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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4日，CMF宏觀經濟熱點問題研討會（第105期）于線上舉行。

本期論壇由中國人民大學國家一級教授、經濟研究所聯席所長、中國宏觀經濟論壇（CMF）聯合創始人、聯席主席楊瑞龍主持，聚焦“財政政策的著力點：投資驅動還是消費驅動？”，來自學界、企業界的知名經濟學家余永定、楊瑞龍、劉尚希、李迅雷、洪灝、秦聰聯合解析。

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副教授、中國宏觀經濟論壇（CMF）主要成員秦聰代表論壇發布CMF中國宏觀經濟專題報告。

報告圍繞以下三個方面展開：

一、熱點背景：投資驅動vs消費驅動：經濟學家在“吵”什么？

二、熱點聚焦：投資驅動還是消費驅動？

三、政策建議： 從“區分著力”到“形成合力”

一、熱點背景：投資驅動vs消費驅動：經濟學家在“吵”什么？

2023年1月，林毅夫教授的一段關于消費和投資拉動經濟的視頻在網上流傳，視頻指出了“消費驅動經濟”這一思路的不足之處。在同一時間，余永定教授提出, “投資具有雙重作用，投資不僅在短期內刺激經濟需求，而且是未來經濟增長的源泉”，而對于消費拉動經濟的能力、包括發放消費券的作用等表示疑惑。隨后，萬博新經濟研究院院長滕泰老師發表了《消費拉動經濟增長，是誤導中國嗎》的文章，回應了林老師對消費驅動經濟的批評，再次強調中國經濟應當由消費驅動。在這一輪的交鋒后，中國經濟到底應該是由投資驅動還是消費驅動成為人們熱議的焦點，一些專家學者也陸續發表了自己的觀點。但需要指出的是，熱點的爆發時間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因為林老師的這段視頻實際上是2017年7月的訪談視頻；而滕泰老師在2020年前后也已經提出了其消費驅動經濟的核心思想。由此不難看出，關于中國經濟驅動力量的探討并不是近幾年才開始的。

關于這一討論的起點，我們在中國知網上以“消費驅動+投資驅動”和“消費拉動+投資拉動”兩組關鍵詞進行檢索，對歷年的相關研究數量進行統計分析后，得出以下兩點結論。第一，相關討論的大致起始時間為2008年，即以“消費驅動+投資驅動”和“消費拉動+投資拉動”為關鍵詞和主要內容的首篇文章發表于2008年。研究熱潮出現在2008年和2012年，分別對應次貸危機與歐債危機。國際影響傳導至國內，引發人們對于出口拉動型經濟的擔憂，并思考投資和消費應該由誰來彌補出口拉動能力下滑的影響。盡管2023年并未遭遇類似的全球性經濟危機，但在后疫情時期，外需承壓的背景下，我們同樣面臨著相似的選擇。

那么，支持“投資驅動”與“消費驅動”的兩派學者，其核心觀點究竟是什么？雙方的主要分歧體現在哪些方面？我們選取林毅夫教授與滕泰教授分別作為“投資驅動”與“消費驅動”的代表人物來展現兩派主要觀點。

林毅夫教授認為，第一，勞動生產力水平的不斷提高需要依靠產業不斷創新、不斷升級，而技術創新、產業升級則需要依靠投資。在提高勞動生產力水平以后，家庭收入增加，消費者增加，投資跟消費共同變成經濟增長的組成部分。因此，經濟的起點是投資刺激，投資帶來生產力提升，進而惠及家庭、增加家庭收入、增加消費。第二，消費拉動經濟增長在理論上說不通，而在經驗上，也有美國、歐洲家庭過度負債造成危機的前車之鑒。

滕泰教授主要有以下三個觀點：一是經濟增長是從發錢、發消費券促消費或其他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改革開始；二是中國居民儲蓄率高，不會陷入負債消費的陷阱中；三是“投資驅動”模式存在諸多弊端，包括投資率高、投資效率低、產能過剩等問題。

