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余程萬和他那不到8000人的部隊,面對日軍三萬精銳,誓死捍衛這座城市。
最后,常德淪陷,余程萬被軍法審判,歷經審判和牢獄之災。
然而,那個英勇的將領,最終卻死于一場突如其來的劫殺。
——《壹》——
余程萬的早年與軍事背景
1902年5月24日,余程萬出生在廣東省臺山縣白沙鎮的一個普通農家。
從小,余程萬的家境并不富裕,但他有著與眾不同的求學欲望,黃埔軍校的創立,正好為他提供了一個改變命運的機會。
黃埔軍校成立的那年,余程萬成功考入了這所學校,這一決定,為他的一生埋下了伏筆。
余程萬畢業于黃埔軍校第一期,這意味著他與眾多名將一樣,肩負著國家重任,走上了戰場的道路。
不僅如此,他還進入了國立中山大學政治系,接受了更為系統的政治理論教育,這不僅為他日后的軍事決策提供了思路,也讓他在戰略指揮上有了更多的思考空間。
1928年,余程萬先后入陸軍大學特別班、北平中央大學政治系、陸軍大學研究院深造。
1936年2月5日,余程萬晉升少將銜,時年33歲。
1939年,任第四十九師副師長的余程萬少將,調至五十七師任副師長(師長是施中誠)。
1940年,余程萬升任五十七師師長,在淞滬會戰、武漢會戰、南昌會戰、高安會戰、上高會戰,長沙第三、四次會戰,浙東衢州會戰中。
余程萬一次次地顯示出自己的軍事才華,得到了原五十七師師長施中誠、七十四軍軍長俞濟時和繼任軍長王耀武的賞識。
——《貳》——
常德會戰的硝煙與決死抗戰
1942年9月浙贛會戰后,鑒于日軍已熟識國軍番號,能破解國軍各部活動情報,七十四軍因此改變其部隊番號。
軍部及其直屬部門番號改為“輝煌”,五十一師為“文昌”,五十八師為“榆林”,五十七師則由“徐聞”改為“虎賁”。
“虎賁”一詞來源于《書經》中的《牧誓上》篇:“武王有戎車三百輛,虎賁三百人。”后來,“虎賁”稱號成為歷代英勇無敵的軍隊的最高榮譽。
1943年,余程萬的軍事生涯迎來了真正的挑戰,常德,這座地處湖南的城市,成為了中日戰爭中的關鍵戰場。
日軍調集了3萬兵力,壓向常德,而余程萬指揮的第57師只有8000人,這個數字本身,就足以讓任何一位指揮官的內心感到沉重。
11月,日軍第11軍主力在常德城郊集結完畢,開始向常德發起總攻,意圖以壓倒性兵力在短時間內一舉掠取常德。
原本布置用以攻城的主力第116師團在會戰前期盡量避戰,此時部隊完整,整個師團均用以攻城。
轉于漢壽登陸的第68師團負責在第116師團攻城時掩護左翼,抵御來自第九戰區的援軍,第3師團與第13師團在慈利、桃源方面截阻王耀武集團的國軍第二線兵團。
第39師團,獨17旅團與第58團一部則在后方抵擋第10集團軍攻勢,并掩護第11軍退路。
日軍第一階段之戰略企圖已經完成,國軍兩線兵團處于分散狀態,常德危急,第100軍第63師第188團在會戰之初奉孫長官命令,搶占德山陣地,以與第57師成犄角之勢。
橫山勇一動手便全力猛撲德山,第188團匆促應戰,僅一晝夜德山陣地便告失守,第188團不支,鄧光鋒團長放棄德山,向第100軍靠攏。
德山是常德對外聯絡最重要的要害,是城南沅江上的渡口,德山失陷后,第57師后路被截,攻城戰之初與外界交通便告中斷。
此后,第57師官兵損傷殆盡,余程萬師長下令將城內炮工輜部隊,政工,師部幕僚及所有官佐雜役編隊,由第169團團副高子曰中校率領,投入戰斗。
常德警察亦編入部隊,并發掘常德警局埋藏之槍彈一萬發,此為第57師之最后接濟。
12月3日,常德淪陷,12月7日,余程萬師長留下第169團殘部與第171團殘部之一部共百余人死守陣地。
自己率孫進賢、杜鼎兩名團長及兩團殘部五、六十人,于半夜向德山突圍,并與援軍58軍新11師32團取得聯系。
——《叁》——
