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冷研作者團隊-披瀾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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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者按：大同鎮（治所在今大同市）是明代為抵御蒙古諸部南建立的邊防重鎮，然而大同鎮在嘉靖三年（1524年）和嘉靖十二年（1533年）連續兩次爆發叛亂，第一次叛亂中，叛軍“夜舉炮聚眾，攻都院，火其門，殺文錦（大同巡撫都御史），劫府獄兵仗庫，出罪人，奪諸城門自守之。且間使走胡求附”，第二次叛亂中，叛軍更是同邀蒙古諸部一同攻擊平叛官軍。如此治世重鎮、亂世兵沖之所，為什么會成為一座十年兩叛的火藥桶？這或許還要從大同的軍事重鎮身份說起。

大同鎮守制度始于永樂元年，明成祖朱棣任命江陰侯吳高鎮守大同，“庚辰，命江陰侯吳高鎮守山西大同，防御胡寇，節制山西行都司諸衛。”永樂七年，大同正式稱鎮并設鎮守總兵。

大同位于山西北部，處華北平原與蒙古高原的過渡地帶，東依太行山，西抵呂梁山，南臨汾河盆地，北接陰山與長城，是連接中原與塞外的咽喉要沖，素有“三代京華，兩朝重鎮，北方鎖鑰”之稱。作為扼守北方平原大門的核心，大同鎮的軍事地位可想而知。

嘉靖帝在位期間，由于北疆軍事壓力增大，此地更是明廷經營的重中之重，據《三云籌俎考》，記載，“（大同）自嘉靖十五年以至嘉靖四十五年，恢擴疆土，增堡四十八座，募軍四萬四千八百一十二名”。

對于明廷而言，大同鎮是天然的屯兵所在：此地山地、丘陵、盆地交錯分布。北部為陰山余脈，地勢險峻；中部為大同盆地，平坦開闊；南部有恒山、五臺山等天然屏障。這種地貌組合既便于屯兵駐守，又能依托山地設伏阻擊。

控制了大同，就意味著控扼了多條南北通道，尤其是桑干河谷地。桑干河自北向南流經大同盆地，形成天然交通走廊，是蒙古騎兵南下的主要路線。以大同鎮守此河谷，修筑邊墻、堡寨，可有效阻斷蒙古軍隊的快速突進。而大同東北的陽和衛更可以扼守桑干河谷北口，其周邊貓兒莊、鎮河堡等墩臺，也是大同鎮縱深防御體系的重要補充。

這種縱深防御自然不止在陽和衛存在，明代大同行都司，下轄大同左衛、右衛、前衛、后衛等衛所。周遭分布弘賜堡、鎮川堡、拒墻堡等軍事聚落，“邊墻—堡寨—衛城”三級防御體系可有效緩解蒙古在此處的軍事壓力。與宣府（今河北宣化）互為犄角構成京師西北防線。

大同的重要性在明代數次重要戰役中也有所體現：洪武北伐期間，徐達攻占大同切斷元軍擴廓帖木兒（王保保）的退路，最終奠定山西戰局；土木堡之變時，瓦剌突破陽和衛防線，直逼大同這一“京師鎖鑰”，加快了明軍潰敗的速度。

正德應州之戰期間，明軍依托關隘據險守陴，并利用桑干河谷的狹窄地形設伏，成功延緩蒙古騎兵的推進。

大同鎮依托山川形勢成為明代北疆的核心防御支點。無論是蒙古南侵還是農民軍東進，大同的地理位置和防御布局始終是影響戰局的關鍵因素。其得失不僅關乎山西安危，更直接牽動京師之存亡。

雖然自明初便承擔著拱衛京畿的戰略使命，本應是明廷重點經營的要害之處，然而，到了嘉靖年間，這座“九邊之首”的邊防重鎮卻淪為“十年兩兵變”的動蕩之地。

大同之北便是蒙古右翼三萬戶的牧地，孤懸極邊，與胡虜無寸山尺水之隔的地域特性卻也是大同的一體兩面，在賦予其邊防重鎮的軍事使命的同時，也頻繁消耗著當地軍民的生存資源。

