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以來，史學界與讀書界有一個耐人尋味的現象，相對關注中國帝制時代各大王朝的晚期歷史，三國前夜的東漢晚期與晚唐、晚宋、晚明和晚清，都有重磅的佳作問世。毫無疑問，在晚明史領域，以樊樹志先生的五卷本《重寫晚明史》最為厚重，也最具影響力，稱得上是里程碑式的巨著。

2015年，著者首先推出《晚明大變局》，成為其后來《重寫晚明史》系列的導論卷。近十年來，“晚明大變局”作為歷史命題，不僅在明史界，而且在中國史學界，獲得越來越多的響應，已然形成一種共識。

《重寫晚明史》五卷本，中華書局2024年8月出版

《晚明大變局》與其后問世的《新政與盛世》《朝廷與黨爭》《內憂與外患》《王朝的末路》，濃墨重彩地展現了晚明七十年的歷史長卷：張居正新政與萬歷盛世的登場，國本之爭與萬歷晚年的怠政，東林士人與閹黨專權的斗爭；崇禎初政對閹黨的清算，思宗的剛愎求治與朝臣的傾軋亂政，隨之而來的遼東危機步步進逼，民眾動亂如火如荼，晚明政權在攘外與安內之間進退失據，回天無力，坐看王朝覆滅，江山易主。全書深刻揭示了歷史的殷鑒：由于政治體制變革的全然缺位，無法構建消弭內憂外患于無形的制度保障，一度催生經濟繁榮而傲視世界的晚明終于無奈地走向“王朝的末路”，落得“冷清清的落照”，唯留后人將“興亡看飽”。《重寫晚明史》系列據嚴謹詳贍的史實，以酣暢淋漓的敘事，秉真見識，運大手筆，評說大時代激成的大變局，處處可見著者入世之情懷，卓犖之見識。

筆者原想就這部大書“四平八穩”地作點評述，說點感想。也列了幾點，諸如：學術積累上，儲備豐厚，噴薄而出；布局結構上，獨具裁斷，精心結撰；思路立論上，視野宏闊，勝義紛披；行文特色上，文筆優美，寄寓遙深。然而，這些評點的鋪陳展開，其他學者都已涉及，論述也比我更見出彩。于是，決定變換視角，對著者率先倡論與深入闡述的晚明大變局，談點歷史反思。

一

所謂晚明大變局，主要指兩個層面。一是著眼于全球史的視域。晚明正處于世界大變局之中，也就是隨著15世紀末葉至16世紀初葉新航路的開辟，全球化貿易的沖擊波席卷東西方，世界一體化的進程大為加速，晚明也無例外地裹挾其中。二是立足于晚明的變化。自16世紀起，其內部也呈現出諸多的新氣象，經歷著自己的大變局。除了前述半被動半主動地卷入了全球化貿易的大潮，突破了“海禁-朝貢”的舊體制，顯現出市場經濟與早期工業化的趨勢，由王陽明、李卓吾引領的思想解放潮流蔚然成風，在西學東漸的大背景下，涌現了以徐光啟、李之藻為代表的放眼看世界的先進知識分子群體，還開啟了文人結社與言論風起的新局面。

著者提出了兩個獨到的觀點，啟發讀者作進一步思考。他首先指出：“中國近代化的起步與歐洲幾乎同步?！?/strong>按諸歷史，這一結論無疑是成立的。史學界曾有“資本主義萌芽”的大討論，盡管是否如此，迄今未有定說，但從嘉靖到萬歷的經濟領域里，新的生產關系和先進的生產力確有充分的表現，著者在其《江南市鎮的早期城市化》里也有出色的探討。這些新現象之所以出現，既有來自晚明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內驅力，也有因應貿易全球化影響的因素。然而，令人大惑不解的是，與歐洲“幾乎同步”的中國近代化雖有如此不俗的開局，卻未能實現向近代化社會的轉型；而與明代幾乎同步啟程的西方近代化，卻順利走出了中世紀。

《江南市鎮的早期城市化》，樊樹志 著

已故歷史學家朱維錚先生曾認為，中國若要完成近代化轉型就必須“走出中世紀”的論斷，并出版了以之命名的兩部著作：《走出中世紀》與《走出中世紀二集》。在非正式場合，另一位已故明史學家王家范先生對“走出中世紀”的說法有所修正，他強調：帝制中國沒有也不可能主動走出中世紀，而只能被西方列強用堅船利炮“轟出中世紀”。

