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述中國留日士官生——第二期生（上）

（胡博）

1901年12月，距留學日本陸軍士官的“清國留學生隊第一期”學生畢業(yè)僅一個月，第二批清國軍事留學生便在日本政府的批準下陸續(xù)入校，是為“清國留學生隊第二期”。有趣的是，第二批就讀于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的學生們，本不在清政府的計劃之中。因為按照原計劃，之后入校學習的“清國留學生隊第三期”學生才是真正的“第二期”。這是怎么回事呢？

第一部分、不在計劃中的“清國留學生隊第二期”

清國留學生隊第二期學生的來源主要分為兩批。其一為湖廣總督所派留學生，其二為福建船政學堂所派“觀操隨員”。

由湖廣總督所派留學生計40人。按照計劃，這40名留學生中，有4人被指派學習測量、12人被指派學習農(nóng)工商、24人被指派學習兵器學。這40人于1899年10月21日在上海坐船前往日本，隨后進入成城學校補習日語，待畢業(yè)后根據(jù)計劃分派學習。

由福建船政學堂所派的“觀操隨員”有6人。這6人于1899年10月31日在福州乘船抵達日本后，進行為期一周的觀操，隨后進入日本海軍開始為期半年的“見學”。可見，湖廣總督所派的40人和福建船政所派的6人，根本就沒有計劃讓這46人進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學習。

最先出現(xiàn)變化的是福建船政所派6人。這6名“觀操隨員”分別是王麒、張哲培、華承德、許崇儀、許崇智、馮耿光，皆為福建船政后學堂在學的優(yōu)秀學生。他們在臨近完成“見學”任務時，突然接到新的任務，即進入振武學校補習日語，并計劃在畢業(yè)之后進入日本海軍相關學校學習。

而正真促成“第二期”插隊成為事實的主因得“歸功”于一個人。這人便是宗室子弟——良弼。良弼的祖父曾官至大學士，后因罪被貶降級，父親又因病早逝，因此在宗室中只是一個家道中落的“邊緣人”。但良弼讀書刻苦擅交際，獲得清廷選拔進入京師同文館學習日語，作為今后的外交人才培養(yǎng)。此后良弼又自費游學日本，在日期間的為人處事無絲毫不良習氣。因此當清廷委托湖廣總督張之洞考察在日游學的宗室子弟時，寄籍湖北武昌的良弼便脫穎而出，成為清廷擬建新軍的重點培養(yǎng)的目標。良弼隨即由自費生轉為湖廣總督所派的官費生，進入成城學校學習。

良弼

1901年3月，良弼與湖廣總督和福建船政所派人員一同參加畢業(yè)考試。其中，福建船政所派學生許崇智因謊報年齡被校方發(fā)現(xiàn)（年僅15歲，謊報19歲），被迫留校延至第三期畢業(yè)，湖廣總督所派學生則有15人未參加考試。因此實際通過考試被列為成城學校第二期畢業(yè)的學生僅31人，他們的姓名籍貫以及計劃學習目標分別是：

北京，良弼，學習陸軍

湖北漢陽，哈漢章，學習測量術

湖北施南，沈尚濂，學習測量術

湖北荊州，舒清阿，學習測量術

湖北荊州，寶瑛，學習測量術

湖北武昌，王遇甲，學習兵器學

湖北武昌，余明銓，學習兵器學

湖北武昌，蕭開桂，學習兵器學

湖北漢陽，楊正坤，學習兵器學

湖北武昌，張長勝，學習兵器學

湖北武昌，藍天蔚，學習兵器學

湖北施南，敖正邦，學習兵器學

湖北漢陽，段金龍，學習兵器學

湖北德安，蕭先勝，學習兵器學

湖北武昌，蔣政源，學習兵器學

湖北漢陽，應龍翔，學習兵器學

湖北漢陽，蔣肇鑒，學習兵器學

湖北武昌，龔光明，學習兵器學

湖北德安，吳祐貞，學習兵器學

湖南江寧，鄧慎言，學習兵器學

廣東廣州，何敬，學習兵器學

廣東廣州，鄧著，學習兵器學

湖南江寧，黃與發(fā)，學習兵器學

浙江溫州，程勉，學習兵器學

浙江溫州，朱鼎彝，學習兵器學

湖北漢陽，易迺謙，學習農(nóng)工商業(yè)

福建福州，王麒，學習海軍

福建福州，張哲培，學習海軍

江蘇常州，華承德，學習海軍

廣東番禺，許崇儀，學習海軍

廣東番禺，馮耿光，學習海軍

成城學校第二期學生畢業(yè)后，湖廣總督所派的25名畢業(yè)生便根據(jù)原計劃準備分派學習測量術、兵器學和農(nóng)工商業(yè)，福建船政所派的5名畢業(yè)生也準備開始學習海軍。然而此時卻發(fā)生了令人尷尬的事情。

由于良弼是臨時被清廷決定選派為進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學習的宗室子弟，而原計劃的留日士官生都還在成城學校沒畢業(yè)，這就導致良弼孤身一人無法“分配”（總不能讓日方為了良弼單獨開設一期吧）。加上原計劃準備學習海軍的5名學生也被日方所拒，這么一來就有6人面臨無學可上的境遇。

經(jīng)清廷與日方協(xié)商，決定從成城學校第二期畢業(yè)的其余30人中，抽調學習測量術的4人（即哈漢章、沈尚濂、舒清阿、寶瑛）、以及無法繼續(xù)學習海軍的5人（即王麒、張哲培、華承德、許崇儀、馮耿光）改學陸軍。與此同時，原計劃學習農(nóng)工商業(yè)的易迺謙也申請改學陸軍。于是上述11人便作為日本陸軍士官學校清國留學生隊第二期的預備學生，等待日方分配進入聯(lián)（大）隊充當士官候補生。