首先需要明確的是，我們所探討的“投資驅動還是消費驅動”是一個財政問題，焦點在于財政預算資金應優先投向投資還是消費。具體來看，我們既不是在探討經濟增長是否應依賴家庭消費或民間投資，更不是要研究如何干預微觀主體的行為，而是聚焦在財政資金有限的背景下和“穩增長、促發展”的宏觀目標下，財政支出應優先支持投資還是消費，才能取得更優效果。

關于討論“投資驅動還是消費驅動”的原因，從長期視角來看，主要原因有以下三點。第一，我國已經持續實施了近二十年的積極財政政策，理論上，積極財政政策的邊際效應正逐漸遞減。這意味著，由于長期以來財政支出偏重于投資領域，投資對經濟的拉動效應可能也已呈遞減趨勢，因此亟需討論是否應轉向以消費為主的政策路徑。第二，財政可持續性決定了積極財政政策本質上是一種短期的宏觀政策。盡管目前中央仍具備一定的舉債空間與能力，但積極財政政策終將逐步退出。因此，我們必須明確政策發力點，以確保在政策態勢轉變之后，經濟已具備自主發展的能力。第三，經濟規律預測了拐點。理論研究普遍認為，不同發展階段對應不同的財政支出重點，支出重心將逐步由投資轉向消費，當前的重要任務是判斷這一階段性拐點是否已經到來。

從短期視角來看，討論的原因包括以下三點。一是盡管中美經貿談判取得一定進展，但“關稅戰”反映出外部環境仍存在不確定性。此時，國內需求必須承擔起“穩定器”的角色，那么關鍵問題是這一“大梁”應由投資還是消費來擔當？二是當前我國財政收入能力下降，如何精準、高效地使用有限財政資源顯得尤為重要。三是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關于消費與投資的表述發生變化。2020-2024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消費與投資的表述分別為：“堅持擴大內需這個戰略基點”、“要增強投資增長后勁，繼續發揮關鍵作用”；“ 宏觀政策要穩健有效：適度超前開展基礎設施投資；結構政策要著力暢通國民經濟循環：打通生產、分配、流通、消費各環節。”；“著力擴大國內需求。要把恢復和擴大消費擺在優先位置。”、“要通過政府投資和政策激勵有效帶動全社會投資，加快實施“十四五”重大工程，加強區域間基礎設施聯通”；“ 著力擴大國內需求。要激發有潛能的消費，擴大有效益的投資，形成消費和投資相互促進的良性循環。”；“大力提振消費、提高投資效益，全方位擴大國內需求。”、“適度增加中央預算內投資。”。通過在優先次序上將消費置于投資之前，政策或傳遞出更加重視消費的信號。2022年12月明確提出“要把恢復和擴大消費擺在優先位置”后，2023年1月這一討論開始。

二、熱點聚焦：投資驅動還是消費驅動？

投資與消費相互作用、相互影響，二者與經濟增長的邏輯如下：投資的增加導致國民收入的增加，在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下，家庭收入隨之增加，進一步導致消費水平提高，產生新的消費需求，消費需求的增加又會產生新的投資。在這個經濟循環中，雖然我們只看到了投資與消費，沒有看到經濟增長，但投資與消費形成良性互動的結果就是推動經濟增長。需要認識到的是：在整個經濟運行過程中，一方面，需要有效投資支持形成有效的產品與服務供給，投資是始發環節；另一方面，所有經濟活動包括投資，出發點和歸宿是滿足消費。上述傳導環節中的任何一環出現問題都會導致經濟發展出現問題。因此，消費與投資在經濟體系中都具有重要作用。

我們引入兩個經典理論模型來討論消費與投資的關系。首先，通過凱恩斯的現代國民收入理論說明財政支出的重要性。第一條方程Y=C+I+G是只考慮內需的國民收入恒等式，即GDP=消費(C)+投資(I)+政府支出(G)。其中，政府支出可進一步細分為消費性支出與投資性支出。

