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沒想過要將胡適和張愛玲放在一起。

雖然有好事者，無聊意淫過如果張愛玲找了一個像胡適這樣的伴侶，會怎么樣怎么樣。但，這怎么可能？

他們是兩個世界的人，不同生命軌道的兩趟列車。偶爾相覷，也只能隔著一個玻璃窗點頭微笑，誰會吃飽了撐著，從自己的車廂飛身而下，轉而去搭對方疾馳而過的列車？

唯有把他倆——張愛玲和胡適，讓他倆平行相遇，才顯得那么協調、那么熨帖，他們是東西方文明碰撞交匯孕育出的一對“金童玉女”，理應守在新舊交替的世界大門，一個在左，一個在右；一個穿西裝，一個穿旗袍。

1

胡適十分喜歡穿西裝，被世人稱為“西裝教授。”而在如今存留下的照片來看，他是真的很會穿西裝。

這套淺色的西裝，從口袋巾，到袖口，再到發型，每一處都顯得一絲不茍，真的是很講究了。配上圓框眼鏡，又恰好地展示了他身上的學者風范。

張愛玲注意到穿西裝的胡適，應該早在她懂事之前。

胡適在張家，其實一直是個話題。

張家雖然頹了，畢竟是詩禮人家，不是一般的暴發戶可比——張家人一直保存著良好的閱讀習慣，從張廷重、黃逸梵再到張茂淵、張愛玲。

當時一版再版的《胡適文存》，張家兄妹也是念念不忘。張茂淵從張廷重手里借走這本書，可能是太喜愛了，借的時候就沒打算還。后來兄妹倆為了張愛玲鬧翻了，再沒往來，但張廷重對借書一事仍耿耿于懷，有一次滿臉通紅地對張愛玲說:“你姑姑借了我的《胡適文存》，后來也不還。”

這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小細節，但是發生在反目成仇的一對兄妹身上，令人動容——為了一本書，胡適的書，不是別的。

所以張愛玲能出現在這樣的家庭，實在一點也不奇怪。

其實要說起胡適與張家的最初交往，在張茂淵和黃逸梵年輕的時候就已經開始，甚至這一對姑嫂還和胡適打過一場麻將。只是那時候的張愛玲，完全是不諳世事的小女孩。

胡適在上海出生，一歲半去了臺灣，后來回到徽州深山，少年時曾在上海求過學，當1928年回到上海擔任中國公學校長時，已是天下皆知的文化名人。在十里洋場與張愛玲家人交際是大概率的事情，張愛玲的姑媽不是空口無憑。

1946年，張愛玲已經紅透上海半邊天了，某天姑姑從外面回來，手中用《申報》包著兩塊草爐餅，她急急忙忙將草爐餅放進碟子里，將報紙展開給張愛玲看:你看，適之先生——

張愛玲拿起報紙細看，是胡適一張剛剛走下輪船的照片，笑容滿面，一身西裝筆挺，打著個大圓點領的蝴蝶式領結，相當的年輕，相當的帥氣。

正好黃逸梵從外面回來，接過報紙看了又看，說:“適之這樣年輕。”張茂淵笑著說:“像個貓臉的小男孩。”張愛玲將報紙又重新看了一遍，胡適的只言片語都對她產生過極其重要的影響，她后來以半生精力研究《紅樓夢》和《海上花列傳》，也是受胡適的影響。

屋里另外兩個女人，誰也沒注意到，她又將報紙攤開，將目光再一次落在那個穿西裝的男子身上。

2

當兩人真正面對面坐在一起交談，已經是十年后，在大洋彼岸。

張愛玲在美國剛剛安頓下來，便約好朋友炎櫻一同去見胡適。她遠赴重洋而來，沒有目標，沒有信心，同時還舉目無親，來拜訪胡適，是想在胡適這里得到一點父輩的撫慰。

后來她回憶:“那條街上的一排白色水泥方塊房子，門洞里現出樓梯，完全是港式公寓的房子，那天下午曬著太陽，我都有點憂惚起來，仿佛還在香港。上了樓，室內陳設也看著眼熟得很。適之先生穿著長袍子。他太太帶點安徽口音，我聽著更覺得熟悉。她端麗的圓臉上看得出當年的模樣，兩手交握著站在當地，態度有點生澀。我想她也許有些地方永遠是適之先生的學生，使我立刻想起讀到的關于他們是舊式婚姻罕有的幸福的例子。”

張愛玲在生人面前一向蕭索，縱然心中有千言萬語，表面上卻一片冷淡。和胡適面對面坐著，不免有些尷尬。倒是炎櫻顯得活潑些，胡適和江冬秀都很喜歡炎櫻，江冬秀一個勁地問:“你是哪里人?老家在哪里?”

炎櫻對這次見面很興奮，過了幾天特地跑來告訴張愛玲:“你那位胡博士不大有人知道，沒有林語堂出名。”林語堂在美國出名一點不假，張愛玲來美國的一個心愿，就是做一個女版的“林語堂”，大概她認為林語堂那些《京華煙云》之類的小說她也能寫得出來，而胡適的學問她是斷斷做不出的一一她一向否認民間那種“胡適名氣不如林語堂”的說法。

她曾經寫過:“我屢次發現外國人不了解現代中國的時候，往往是因為不知道五四運動的影響。因為五四運動是對內的，對外只限于輸入。我覺得不但我們這一代與上一代，就連大陸上的下一代，盡管反胡適的時候許多青年已經不知道在反些什么，我想只要有心理學家榮格所謂民族回憶這樣東西，像“五四＇這樣的經驗是忘不了的，無論湮沒多久也還是在思想背景里。”