在明代，大同鎮地區的人口迥異于非沿邊的內地區域，主要由軍屯人口組成，其來源除建鎮前后屯駐的“從征軍”即跟隨明太祖起兵的部隊外，還有附民、謫發、垛集、抽籍軍戶，其中附民為故元和各割據勢力戰敗后所歸附的降將、降卒。

事實上，自洪武二年，自徐達、常遇春攻占大同后，便在當地大量安置歸附軍，洪武之后，永樂、宣德、正統等朝，同樣每年都有蒙古人內附的記載。

而“謫發”軍的屬性則更能讓人體會大同軍屯的底色。謫發軍是因各種罪狀被發配到邊遠地區充軍的人口，邊地苦寒，軍屯士兵生活條件艱苦，多有因水土不服而死者，兵部尚書楊士奇曾上奏稱：

“有以陜西、山西、山東、河南、北直隸之人起解南方極邊者，有以兩廣、四川、貴州。云南、江西、福建、湖廣、浙江、南直隸之人起解北方極邊者。彼此水土不服。南方之人死于寒凍，北方之人死于瘴癘。其衛所去鄉或萬里，或七八千里，路遠艱難，盤費不得接濟，在途逃死者多，到衛者少”。

正因如此，謫發幾乎成為僅比死罪略輕一等的重罪：“今之充軍者罪下死囚一等”。

對兩晉南北朝時期南朝的世兵制有所了解的讀者可能記得，在南朝因為世兵待遇每況愈下，為增加世兵戶數量，南朝統治者也曾采取過罪囚充軍的政策，甚至還“創新性”的采用連坐方式增加充軍名額，結果最終導致“一人犯罪，全村跑路”的奇葩現象。而明朝軍戶的情況卻也不遑多讓。

明初的“軍戶世襲制”本為鞏固邊防，至嘉靖時卻成為駐軍的枷鎖。軍戶不準變更戶籍，世代為兵，但待遇形同“罪下死囚”。

“抽丁聽調，一如軍制，安得不驚？”軍戶家族“十丁抽一”，其余男丁需供養士兵，導致“良家子為兵則家破，逃兵則族誅”。嘉靖年間的士兵多為謫發罪囚或強征垛集，素質低下、士氣渙散。名將戚繼光曾痛斥：“北兵怯戰，聞炮即潰！”

朱元璋曾標榜其軍戶制“養兵百萬不費民間一粒”，至嘉靖朝其制度基石已徹底崩壞。大同軍戶占總人口半數以上，卻因土地兼并、糧餉拖欠陷入絕境。正德末至嘉靖初年，大同軍士“月糧俱未支給”，士兵冬衣“段絹無實用”，甚至出現“饑民爭啖人肉”的慘狀。

嘉靖元年（1522年），名臣夏言奏稱大同“教場操枵腹之軍，至不肯舉旗以應號令”，士兵空腹操練，連武器都無法舉起。總兵李瑾曾哀嘆：“大同一歲經費計銀八十萬四千余兩，而奇兵、游兵、援兵歲不下萬人，所費行糧、芻菽之值，又計銀三十余萬兩。”朝廷撥款僅能滿足半數需求，士兵被迫以“削樹皮、掘草根”充饑。

這還不算完，為防范蒙古，明廷還在大同周邊強推“燒荒”政策——每年深秋派遣軍士焚燒邊外草原，斷絕蒙古戰馬草料。

此舉雖短暫阻敵，卻導致大同邊外“沙塵暴頻發，耕地鹽堿化”，軍屯收成銳減。士兵既要戍邊，又需承擔燒荒勞役，甚至在蒙古騎兵突襲時“一去無回”。生態環境的惡化與軍事剝削交織，將駐軍推向“無糧可食、無地可耕”的絕境。

在糧餉匱乏的背景下，將領的貪腐與暴虐則成為壓垮駐軍的最后一根稻草。嘉靖三年七月，大同巡撫張文錦為強化邊防，力主在邊外修筑五座堡壘（水口、宣寧、黑山、玉林、云川）。