第二條方程C=a+c(Y-T)是消費函數，具體含義為消費由兩個部分組成，一是無論收入多少都必須進行的基礎消費（例如基本生活需求）；二是與收入水平相關的可變消費支出，即收入越高，消費越多。可變部分的系數c體現了邊際消費傾向，影響消費的實際收入為可支配收入，即扣除稅收后的收入部分。其中，邊際消費傾向系數c代表每增加一單位收入所增加的消費量。例如，若c=0.5，則表示每增加1元收入，將有0.5元用于消費。

第三條方程I=i+h(Y-T)是私人投資函數，其結構與消費函數相似。

第四條方程G=G*是政府支出函數。其中，政府支出為外生變量，個人收入的變化并不會直接影響政府的財政支出規模。

將第二、三、四個方程代入第一個方程可以得到國民收入的基本表達式。

式1、國民收入基本表達式

式2、公共支出乘數

我們關注公共支出乘數這一核心指標，用于衡量政府支出變化帶來的GDP變化的倍數。根據該理論，公共支出乘數為大于1的正數時，意味著政府每增加1元支出，GDP的增量將超過1元，說明政府支出對經濟具有明顯的放大效應，尤其當邊際消費傾向較高時，乘數效應會更為顯著。需要說明的是，政府支出主要指購買性支出，即通過政府采購推動市場需求增加，從而帶動供給。企業獲得利潤，員工獲得收入，進一步推動消費，形成良性的經濟循環。部分經濟學者建議，政府將財政資金不用于投資，而是直接轉移至居民個人，即轉移性支出。但這一類型支出的乘數效應較低，因為現實生活中，居民常將部分轉移所得儲蓄起來，因而其乘數效應不如政府的購買性支出直接有效。

其次，通過介紹馬斯格雷夫和羅斯托提出的公共支出結構的經濟發展階段理論，更加直接揭示投資與消費的關系。

該理論將人類經濟發展劃分為三個階段：初期、中期和成熟期，并分析了各階段政府公共支出的結構性變化。在不考慮軍費支出的前提下，民用支出可分為三類：公共積累支出（投資）、公共消費支出（消費）和轉移性支出（向居民直接發放資金）。在三個階段中，公共積累支出呈現“先升后降再回升”的趨勢：初期，經濟水平與基礎設施薄弱，積累不足，交通、水利等公共物品具有顯著外部性，私人部門供給不足，政府必須介入推動基礎設施建設，因此這一階段的政府投資比重較大，增長較快；中期，隨著私人部門發展壯大，部分公共物品可由政府與私人合作提供（如PPP項目），此時政府投資規模適度下降，增長放緩；成熟期，原有基礎設施逐漸老化，需要更新換代，因此政府投資的比重和增長速度有所回升。公共消費支出則隨著居民收入的提高與生活方式的轉變呈持續上升趨勢。經濟發展促使居民對消費質量和公共服務提出更高需求，政府需提供相應的公共消費品作為對私人消費的補充。例如，若政府鼓勵購買新能源車，就需要政府建設充電基礎設施。

在以上理論的基礎上，我們進一步探討當前中國投資與消費的現狀及問題，提出以下五點基本判斷。

判斷1：總需求不足問題依然當前宏觀經濟的突出矛盾。2024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當前經濟形勢的判斷依然契合當前現實，這表明從投資和消費兩方面著手，解決總需求不足的問題在當前階段具有重要意義。從物價運行情況來看，4月份CPI(-0.1%)、核心CPI(0.5%)低迷，反映出消費依然低迷；年內PPI持續走低，顯示工業領域產能過剩問題依然突出。年內PMI圍繞榮枯線震蕩，4月份制造業新訂單指數下行至收縮區間，進一步印證有效需求不足。

