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磊光

是在2016年深秋吧，彼時我仍在上海大學攻讀博士學位。因為早先讀過《一個博士生的返鄉筆記》，后來又了解到《呼喊在風中》這本書，一位湖北老鄉專程從工作地趕到上海，在上大文化研究系辦公室要到我的電話。我請他在學校的咖啡廳喝東西，一起聊了一個多小時——其實更多時候，是他在講述，我只是偶爾發表看法。然后分手告別，沒有互加微信。從此以后，我們再也沒有過聯系，甚至連他姓甚名誰，我很快就完全不記得了。

直到今天，我都沒有搞清楚，他駕車兩個多小時，唐突地去尋一個素未謀面的人，究竟為了什么。是為了向我傾訴他所經歷的苦難？同樣作為80后，他從鄂西的大山里走出來，我從鄂東的大山里走出來，跋涉千里去讀了大學，最終在一個現代化都市里落腳，這中間經歷的苦，沒有誰會比“涂自強”的苦難要少；是為了輸出他的觀點，以給我一點人生的教育？他的觀點非常鮮明，那就是社會怎么樣、鄉村怎么樣，你糾結于這些外在的環境干什么呢？最關鍵的是個人，要通過個人奮斗來改變命運。

我們之間的交流，自然是有些不投機。并不是我已將他定位成自私的人——他不僅不是不關心社會，反而對于社會的運行，是有著堅定的個人理想。自始至終，他都在強調，如果人人都像他這樣，通過個人奮斗把自我搞好了，整個社會不就自然好起來了嗎？站在他的角度，他會是怎么看我呢？大約覺得我一直糾結于鄉村，是不可理喻的吧。我和他的隔膜，正是來源于對鄉村感情的不同。他于鄉土是拒斥的、不耐煩的，他相信個人奮斗。而我，深深信賴鄉土的價值，相信共同體的文化才是鄉土的根本和未來。再退回二十年，我自然也是個人奮斗的崇信者，但現在的我，對此早已感到疲憊和茫然，說起話做起事來，也越來越趨向平和與中庸，越來越接近從前的鄉村知識分子了。

很不幸，這種矛盾，也顯現在我日后的高校教學中。在討論城市化、留守人群、鄉村教育、消費社會等種種問題時，想要讓學生從城市和鄉村只不過是兩種不同的生活方式——而且鄉村作為人類的存在之家，比城市不知道要久遠多少——這個角度來理解世界，是一件多么困難的事情。在涉及城鄉關系的任何問題上，學生永遠會有一個根深蒂固的“前見”，那就是鄉村意味著落后，代表著過去，是要被拋棄的對象，而城市意味著發達，代表著未來。我還沒有遇到過真正能夠擺脫這個“前見”來思考問題的學生。

一個人降生在什么地方，那是嫩豆腐掉進灰里，那灰粘在豆腐的表皮，又悄悄地滲透到它的內部，吹不走拍不掉，就是所謂的文化基因。在最近四十年的社會話語等級中，鄉村毫無疑問是被擠到了最底層，擁有鄉村基因的孩子，也毫無疑問被默認為是不幸的。

但我并不因為家鄉的落后和成長年代的窮困而變得冷漠，恰恰相反，對于我的出發地和我的年代，我的眼里常含淚水。那淚水，也并不是鄉愁。我沒有鄉愁，或者說我的鄉愁是另外一種形態。自從我的《一個博士生返鄉筆記》在2015年春節時流傳開來之后，與“返鄉體”相關的一個重要評價和媒介話語就是“鄉愁”。最初，我也為此感到困惑，我直覺到這個評價是有問題的，又百口莫辯；我也相當不喜歡“澎湃新聞”給我戴上的“鄉愁博士”的帽子。而另一方面，我也感覺到，讓返鄉筆記廣為流傳的機制之一正是鄉愁話語。隨著時間的流逝，我越來越確信：我寫的不是鄉愁，我也不是因鄉愁而寫作，我寫的是問題；鄉愁在有時候會因問題而起，卻往往是對問題的消解。把結構性問題轉化為個人性問題，把現實問題轉化為情緒問題，這般解決問題的方案，我統統是不贊成的。我長久地站在鄉村的泥土上，與問題對視，我怒視著它，它嘲笑著我。《一個博士生返鄉筆記》自然早已是成為歷史了，但它反映的很多問題，有些已經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解決，有些卻是更加嚴重了，比如鄉村的原子化問題、孩子的教育問題、大齡男青年討媳婦的問題。而它提出的“知識無力感”這個概念，可以說直到今天還是對于青年一代情感結構的有效把握。