余程萬的戰后困境與心路歷程
12月8日,余程萬率32團反攻常德,當日即被收復,可就在當日的慶功宴進行到一半時,卻被蔣介石派人帶走以違抗軍令罪,下令將其送交軍法處審判 。
孫連仲、王耀武出面求情 ,余程萬被判服刑兩年 ,刑期未滿,王耀武再向軍法處說情,將余程萬保出
盡管他最終恢復了自由,但他心中那份未曾放下的責任感,和對戰斗失利的內疚,始終縈繞不去。
為了紀念這次戰斗,余程萬覺得有責任把那些壯烈的事跡記錄下來,就派人找到了著名作家張恨水,希望他能夠寫下“虎賁”軍的感人故事。
愛國將士可歌可泣的壯烈事跡使張恨水很激動,但是他當時還沒想到以此來寫一部軍事抗戰小說。
張恨水愛惜羽毛,以不懂得軍事,沒上過戰場婉謝了,但是拗不過余程萬的熱切,他答應從長計議,將來再說。
余程萬在離張恨水處不遠的地方住下了,此后便常常到來和張恨水聊天,久而久之就成了朋友。
事隔數月,他又舊話重提,這樣,張恨水于公于私都不好再說拒絕的話,只好應以先看材料,等有工夫再寫。
到了1944年11月,張恨水已辭職鄉居,便抽暇看了一部分材料。
于1945年春正式動筆寫《虎賁萬歲》,他在自序中隱隱得講出了他拒絕的真實原因和他被感動的經歷
我寫小說,向來暴露多于頌揚,這部書卻有個例外,暴露之處很少。
常德之戰,守軍不能說毫無弱點,但我們知道,這八千人實在已盡了他們可能的力量,一師人守城,戰死得只剩下83人,這是中日戰爭史上難找的一件事。
我愿意這書借著第57師烈士的英靈,流傳下去,不再讓下一代及后代人稍有不良的印象,所以改變了我的作風。
小說完稿后,余程萬派人送來一筆相當豐厚的謝金,但是張恨水沒有收,只要了一把從日俘手中繳獲的戰刀。
——《肆》——
余程萬的晚年與悲劇結局
余程萬的晚年注定無法平靜,在經過了抗日戰爭的浩劫、常德會戰的失利后,他已經不再是那個年輕時無畏的戰士。
戰后的中國社會,動蕩不斷,戰事也逐漸進入了尾聲,在國民黨和共產黨之間的對立中,余程萬的角色變得越來越模糊。
1950年代初,余程萬一度移居香港。
在這個繁華的都市里,他像無數從戰場上歸來的老兵一樣,試圖尋找到一種新的生活方式,然而,歷史的風云并未因他個人的平靜而停止。
1955年8月27日,命運再次將余程萬推向了一個無法控制的旋渦。
這一天,余程萬在香港家中遭遇了三名舊部劫匪的襲擊。
匪徒們為搶劫而進入他的住所,在混亂的過程中,余程萬被誤傷,死于槍擊,時年53歲。
這一事件的發生,給余程萬的傳奇人生畫上了一個意想不到的句號。
余程萬的死并非英雄般的壯烈,也沒有如他所希望的那樣,與祖國的命運同頻共振,他的離世,仿佛是一個歷史上未完的故事,留下了無數的懸念和遺憾。
他的一生,在抗戰時期的英勇,戰后的苦悶,以及最后的悲劇中,成了一代歷史人物復雜命運的縮影。
對于中國歷史中的許多英雄來說,他們的命運并未隨著戰爭的結束而得到公正的審視。
余程萬的悲劇,不僅僅是他個人的命運,更是那個時代歷史的一個縮影,曾經的抗日英雄,最終卻沒能安享晚年。
他的一生,無論是戰場上的殊榮,還是晚年的悲劇,都在悄悄地告訴我們:歷史的脈絡并不總是由勝利者書寫,英雄的結局,往往也并非如他們所期待的那般光輝。
余程萬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或許沒有如同其他抗日名將那樣被廣泛銘記,但他在常德保衛戰中的英勇表現,以及他為國家所做出的犧牲,始終值得我們銘記。
在歷史的洪流中,余程萬雖然未能擁有屬于自己的終章,但他為國家和民族所做的貢獻,始終留在了那個時代的記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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