判斷2：在三大需求中，消費已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力量，但重要性仍有待提升。長期以來，普遍觀點認為中國是投資驅動型經濟體，但自改革開放以來，大多數年份中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和拉動均高于投資，尤其是在2010年至疫情前，這一趨勢尤為明顯。從年度數據來看，2024年底，消費、投資、凈出口對GDP增長的貢獻率分別為44.5%、25.2%、30.3%；消費、投資、凈出口分別拉動GDP增長2.23個、1.26個、1.52個百分點。從季度數據來看，2025年1季度，消費、投資、凈出口對GDP增長的貢獻率分別為51.7%、8.7%、39.5%；消費、投資、凈出口分別拉動GDP增長2.79個、0.47個、2.13個百分點。可以發現，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與拉動持續上升，而投資則呈下降趨勢。盡管消費已經發揮關鍵作用，2025年一季度消費對GDP增長的貢獻率達到51.7%，但重要性仍有待提升。因為，對比東亞國家、金磚國家、東盟國家等，無論是發達經濟體還是發展中經濟體，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普遍處于60%至80%的區間，而中國目前的水平為50%左右，有較大的提升空間。

判斷3：消費率與投資率存在錯配。盡管消費與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和拉動已有明顯差異，但我國消費率與投資率之間依然存在不協調的問題。我國2023年整體消費率56.8%，而許多國家該指標已超過70%；若剔除政府消費后，僅考察家庭住戶的私人消費率僅為39.6%，而美國接近70%，印度及東盟國家約為60%，即使在高福利的歐元區國家，私人消費率也普遍在50%以上。從投資率來看，我國2023年投資率41.1%，不僅遠高于發達國家普遍約20%的水平，也明顯高于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說明投資比例偏高。

判斷4：消費需求不振。根據傳統的經濟理論模型，高速經濟增長通常需伴隨較高比例的投資，提升消費比重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經濟增速，并擠占原本用于投資的資金。然而，越來越多的學者認識到，若消費需求疲軟，將抑制企業投資意愿，進而導致經濟增長放緩。因此，當前亟需關注兩個核心問題：一是消費需求是否疲弱，二是投資需求是否過熱。首先，我國確實存在消費需求不振的問題，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速自2023年末以來的下行趨勢沒有根本性扭轉，疫情管控措施調整之后對消費的修復基礎仍然不牢；二是盡管疫情管控措施調整后消費意愿有所回升，但消費者信心指數持續在低位徘徊，成為制約消費增長的關鍵因素。根據上述凱恩斯理論，消費受收入水平與邊際消費傾向的共同影響。數據顯示，居民收入增速與經濟增速基本同步，2000年以后我國失業率基本處于自然失業率區間。收入和就業相對穩定，那么問題的關鍵就在于邊際消費傾向——即居民是否愿意花錢。疫情前居民儲蓄傾向已有明顯上升趨勢，疫情后儲蓄傾向出現加速。居民儲蓄傾向提升直接推動了居民存款規模的增加，意味著居民的消費意愿偏低，從而進一步抑制消費增長。

判斷5：投資存在一系列問題。第一，投資乘數普遍不高，投資杠桿能力趨弱。由于數據限制，以2017年數據為例進行說明。鑒于投資的邊際效益呈遞減趨勢，可以合理推斷當前的情況理論上不會優于2017年。投資乘數可簡單理解為：每投入1元資金，能夠帶來多少GDP的增長；若該數值小于1，意味著投資的收益無法彌補本金。據部分學者測算，中國當前的投資乘數為1.06，更為嚴峻的是，全國仍有大約十個省份的投資乘數低于1，即這些地區的投資可能會存在明顯虧損。第二，供大于求，價格水平下降，企業效益不佳。以2025年3月數據為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累計同比增速僅為0.8%，表明企業盈利狀況不容樂觀。第三，產能過剩，民間投資意愿不足。自2023年以來，工業產能利用率長期低于76%-80%，意味著我們存在產能過剩的問題。同時，民間投資意愿不足，增速持續低于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

