熙在返京的路上說：

昔秦興土木之功，修筑長城，我朝施恩于喀爾喀，使之防備朔方，較長城更為堅固。

恩威并施，施恩更重要，這是康熙皇帝的一貫主張。

早在康熙初年，他就有過這樣的論述，《東華錄》里這樣記載：

圣祖即位之初，敕諭安南國王黎維祺約：朕唯修德來遠，盛代之宏謨。

意思是說，勤修德政，使遠人歸向，這才是盛世的宏偉國策。

康熙二十二年，他在經過古北口的時候，看見長城躺在那里，也發出同樣的感慨：

斷山逾古北，石壁開峻遠。

形勝固難憑，在德不在險。

（《康熙·古北口》）

作為一位大國皇帝，在解決一千多年以來一直都沒有解決好的邊疆問題，他要統籌規劃，廣施德政。

4.

平定北方多年來隱患，是一個系統工程，清史專家袁森坡對多倫會盟做這樣的總結：

一、多倫會盟時，康熙皇帝首先是從內蒙古“給地安插”，嚴定各旗牧地界線，嚴格審定登記各旗人丁戶口，嚴禁各旗互相兼并，從而消除了草原各部的紛爭，創造了一個較長時間的安定環境；

二、三部南下時，財物被叛軍掠奪一空，人民生活困難，康熙令發歸化城、張家口、獨石口倉儲以賑其乏，且足其食。“民心悅，則邦本得，而邊境自固”；

三、清政府對蒙政策的成功，進一步孤立了沙俄的侵略勢力，在中俄邊境中段未定之前，粉碎了鯨吞喀爾喀蒙古地區的陰謀；

四、多倫會盟徹底孤立了噶爾丹勢力，加速了他的覆滅；

五、通過多倫會盟，初步加強了對黃教的控制。興建多倫慶寧寺、多倫善因寺、總管京師、盛京、熱河、甘肅、五臺山等地黃教寺院，有利于貫徹清政府“佛法兩施”的政策，加強中央集權力量；

六、多倫成為了一個繁華的商業都市，溝通了塞北與中原地區的經濟交流和政治文化聯系。

5.

把酒言歡，是中國多年的傳統，從杯酒釋兵權開始，很多的大的難題都能在酒中化解。

在接下來的兩百多年里，在木蘭秋狝和避暑山莊，清朝的皇帝與蒙古王公各部親熱有加，宴飲酣暢，蒙古各部成為朝廷最有力的同盟。

所以，康熙皇帝說：“蒙古部落，三皇不治，五帝不服，今已中外無別矣” 。

言下之意，是漠北蒙古取代了長城，成為清朝在北疆新的“屏障”。

秦皇漢武都沒有解決好的北方民族問題，在萬樹園的大幄里，刀光劍影變成了輕歌曼舞。

這就是康熙皇帝的偉大之處，由康熙制定下來的民族政策，實現了中華民族的大融合，足以彪炳史冊。

然而，不是所有的宴請都能得到回報。

與康熙皇帝相比，歷史上也還有“宴請”后關系更糟糕的，這是隋煬帝楊廣。

6.

大業三年（607年），隋煬帝出塞，在榆林城召見突厥啟民可汗。

為接待好突厥首領，顯示隋朝之實力，他為此特別制作了一個可容納數千人的大帳篷，帳篷內盛設酒宴，演出百戲，以款待可汗及其部落3500人，還贈予大批禮物。

隨行的光祿大夫賀若弼、禮部尚書宇文弼和太常卿高穎，私下里議論隋煬帝太過奢華，對突厥人恩禮太過。

本來私下里議論發發牢騷的話，不知道被誰告密到皇帝那里了，隋煬帝當即處死三人，家屬流放邊遠地方。

這件事也被稱作隋朝的文字獄，宇文弼等人身為大臣，功高望重，竟無罪被殺，令天下士子寒心。

可隋煬帝自己卻一意孤行，遷都城，造宮殿、修長城、開運河、南巡江都、東征高麗，窮極奢華，絲毫不憐惜民力，致使民怨沸騰。

大業十一年八月，他又巡視北部邊塞，車駕被幾十萬騎兵偷襲，偷襲者正是他幾年前在巨幄里宴請過的突厥騎兵。

沒有德行的恩惠，終究不能得到人心。

7.

康熙皇帝肯定知道了這件事。

康熙十一年，康熙皇帝諭曰：

從來與民休息，道在不擾，與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朕觀前代君臣，每多好大喜功，勞民傷財，紊亂舊章，虛耗元氣，上下訌囂，民生日蹙，深可為鑒。（《圣訓》）

意思是說，自古以來與民休養生息，正確的方法就是不擾民，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前代君臣做事情，喜歡好大喜功，勞民傷財，紊亂舊章，虛耗元氣，上下爭權奪利，民生日益艱難，值得借鑒呀！

大臣熊賜履說：皇上此諭，誠千古為治之要道也！

得民心者得天下，這才是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