1901年4月25日，經(jīng)日方批準，良弼等11人正式進入聯(lián)（大）隊。其中：

哈漢章、舒清阿、寶瑛入步兵第1聯(lián)隊充當士官候補生；

良弼、馮耿光、張哲培、華承德入步兵第3聯(lián)隊充當士官候補生；

沈尚濂、許崇儀入野戰(zhàn)炮兵第1聯(lián)隊充當士官候補生；

易迺謙、王麒入工兵第1大隊充當士官候補生。

或許是清廷覺得只派11人入士官學校太虧的緣故，5月24日湖廣總督又致電日方，決定將畢業(yè)于成城學校第二期剩余20人中除鄧慎言、何敬、黃興發(fā)、程勉、朱鼎彝、鄧著6人外的14人改學陸軍。6月11日，經(jīng)日方批準，原計劃學習兵器學的王遇甲等14人獲準進入聯(lián)（大）隊。其中：

蕭先勝、吳祐貞、敖正邦、應龍翔、蔣政源入步兵第1聯(lián)隊充當士官候補生；

張長勝、余明銓、楊正坤、段金龍入步兵第3聯(lián)隊充當士官候補生；

蕭開桂、蔣肇鑒入騎兵第1聯(lián)隊充當士官候補生；

龔光明、王遇甲入野戰(zhàn)炮兵第1聯(lián)隊充當士官候補生；

藍天蔚入工兵第1大隊充當士官候補生。

士官候補生入伍后給予上等兵，兩個月后升伍長（下士），再過兩個月升軍曹（中士），直至結束入伍期。1901年11月30日，上述25人在聯(lián)（大）隊期滿退隊，并經(jīng)考試合格后于12月正式進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并按照士官候補生階段所服兵種分科入學，是為清國留學生隊第二期。由于第二期學生主要是在湖廣總督所派留學生中抽調，因此該期的學生籍貫大部分都是湖北籍。

按照日方對于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制訂的教授課程，士官生應在校學習三年（含預科和本科兩個階段），但日方不愿意對中國學生傾囊相授，加上中國學生已大致在成城學校和進入部隊擔任士兵候補生階段完成了預科教育，因此便按照對待“清國留學生隊第一期”的模式，仍將課程刪減壓縮為一年，教授課堂、訓練場地、住宿吃飯等也都嚴格與日本學生分離。

1902年11月，第二期學生經(jīng)考試合格后全部順利畢業(yè)，并在畢業(yè)當天晉升為曹長（上士）。在這25名畢業(yè)生中，年齡最大的是寶瑛，時年28歲（1874年）；年齡最小的是王麒，時年21歲（1881年）。現(xiàn)將這25名畢業(yè)生的姓名籍貫按同學錄所記順序列出如下：

步兵科16人，舒清阿（湖北荊州）、哈漢章（湖北漢陽）、良弼（直隸順天，即北京，寄籍湖北武昌）、應龍翔（湖北漢陽）、馮耿光（廣東番禺）、蕭先勝（湖北德安）、寶瑛（湖北荊州）、吳祐貞（湖北德安）、敖正邦（湖北恩施）、蔣政源（湖北武昌）、余明銓（湖北武昌）、楊正坤（湖北漢陽）、華承德（江蘇常州）、張長勝（湖北武昌）、張哲培（福建福州）、段金龍（湖北漢陽）；

騎兵科2人，蕭開桂（湖北武昌）、蔣肇鑒（湖北漢陽）；

炮兵科4人，龔光明（湖北武昌）、王遇甲（湖北武昌）、沈尚濂（湖北恩施）、許崇儀（廣東番禺）；

工兵科3人，王麒（福建福州）、藍天蔚（湖北黃陂）、易迺謙（湖北漢陽）。

按日方規(guī)定，上述25人在士官學校畢業(yè)后，皆需返回候補生期間的所在部隊再見習三個月，完成后授予日軍兵種少尉（注：畢業(yè)時校方只對日本學生“授劍”，中國學生無此待遇）。至1903年2月，25人中的18人在結束見習期后奉清政府命回國，另有步兵科畢業(yè)生良弼、吳祐貞、舒清阿、敖正邦、炮兵科畢業(yè)生龔光明、工兵科畢業(yè)生藍天蔚申請繼續(xù)留日深造，仍在各自所在部隊見習，等待日方安排。剩余1人蔣肇鑒（革命黨）滯留日本從事革命活動，一個月后因“游蕩私出不歸”、“有辱國體”等因，被押解回國。

1903年9月，經(jīng)日方批準，舒清阿、敖正邦獲準進入戶山學校學習，藍天蔚、龔光明獲準進入陸軍炮工學校繼續(xù)學習，皆為兩校留日生第二期，良弼、吳祐貞則仍留部隊見習。但到10月，吳祐貞“有事”回國。11月，良弼也因“講求武備頗有心得”奉調回國，因此兩人皆未能進入戶山學校學習。與此同時，已進入陸軍炮工學校第二期學習的藍天蔚也在11月“因事”請假回國，延至1904年1月又返回日本續(xù)學，但很快又奉調回國服務。是以僅戶山學校學生舒清阿、敖正邦、陸軍炮工學校學生龔光明3人于1904年1日完成第一階段學業(yè)，隨即奉命回國。

至此，日本陸軍士官學校清國留學生隊第二期的畢業(yè)生全部回國。

— 待續(x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