結合三位史家的高見，應該反思的是，為什么與歐洲幾乎同步啟動的中國近代化之路，沒能在晚明大變局中開花結果？答案只能從晚明內部去尋找。關鍵在于，晚明沒能及時把握住全球化大變局的時機，沒能成功完成自身的歷史大變局，而后在內憂（以李自成為首的全國性民變）與外患（滿清進關與入主中原）的雙重夾擊下，導致了明清鼎革。

歷史學界把秦漢視為第一帝國，唐宋作為第二帝國，明清劃入第三帝國。從第二帝國到第三帝國，專制統治明顯進階一級，而清朝的獨裁更比晚明變本加厲。由于改朝換代，業已開局的晚明近代化原應跟上全球近代化的節奏，卻重新墮入“死結循環”，近代化步伐戛然中止。直到鴉片戰爭后，這一進程才被動再啟。而這時的西方，不僅早早完成了從中世紀向近代的轉型，而且迎來了以大機器為標志的工業革命的曙光。中國近代化盡管早在晚明就開其端倪，卻“起了個大早，趕了個晚集”，甚至連晚集都沒能趕上。

明東西洋航海圖

著者的第二個論點指出：用全球史眼光看來，“沒有晚明大變局就不可能有晚清大變局”。在近代化轉型的歷史理路上，兩次大變局之間確乎存在著內在的邏輯關聯，這一提示有其真知灼識。著者這樣解釋：“所謂近代化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歷史的道路并非筆直向前，有時也會停滯甚至倒退，近代化之路也不例外?！被仡櫄v史，康熙在位，對西方科技還有所關注與引進，尚能秉持相對寬容的態度，但在人文與政制上卻堅持拒斥的政策；及至乾隆晚年，尤其馬戛爾尼事件后，國門被再次嚴實地封閉，中國自覺與全球近代化完全脫鉤，沉醉于天朝大國的自我幻覺之中。不容置辯的是，近代化進程在清朝前中期基本陷于停頓。而到晚清大變局重啟之時，中西科技與文化的差距遠遠大于晚明的節點，中國近代化面臨的前途更為嚴峻與棘手。

從大歷史來看，從晚明大變局的悲壯落幕，到晚清大變局的再次啟動，中間竟整整相隔二百年。雖說近代化之路并非筆直向前的，但二百年的停步不前，也未免代價太大，路程太繞了吧！如今之世，又是所謂“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究竟應該如何認識與應對這一大變局，能否順利沖出前輩史家設喻的“歷史三峽”，實現現代化的轉型，恐怕值得每個中國人深長思之的。

二

實際上，上述兩個問題的癥結只有一個，即制度才是要害所在。202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給“制度如何形成并影響繁榮”的研究上取得卓越成果的制度經濟學派研究者，他們的代表作是《國家為什么會失敗》。這一書名也足以幫助我們理解：作為國家，晚明為什么最終會失敗，從而痛失在世界大變局中及時轉型的機會。制度經濟學派著眼的，并不限于經濟制度，更重視包括政治制度在內的整個國家制度。他們的結論指出：“人為的政治和經濟制度對經濟成功（或經濟不成功）至關重要。”這是基于，沒有包容的政治制度，就不可能有包容的經濟制度；即便因經濟內驅力而萌生出相對包容的經濟制度，由于沒能建成真正包容的政治制度，也必然導致貌似包容的經濟制度難以持久而功虧一簣。

反觀晚明，也嘗試了某些改革，最著名的就是張居正改革，希冀解決明帝國專制政體已經千瘡百孔的政治社會問題。改革之初還試圖整頓吏治，但隨即退縮回避，專注于經濟領域，尤其集中于賦役改革。張居正改革確實為晚明暮景涂上了一抹亮色。但由于僅觸及經濟改革，充其量只迎來專制王朝的短暫中興而已。由于缺失政治制度改革，晚明的體制性貪腐在王朝周期律下癌癥般地擴散。各個層級的官僚，連御史、巡按這樣的監察大員都深陷腐敗的黑洞，即便張居正本人也以首輔之尊聚斂貪賄，都是不爭的事實。