三、政策建議： 從“區分著力”到“形成合力”

首先，理性看待投資，提高投資效率。一是正確認識投資的積極作用，真正經濟驅動力量在創新側，供給側是創新的關鍵引領，一定是要有有效投資，以政府投資有效帶動社會投資。需要說明的是，“四萬億”投資產生的問題不是投資的問題，而是資金來源央地分攤比例不合理的問題。自分稅制改革以來，地方政府的財政權限相對有限，在面臨財政支出責任增加時，只能通過舉債應對。此外，投資領域缺乏中央有效的統一規劃，地方之間的競爭導致大量重復建設、投資效率低下等問題。

二是適度增加中央預算內投資，我國政府的負債率整體并不高，特別是中央政府仍有較大的負債空間，所以本輪投資應以中央為主，可以考慮進一步增加對地方政府的轉移支付，提高中央政府債務在廣義債務中的比例。發揮好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中央要加強頂層規劃，找準投資領域，避免重復建設，綜合整治“內卷式”競爭，規范地方政府行為；同時，經濟發達地區負債率較低，經濟水平較高，消費能力強，極可能已步入經濟發展階段理論中的成熟期，意味著這些地區亟需對基礎設施進行更新，并加大對公共設施的投資。在這種情況下，不宜“一刀切”地限制地方投資行為，可以讓有條件的地方可以先試先行。

三是關注明確的投資方向，包括“兩重”項目、及早謀劃“十五五”重大項目、大力實施城市更新、實施降低全社會物流成本專項行動等。

四是發掘潛在的投資方向，例如利用因俄烏沖突導致西方企業撤出俄羅斯市場提供的機遇，加快推進東北振興戰略；中美經貿問題凸顯出“一帶一路”戰略的重要性，進一步推進西部大開發戰略；以及鄉村振興、補短板和新基建等薄弱環節等。

其次，長短期相結合，大力提振消費。在短期政策方面，發放適當規模消費券，加力擴圍實施“兩新”政策，創新多元化消費場景，擴大服務消費，促進文化旅游業發展，積極發展首發經濟、冰雪經濟、銀發經濟。在長期政策方面，審慎使用收入工具，尤其是稅收工具，應保持現行的稅收優惠制度，慎重出臺新的稅收優惠制度。因為疫情期間流轉稅、企業所得稅的稅收優惠已漸進極致，減稅空間有限；在有效需求不足的情況下，減稅政策的效果不及預期；目前不建議調整個人所得稅相關制度安排。同時，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建設，消除居民后顧之憂，提高居民消費意愿（邊際消費傾向），釋放巨大的市場消費潛力。

最后，政策協調，形成合力。一是優化財政支出結構，提高財政汲取能力。從短期來看，優化財政支出結構，提高財政支出效率；盤活存量財政資金，提高稅收征管水平；加快轉移支付撥付，保障地方支出能力。從長期來看，厘清政府與市場的邊界，理順央地財政關系，完善預算管理體系，完善政府債務管理體系。二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需要有機協調，短期內的政策態勢仍然要以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邊際寬松的貨幣政策為主。從政策逆周期調節的協調效果來看，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邊際寬松的貨幣政策能夠更加有效地降低企業和家庭負擔，激發市場活力，增強應對各種負面沖擊的能力，避免經濟持續下滑。三是完善地方政府考核制度，引導干部樹立科學政績觀。深化對投資和消費的認識，即投資是一個快變量，消費是一個慢變量。以思想建設為根本，引導地方干部樹立科學政績觀。以晉升激勵為引領，與時俱進完善、細化地方政府考核指標。以分權改革為試點，探索問責機制與容錯機制的均衡點。