……“為什么鄉村一定要比城市低下？你們看到的今日現實，難道就是永遠的現實嗎？為什么最好的資源、最好的教育，一定要分配給城市？我們就不能想象一下，如何去改變城市宰制鄉村的狀況……”我的一系列提問，在學生看來，大約也都是不可思議的：這些問題聽起來傻得很，原本就不該問。我確實不知道如何讓我的思考更具說服力，甚至勉強拿美國做例子，說美國的鄉村就極美麗而富足，美國的有錢人更愿意住到鄉下去，但是我又并不敢展開多講，擔心被扣上崇洋媚外的帽子。

無處不遭遇這種矛盾，我得承認我的捉襟現肘，任何思想都不會比現實更加強大。有時候竟生出悶氣來，以至于聽到別人討論此類問題，連話都懶得插上一句，仿佛在我的內心已是真理在握。其實我也常常在自我懷疑；也總在教育家族的下一代要好好讀書，不然以后去城市連做工的機會都找不到；也總在奉勸舊時的同學朋友，不要輕易回農村投資創業，否則極可能連養老的本錢都收不回……在骨子里我有如一個老農民，最擔心種下的是龍種，收獲了跳蚤。比起對城市主義者的質疑，對于鄉村主義者，我的疑慮其實要深大得多。正因為如此，我常常自問：鄉村給我最大的教益是什么？像我這般總是鄉土在大地上行走，又是為了什么？

不得不承認，是鄉村培養了我的情感。這感情有質量有深度，是偏執的，甚至跟我的家鄉靈犀相通。2006年冬天，我倚床讀書至深夜，萬籟俱寂，忽然竟想起我祖母一生受的磨、遭的難，眼淚就嘩嘩地往下流個不停，過不久，祖母就沒有太多征兆地去世了。類似的事情，在接下來的十幾年中，發生過數次：在深夜獨自面對自己時，會莫名地想起某位親人此生的遭際，心里難過得很，而不久之后，便傳來這親人亡故的消息。每一次這樣的心痛，每一位親人的離去，都令我感到深深的自責與虧欠，我是永遠都無法償還他們的恩情了，而我們也永遠不能在同一座村莊、同一個時間再次遇見。

在一首名為《小年夜》的短詩中，我寫下了這樣的句子：

在暴雪到來之前，先祖

已被我們請回家中。

天下水總是往下流，世上無人

不虧欠另一個世界的親人

只有在今夜，待先祖用過飯后

我們環繞桌子，烤櫟炭火

喝老米酒，談起他們在世的功業

心間溫熱、平圓，仿佛所有雪

都覆蓋于心頭。仿佛

時間從未存在過，我們與他們

混坐一起，一杯接著一杯地喝

喝到后來就沒大沒小，沒天沒地

羊群般的雪落了整整一夜

這無邊的大自在，每年要趕在此時節

回收世上人的腳印

也是鄉村培育了我的想象力。小時候放牛，躺在草地上看云，總想著云層之上是什么樣的；站在山頂眺望，總有更高的山遮擋在山的那一邊，那一邊的那邊還有些什么呢？十分幸運，在貧乏的童年和少年時代，我聽過非常多的民間故事，也因為偶然的條件，讀到了比較多的書，盡管這些課外書，除過一些童話、神話故事以及作文書之外，更多的是與我的年齡完全不相稱的成人故事會、言情小說、武俠小說、公案小說，還有幾本外國長篇小說名著。那時候，書本在鄉村是稀有之物，但喜歡看書的人，似乎比今天還要多。是書本給我帶來了一個“第二世界”，也是日后我能在極艱苦的條件下依然不墜青云之志的原動力所在。