張居正《請稽查章奏隨事考成以修實政疏》

自立國之初起，明代專制皇權就缺少制衡機制，及至晚明，更是病入膏肓。張居正死后，萬歷帝的獨裁意識迅速抬頭，權力欲膨脹而近乎偏執，雖怠于臨政，卻勇于斂財，在“酒色財氣”的交互作用下，隨著健康每況日下，對政事“心有余而力不足”。而朝堂之上，士大夫官僚的黨爭越演越烈，而黨爭本來就是君主專制天然的伴生物。崇禎即位，因清算閹黨而自我感覺良好，便更以猜忌的個性獨斷朝綱，面對腐朽入骨的體制，厲行苛急繁劇的決策，還自以為明察，殊不知已陷入危局。也由于晚明的專制政體與君主獨裁，在社會財富的分配上，流向懸殊不公與極端失序，不僅讓全球化貿易、市場經濟與賦稅改革的紅利耗盡，還把失去生計的底層民眾逼上揭竿而起的絕路。面對日益緊逼的外患與內憂，專制政權應對失據，不僅錯失了邁向近代化的機遇，而且促成了清朝以更獨裁的體制統治中國，讓一度發軔的近代化轉型中斷了兩個世紀。總之，中國近代化的轉型失敗，根本原因在于晚明政體的本身，不應該一股腦兒推諉給清朝的專制統治。

思想領域同樣如此。在晚明大變局中，王守仁與李贄等思想家掀起了思想解放潮流，專制政權卻動用政治權力粗暴干預與嚴酷打壓，陽明學被誣為“偽學”，李贄因異端思想而成為專制政權無法容忍的“政治犯”。正如《晚明大變局》所說：這些“并非個人的悲劇，而是時代的悲劇”。誠然，思想解放的進路有其內在的軌跡，以王夫之、黃宗羲與顧炎武為代表的早期啟蒙思想為推進近代化轉型提供了思想資源。但令人扼腕的是，明清易代不久，獨裁君主就祭起了文字獄的大棒，整肅異端思想，鎮壓異己分子，早期啟蒙思想先是被迫轉入地下，繼而被頭掛退而噤聲絕跡。直到鴉片戰爭前后，啟蒙思想才再次萌蘗發芽，兩者之間竟也懸隔了將近二百年。追詰近代啟蒙思想的絕響與夭折，清代君主獨裁及其文字獄暴政當然難脫干系；但倘若晚明不亡，從李卓吾的命運也不難推斷啟蒙思想家可能的下場。所有這一切，歸根結底，都是專制政體下不可避免的痼疾造成的。

《焚書》

這也讓人聯想起《國家為什么會失敗》里某一章標題那發聾振聵的提醒：“現在為什么有些國家失敗了？制度，制度，制度”。晚明大變局從歷史角度印證了這一灼見卓識。

回望西方近代化的歷程，英國通過光榮革命，美國借助憲政制度，在國家制度的層面上確立了晚明政體絕不可能擁有的制度優越性，徹底完成了近代化轉型，有力促進了各自國家的社會進步與經濟繁榮。而晚明因政治體制依然故我，不能也不敢改變君主專制的政體本質，必然走不出《國家為什么會失敗》警示的死結循環：“政治上的榨取制度與經濟上的榨取制度是相輔相成，互為一體的”。于是，晚明不得不接受歷史大變局中最負面的結局，最終喪失了跟上全球近代化的歷史機緣。而這正是《重寫晚明史》留給當下對晚明大變局最沉重的歷史反思。

（本文轉載自澎湃新聞，原題為《虞云國︱晚明大變局的歷史反思——〈重寫晚明史〉讀后》）

著名歷史學家樊樹志教授，以兩百余萬字、三百余圖，鮮活再現晚明在全球化浪潮中的變動，精心描繪令人蕩氣回腸的歷史長卷。

當代名家名作，公務員、文史教師、都市讀書人、歷史愛好者首選的讀本。

書 名：重寫晚明史

著 者：樊樹志 著

叢 書 名：無

書 號：978-7-101-13316-5

出版時間：2024年8月

定 價：698.00元

著名明史學者樊樹志教授用五卷兩百余萬字圖文篇幅，以全球史的大視野和生動鮮活的細節刻畫筆法，生動描繪了晚明跌宕起伏的歷史長卷，呈現晚明社會在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等方面的歷史大變局。

本套書圖文雙色排版，是完整版《重寫晚明史》首次與讀者見面。樊樹志先生從嘉靖中期內閣更替落筆，以清初吳梅村“忍死偷生廿余載”的悔恨余音收尾，用翔實的史料和歷史學家的深厚學養見解，向讀者娓娓講述晚明這段令人蕩氣回腸的歷史。

本次套裝本隨贈一冊同款筆記本，以答謝讀者厚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