論壇第二單元，結合CMF中國宏觀經濟專題報告，各位專家圍繞“財政政策的著力點：投資驅動還是消費驅動？”展開討論。

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余永定指出，中國的基尼系數雖然有所下降，但仍處于較高水平，這是目前最大的問題之一。在過去20年當中，中國收入差距出現了一個先上升、后下降、現在基本處在一個相對穩定的高位水平。2008年的基尼系數是0.491，接近0.5的水平，如果一個國家的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數超過0.5，會被國際社會認為是一個收入分配極端不平等的國家。根據李實教授的研究，2016年開始，我國基尼系數處在相對穩定的0.46-0.47之間波動的狀態，意味著2016年開始我們的收入差距沒有出現進一步縮小的趨勢，而且收入差距仍然處在一個高位水平。

增加消費需求的正確途徑應該以增加永久性收入為前提，具體包括以下八點。一是提高基礎設施投資增速，增加居民收入，進而增加消費。二是提高滿足未來消費需求的基礎設施投資，例如以人為本的新型城鎮化建設、不同類型養老院建設、專業陪護人員培訓和工資補貼、醫院建設、托兒所。三是消費者補貼（電動車補貼、電器補貼、養老機器人補貼），同時要符合產業政策要求。四是規范、支持課外興趣、技能培訓等服務行業發展，促進服務性消費（這一類服務是供給不足，而非需求不足）。五是增加相關財政支出，提高特定人群可支配收入，例如提高城鄉養老保險和低保的覆蓋放棄和發放標準、產婦補貼和兒童補貼。六是稅制改革，調整收入分配格局，減少貧富差距，從而提高全社會的消費傾向。七是穩定房地產和股票市場。八是為企業創新創造良好環境（供給創造需求）。

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原院長劉尚希認為，在經濟循環中，投資和消費相互促進。政府的投資可以促進民間投資，而政府消費亦能推動公共消費并激發私人消費。因此，應該從整體循環的角度審視兩者的關系。從短期來看，二者都是需求擴張的手段，擴大內需既需要促進消費內需，也需要增強投資內需。目前，民間投資增長乏力，而政府更多側重于投資支出，消費支出則多為轉移性支出，呈現結構性問題。從長期來看，投資積累物質資本，是推動經濟增長的基礎。而消費不僅僅是對資源的消耗，還能轉化為人力資本，尤其在創新驅動發展階段，人力資本的積累愈發重要。物質資本是經濟增長的基礎條件，而人力資本則是推動創新的關鍵。由此可見，消費與投資應當共同推動經濟發展。

在理論視角上，經濟發展、宏觀調控包括財政政策的底層邏輯都要從物本邏輯轉換為人本邏輯，政府投資與消費的合力應從人的需求出發進行理論構建。在現實視角上，政府的投資和消費要形成合力，理論上需要轉向人本邏輯，實踐中則體現在推動市民化的進程。市民化不僅是城市問題，更涉及農村的綜合改革，特別是農村集體經濟所有制的深化改革。在制度視角上，政府的投資和消費要形成合力，離不開體制支持，特別是央地財政關系。要實現更有效的財政政策，必須改革央地財政關系，尤其是提高中央本級支出的占比，這一改革對于推動投資和消費的協同發展至關重要。

中泰國際首席經濟學家李迅雷指出，近年來新發展格局中的“國內國際雙循環”面臨諸多挑戰。國際循環受阻，特朗普上臺后實施高關稅政策，盡管貿易談判尚未定論，但預計今年出口將出現負增長。若出口負增長，將導致大量商品轉向內銷。自2012年底以來，中國的PPI大部分時間為負，表明存在嚴重的產能過剩問題。此外，過剩的房地產和生產設備拖累經濟，地方政府債務壓力加大，債務增長大致為GDP增速的三倍，嚴重影響了雙循環的良性運行。因此，在當前經濟形勢下，推動消費增長已成為必然選擇。