這段文字，不知道胡適生前有沒有看到，如看到，當感到安慰。

他對此一直是樂觀的，對自己遭受批判之事，視若平常:“ 我一向是樂觀的人，總覺得這種局面不會長久，他們清算北大，我覺得越清算，越提醒人家對某種思想的回億。想想那時學術平等、思想自由空氣，大家會更加深刻了解。他們清算胡適思想，等于重溫胡適的書。”

世事果真如他預料到的一樣。當民智重啟，人們重新發現了他，也重新發現了著一身“旗袍”，風華絕代的張愛玲。原來作品的生命自有定數，許多作品曾經紅極一時，可現在它們早已灰飛煙滅。但他們，在被“封殺”近半個世紀后，最終仍頑強地浮出水面。

3

張愛玲愛極了旗袍。

曾經給她做過旗袍的師傅回憶:

我為張愛玲做過多少件旗袍，具體數字記不清了，但每件旗袍都是“按圖施工”的。如她冬天穿的旗袍，有絨夾里、領頭不能太高太硬，因為她說:“旗袍領頭高而硬，把頭頸撐得筆直，坐著寫作很不舒服。”緊身、窄長袖、兩側開衩至膝部。外加一襲“海虎絨”大衣。春秋季喜歡穿低領、束腰帶的“旗袍裙”。而她畫的夏季穿旗袍樣式，如“無領、短袖、衣長至膝蓋”稱之為“風涼旗袍”的款式，應該稱之為“連衣裙”了，而且一直流行到當代。

她說過：“衣服是一種言語，隨身帶著一種袖珍戲劇。貼身的環境，那就是衣服，我們各人住在各人的衣服里。”

沒人比她對服飾后面的隱喻更為敏感。

1950年1月的一天，在上海文化局長夏衍力保下，張愛玲參加了上海第一次文學藝術界代表大會。

進入會場后，她驀然發現：“不論男男女女，都著灰藍中山裝，只有自己穿了一身旗袍，外面還罩了一件網眼白絨線衫。”

沒多久她就離開了上海，投奔香港。臨行前和姑姑約定從此不再通信，不再有任何一種聯系方式，除非是兩個人見面。

她身在亂世，不僅經歷了一個大家族的變故，也經歷了上海與香港兩座城的淪陷，年紀輕輕，一個舊世界就在她眼前坍塌了，對歷史巨變時期的人情百態，她自然了然于胸。從這襲突兀的“旗袍”身上，她敏銳地嗅出了不祥的氣息，認定不久的將來在這片土地上將要發生的一切，她這樣說:“時代是倉促的，已經在破壞中，還有更大的破壞要到來。”

當年，她第一次看到《胡適文存》時，才七歲，是在那棟“有古墓的清涼”老房子里:“在房屋的青黑的心子里是清醒的，有它一個怪異的世界。在陰暗交界的邊緣，看得見陽光——”，看見光的她，當不會忘記胡適的告誡:“民主的真意義只是一種生活方式。”

4

說到民主，突然想岔開一筆，說說地理和歷史的關系。

人類歷史其實一直與氣候、地理密切相關。中國大地西高東低，西北風年復一年地吹，像一把揮舞在上帝手中的大掃帚，碎石、砂粒吹不走，就近形成大戈壁大沙漠。而那些細如面粉的黃塵，則被吹上萬米高空，最后降落成泥士，形成了一片浩大無邊的黃土高原，黃河從中穿過，被染得一片渾黃，就成了一條擰巴的黃龍。

黃河水患，歷來是懸在中原中土的一把利劍，時至今日，猶未得除。要治理這條殘暴的河流，僅憑占據某一河段的偏安小國是無能為力的，非得有個鐵腕暴君，非得有個集權、暴政的封建帝國——民族歷史就這樣被浩浩北風、被滾滾黃河所圈定，是命中注定的定。

當然，它也形成過濫觴的農耕文明，當年的長安城，就是一個國際化的大都會，聳立在絲綢之路的起點，與古羅馬一道在遠古的天宇下并駕齊驅、遙相輝映，吸引著全人類的目光。可是，古羅馬文明誕生了民主、自由的社會制度，東方的專制文化到今天依然陰魂不散，文明傳統在歐洲形成了進步的主權在民的法治精神，而在中國卻形成了“史官文化”、繼而發展成為牢不可破的集權、暴政傳統。

為什么會這樣? 我們只能從各自不同的地理去尋找起因。

這就好比我們回望上世紀那段波瀾壯闊的歷史，從“胡適的西裝”和“張愛玲的旗袍”所看到的意味一樣。

表面上看，這有點奇怪。但所有的奇怪，都源自我們對事物內部的一知半解，所有的千奇百怪其實都有著它的來龍去脈。真正違反規律的奇怪是不可能出現的，這是天地定律一一就好比民國時代出現了張愛玲、胡適這樣離經叛道的人，為什么他們早不出現晚不出現，偏偏要在這個時候出現?

是因為時候到了，或者說火候到了，歷史已經掀開嶄新的一頁，李世民或武則天不可能再現，李蓮英或慈禧也絕無可能借尸還魂，他們的死亡是專制歷史的消亡。我們終于在腳下這片土地上，看到張愛玲的摩登旗袍和胡適的筆挺西裝，這一天遲早要出現，就像張愛玲和胡適之不出現也會出現陶愛玲或江適之一樣——原因其實很筒單，歷史的走向也就是文明的走向，漫漫寒冬的盡頭，肯定是鳥語花香的春天

作者：甘草子,不小資，不文藝，不妖嬈，不風情，恬淡自守，性如草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