年少時的我極敏感，沉迷于幻想，不懂人情世故，又少年老成；極怯懦，只敢在心底憤怒于一切歧視和強力；別人對我的好，一點一滴都要銘記于心。鄉村和書本對我的共情力和想象力的滋養，毫無疑問會支配我的一生，成人后的一切遭際，也都可從中找到線索。

我是在離開家鄉很多年之后，才忽然明白一個簡單的道理：逼仄而貧窮的原生地，雖然可以激發一個人的情感和想象，但卻不太能增益他的理性力。家鄉的大山確實從我出生的那一刻起，就限制了我的思維方式和思考能力。唯有脫離母體，一個人的理性才可能得以真正生長起來。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正是脫離母體的兩種方式。

回想起來，我第一次能夠超越性地反觀家鄉，正是因為從網絡上讀到王曉明老師的《L縣見聞》。我跟很多人講過很多次，“L縣”就是我的家鄉。這篇學術隨筆，我是讀了許多遍，也流過許多遍的淚。正是以它為起點，我有了自己的追問：像我家鄉這樣的貧困鄉村，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的父母，以及無數像他們那樣不計成本地投入農業勞動卻又總是勞而不獲的農民，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作為農村大學生的我，以及無數像我一樣從山里頭走出來的80后，又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一直到今天，這三個彼此關聯的問題，仍是我思考鄉村社會的核心。它們貫穿于我的生命，有二十年了。

反復閱讀《L縣見聞》的那些年，我正在湖北省的一所遠近聞名的高中做著語文教師，完全沒有想過日后會繼續折騰，折騰到上海深造，而且就是做了王曉明老師的弟子。冥冥之中，仿佛命運真的在安排。但此時此刻，我并不想細說上海大學文化研究系對我的重塑。我倒是想要提及另外幾本著作，它們同樣構成了我生命中的一個個節點。

首先要說到的是2013年讀到的《小農立場》。在賀雪峰老師的眾多著作中，《小農立場》并不居于顯要位置，但作為讀者，我卻總是將其看作理解賀雪峰思想的一把鑰匙。如果說《L縣見聞》讓我認識了一種批判法，開始有意識地從文化上反觀鄉村，也反觀我自己，但與此同時，一種本來的自卑感，無形間又在我身上加深了一重。仿佛是賀雪峰將我從孤憤和自卑中往回拉了一把。讀《小農立場》我是感動的，但與讀《L縣見聞》的那種感動不一樣。后者讓我進入到鄉村的日常生活和文化生態，獲得了從來沒有思考過的“理”和看問題的方式；而前者，則是讓我進入到農民之為人的邏輯，覺得那些濃烈的、埋藏于我心底的影影綽綽的感受，那些被壓抑著的說不出的話、道不明的理，終于有人替我傳達了出來。單單是對小農立場的肯定，就讓我有了知音般的感覺，我甚至覺得，賀雪峰老師只是在對我一個人談心：你要學會肯定你的父輩。在我的成長史中，“小農”這個詞，第一次擁有了正面的意義。

其后不久，我又讀到溫鐵軍教授的《八次危機》。不得不提及這樣一個普遍狀況：說起鄉村基層政府、村干部，從我的父輩到80后一代，很少有人不恨得咬牙切齒，長久以來，他們在我們心中，就是腐敗貪婪，以及不作為亂作為的代名詞。但是《八次危機》，卻以原創性的理論框架構建，讓我初步理解了“全球——國家——鄉村”三個層級間的裹挾狀態，而鄉村干部，不過是最底下那個層級里的一顆顆小釘子。我的恨意忽然大消。自此，看見鄉村干部，我有了跟他們聊天的意愿，也確實從他們身上發現了閃光點。