這一決策在戰略確有其合理性，實則暗藏危機：五堡選址距大同城數百里，孤懸塞外，無險可守，在這種情況，張文錦甚至還強令軍士需攜家帶口戍守，但每戶僅分配一間營房。

士兵直言：“胡虜至，誰復相應援？深秋風雨，一家俱死！”張文錦以“軍令如山”強壓異議，命親兵率先戍邊，并派心腹賈鑒督工。賈鑒借機私占良田、奴役士卒，最終點燃兵變怒火。

七月二十三日，士兵郭鑒、楊忠等人趁夜舉事，殺賈鑒，焚毀督工衙署。叛軍退守焦山，向明廷提出“赦免擅殺、停建五堡”的條件。張文錦假意招撫，暗中抓捕參與兵變的管隊官，激怒全軍。

當夜，郭鑒率眾攻入巡撫衙門，殺張文錦，劫獄釋放前總兵朱振，推其為首領。朱振以“不犯宗室、不掠民財”三約約束叛軍，并上書朝廷請求寬宥。

兵部侍郎李昆、總兵桂勇率軍平叛，初期誘殺郭鑒等11人，暫時控制局勢。然而，五堡戍軍因恐懼報復再度嘩變，殺桂勇家眷，圍攻總兵府。

然而如此危急時刻，明廷卻處于一種事實上的停擺狀態：內閣首輔楊廷和因“大禮議”失勢，嘉靖帝對邊事猶豫不決。最終，明軍分化瓦解，捕殺郭鑒之父郭巴子等34人，兵變暫息。而叛軍所推的朱振因“安撫有功”重掌兵權，這一舉動雖然成功安撫叛軍情緒，卻也為第二次大同兵變埋下隱患。

第一次兵變時，叛軍士兵劫獄擁戴前總兵朱振，直言：“都府城成即置我輩于死地！”而九年后，總兵李瑾卻再次重蹈覆轍，其酷烈之舉再次引爆了大同軍鎮的火藥桶。

嘉靖十二年十月，總兵李瑾為立威，強令士兵在寒冬疏浚天城、左孤店等處壕塹四十里。工程“克日計工，督并嚴急”，士兵稍有延誤即施以“攔馬刑”：將士兵綁于馬尾拖行，直至血肉模糊。

更為致命的則是李瑾對于墩軍的嚴苛。墩軍即守衛沿邊墩臺（烽火臺）的士兵，《明會典》記載：

“該鎮總督鎮巡、嚴督各參將、守操等官幫筑沿邊墩臺、上蓋墩房、多備火器、鐵鍋、甕、薪、水。每墩撥精壯軍十名防守。每十墩設提督官一員點查。如有夾帶私貨、失誤傳報，依律問罪；私下墩臺者、監瞭官拏問枷號；逃回私家、四鄰不首者，一體連坐”。

這些墩臺所駐守軍僅十人左右，主要用于防備對抗小股騎兵的襲擾，在蒙古派大軍南下時也可起到示警的作用。如果僅從軍事角度考慮，這樣的安排無疑是對兵力的節約。

然而如果帶入墩軍的視角，你就會發現這樣的活誰愛干誰干。小股敵軍來襲還好，一旦蒙古大軍南下，沿途的墩臺無疑就成為一顆顆無人在意的棄子，在第一時間就會淹沒于騎兵的大潮之中。

一開始，守墩、守堡的士兵數月輪番一次，但到了明代中葉，墩軍未得輪替已成常態。而軍功的冒奪更是進一步摧毀了邊軍的運轉生態：“官軍冒死斬獲賊級，向也多為主帥所奪，以媚權貴。或多為家丁（主帥家丁）所奪，以罔財利（轉賣與人），是使之不戰也”。

正所謂“死是征人死，功是將軍功”，如此一來，墩軍人心渙散，在防備游騎南下和點燃烽燧示警時，多有失期延誤的情況。

李瑾任大同總兵后，并未解決墩軍待遇和輪替問題，卻對墩軍的“失期”大為不滿，“瑾至軍，申令戒嚴，有警，鼓于軍曰：期某刻至某境。徑以親近往。虜退，索諸失期后至者，刑之塞下，乃歸”。