從居民收入增長和收入結構的角度來看，促進消費的關鍵在于改善收入分配。首先需要增加居民的整體收入，尤其是提高中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增長速度，從而有效促進消費。同時，收入增速應超越GDP增速，避免消費增速落后于經濟增長。從財政支出的角度來看，投資與消費的關系受到政府財政結構的影響。目前，財政支出主要集中在地方政府，中央政府的占比相對較小，這一結構影響了宏觀調控的效率。為了增強調控信心，建議調整為50%的支出分配給中央政府，從而提升宏觀調控的效能。《政府工作報告》明確提到投資應注重對人的投資，因此，政府在政策執行過程中，必須將“以人為本”的理念落實到實際操作中，優化地方政府的政績考核，推動對人力資本、消費、農民工和城市化等領域的投資。

著名經濟學家洪灝認為，盡管中國的投資水平相對較高，但傳統文化中“未雨綢繆”和“養兒防老”的觀念使得中國的儲蓄率顯著高于其他發達國家。同時，中國的邊際消費傾向較低，這導致了高儲蓄與投資的并存，從而缺乏強勁的內需。盡管政府采取了包括消費券在內的刺激措施，促進了短期消費回升，但這些措施并未帶來收入的永久性增長。如果中國的投資繼續保持強勁，而消費持續疲弱，將導致中國外貿盈余和經常賬戶盈余的持續增長。進行結構性改革，使消費占主導地位，是任重道遠的一項任務，需要更多、更有力的政策，才能從根本上改變中國消費和投資的格局。

作為全球主要出口國，中國長期保持經常賬戶盈余，這意味著中國在投資賬戶上積累了大量海外資產。在巨大的貿易順差和海外資產積累背景下，對于美國這樣的全球主導國家，失衡問題顯著，其試圖通過關稅政策解決這一問題，實現一定程度的貿易再平衡。然而，實際效果是美國進口成本上升，但通脹并未大幅波動，這表明美國廠商承擔了關稅壓力，而非美國實體經濟。與此同時，因為龐大的生產能力和高儲蓄率，中國的外貿盈余可能會繼續保持。中國積累的海外資產可能不再流向美國國債，而是轉向其他市場，如黃金、加密貨幣以及中國離岸市場，例如香港股市等。

中國人民大學國家一級教授、經濟研究所聯席所長、中國宏觀經濟論壇（CMF）聯合創始人、聯席主席楊瑞龍認為，在選擇不同的政策手段時，以下七個原則可以作為關鍵考慮因素。一是對政策手段反應的大小，應選擇最有力度的政策手段。二是政策手段顯效的適度與結果，應選擇能夠較快實現政策目標，并且能夠迅速顯現政策效果的手段。三是政策手段克服不合理經濟現象的作用大小，偏好選擇能夠對非合理經濟現象起到決定性作用的政策手段。四是資源成本，應選擇能夠實現一定的政策目標，且成本花費較小的政策手段。五是選擇性與變動性，應選擇能夠以選擇性方式實現政策目標的政策手段，并且偏好具備一定變動性的政策工具。六是間接經濟效益，應選擇正面間接效益大于負面間接效應的政策手段。七是社會政策效應，應選擇能夠最大化社會利益，同時最小化社會政策成本的政策手段。在當前宏觀經濟背景下，財政政策的效果優于貨幣政策。

關于政策的發力重點應側重于投資端還是消費端這一問題，一方面，投資仍然是至關重要的。過去，我們通常通過投資來推動經濟增長，已經形成了較為熟悉的思維慣性、政策機制和相關配套措施。為了防止低效投資，應建立黑名單制度，確保資金流向高效部門，最大限度地發揮資源的使用效率。另一方面，需要通過財政政策來促使消費這一慢變量轉變為相對的快變量。未來，可以把消費作為財政政策框架中一個更為重要的環節。我們應出臺更多能夠直接刺激消費的短期有效政策，通過投資端和消費端的同時發力，共同推動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的增長，從而促進經濟的可持續穩定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