有誰會想到，我竟會為陳錫文等人所著的《中國農村制度變遷60年》這樣一本概論式著作而淚流滿面呢。這是發生在博士論文寫作過程中的事。在閱讀這本書時，我是不斷地將鄉村政策變遷與鄉村的歷史、現實進行一一對讀，不知不覺，我就具體地看見了我的家鄉，以及在土地上勞作的父老鄉親的命運。如果說《八次危機》讓我從世界和國家的高度，理解了中國鄉村的身不由己，而《中國農村制度變遷60年》，則讓我從更為具體的制度條文中看見了鄉村社會自戕般的自救。它進一步消解了我內心的恨意。

很多年以來，我熱愛雨果那樣的小說家，熱愛海子那樣的詩人，但從我的理性力得到躍升的那一天起，對于激情的想象和純粹的抒情，我就不自覺地與之保持了距離。從此以后，我再也沒有寫過單純贊美鄉村的文字；然而我也從不會輕率地去否定鄉村，像許多從鄉村走出去的成功人士那樣——他們曾經確實在鄉村吃過苦，然后又因種種機緣在城市里過上中產階級的生活，他們從自身的成長經歷出發，呼吁著要消滅鄉村。

雖然，我的理性已經發生了質的攀升，但我亦非常清楚一個物質和文化根基淺薄的人，在人生發展上的限度。我從不奢望提出一個大理論，能夠解決鄉村的根本問題，抑或是通過自己的行動，來讓鄉村面貌發生重大改變。甚至在我看來，那都是妄人的事業。我慣于自省和自疑，我懷疑我所有的情感、想象，也懷疑我的理性；我甚至常常為自己像一個游手好閑的人那樣在鄉村到處看，到處找人聊天，感到十分不安。但是，當我認識到，我的行動，歸根到底，就是努力回到鄉村本身去尋找鄉土的底層邏輯之時——只有停留在這個層面上，我才覺得我是完全樸素的，才感到莫大的安慰。

追尋鄉土底層邏輯的過程，當然也是在認識自我，認識無數個“我”的過程。有一回，王曉明老師對我說：“像你這樣的，以后不會再有了。” 他大概是把我當作了一類人，當作了一段歷史中某類人的突出代表。在如今光輝而耀眼的時代里，很多人總是羞于敘述自己的成長史，我同樣不例外；但是，在那普遍的沉默和憂傷中，作為一個幸運兒，我必須要對命運保持足夠的清醒，且充滿感激：不是我天賦異稟，僅僅只是因為某些偶然，我才偶然地抓住了一段歷史中最后的幸運。

——要怪

也只能怪那偶然

我本應承繼先祖的事業

本應留在鄉下打魚砍柴，往來人情

為了育兒養女，也要跟著人群背井離鄉

去城里賣苦力，遭了罪不申訴

我們被撿起，又拋下，拋下又撿起……

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

都與火車有關

臘月底，冷風吹著泥土上的事情

作為一種偶然，我的戶口是永遠脫離了祖居地

作為一種偶然，我獨自去看了世界

一直走到太平洋的另一端

而在家鄉逼仄的山谷中，人們立我為榜樣

傳說我發了財，也有說我至今一事無成

無論哪一種評說，都是在

將心比心：這是家鄉人最擅長的

情感方式

回家過年，如舊時喚我的名字

給我端茶倒水，講家長里短

為子女的未來向我討要意見

還說，寫吧，多寫一點

寫我們的苦，寫我們的支離破碎

替我們說一說話

故事講上三天三夜也講不完，橫豎一把淚

又說，家里頭哪有風景喲，要寫

就要寫共產黨這么好的政策

只有在寫的時候，才理解

鄉人面對新死者的慨嘆：

人生在世一場有什么意思

只有在寫的時候，才確信

我依然是共同體的一分子

我的孤身出走，也會得到大山的原諒

作為不肖子孫

除了愛親人，我剩余的力氣

只夠用來愛家鄉，愛滿面的煙火色

就算暗中覬覦我父親的耕地和山林

我也不允許自己站出來反對他們

——本文原載于《美文》雜志2025年第5期，略有增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