如此一刀切的一殺了之，在打破墩軍最后幻想的同時，也將其怒火徹底點燃。士兵在“等死不如殺官投虜”的絕望中，選擇了最暴烈的反抗方式。十月初六夜，士兵王福勝、王寶等六十余人趁李瑾宴飲，突襲總兵府。李瑾倉皇逃入地窖，被叛軍拖出斬殺。暴動迅速蔓延，叛軍焚毀官署、打開糧倉，并派使者攜財貨赴蒙古求援。蒙古吉囊、俺答聞訊，率精騎南下。

宣大總制劉源清率軍平叛，卻如抱薪救火。《國朝獻征錄》中評價劉源清“偉干負氣，臨義不顧利害”，但在此次大同之亂中卻表現得過分強勢或者說魯莽，率軍趕至大同后，他先是貼榜曉諭城中。

而榜中“五堡之變，朝廷處之太寬”的說法再次刺激了曾參與第一次大同之亂的士兵，之后，又縱容參將趙綱率領三百甲士城中搜索所謂叛卒，結果“仿驗所捕多有功，為諸囚所仇誣”，而部將郤永更引水灌城，導致“城內拆屋為薪，城外浮尸塞川”。

大同宗室代王上書求救，反被劉源清誣為“勾結蒙古”。這仿佛是一個明朝版本的黑色幽默，“當有人懷疑你勾結蒙古時，你最好真的有”。大軍圍城，生路斷絕之下，叛軍放棄最后一絲猶豫，放招引而來的蒙古騎兵入城協防。明軍與蒙軍激戰月余，死傷慘重，此時，事態已然脫離劉源清的掌控，為掩蓋敗績，他竟將陣亡士兵尸骨“積而焚之，骨約三數車”。

這種掩耳盜鈴之舉并未真的封鎖消息，嘉靖帝見戰事膠著，急派禮部侍郎黃綰赴大同招撫。黃綰以“開倉賑濟、赦免脅從”為策，竭力分化叛軍陣營。守城指揮馬升、楊麟倒戈，殺黃鎮等24名叛將獻降。

與此同時，蒙古因后方遭陜西游擊史俊偷襲，被迫撤軍。明廷最終以“劉源清削職、郤永戍邊”結案，最為諷刺的是，和一般意義上的叛亂不同，因為叛軍的家屬本身就安置于大同，所以此次叛亂中，官軍對于大同百姓的劫掠之害甚至要遠超叛軍：“宗室軍民牒訴官軍暴掠者以百數，無告叛軍者。”（《明史》）

兩次叛亂中，曾經的大同總兵朱振的命運同樣讓人唏噓。在第一次兵變中，他被叛軍擁立為領袖，后因“安撫有功”官復原職，然而其“叛軍首領”的身份卻并未隨著叛亂的消弭而被遺忘。

第二次大同之亂期間，劉源清率大軍圍城，朱振欲入城勸降反被扣押逼供，最終飲鴆自盡。聯系劉源清貼榜中“五堡之變，朝廷處之太寬”的說法，可以想象，第一次大同之亂時的遺患始終未能根除。劉源清的種種“魯莽”舉動，未嘗沒有明廷對于前次事件反攻倒算的意味在內。

然而，墩軍失期和叛亂絕非單一因素所致。惡劣的生存環境，傷敵一千自損八百的燒荒政策，一刀切的嚴酷軍令，還有時刻窺伺著的蒙古鐵騎。當地士兵始終生活在屠刀和饑寒的陰影之中，若根本矛盾未能得到解決，再鐵腕的官員也無法真正安撫這座邊塞孤城。

參考文獻：

1、張小寧《明蒙對峙視野下的嘉靖大同兵變研究》

2、王耀科《明代山西軍事地理研究》

3、趙立人《嘉靖大同兵變述論》

4、陳亞平《明代前期大同鎮的軍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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