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文章與其說是對《隳三都》的批評與商榷，毋寧說是對“歷史非虛構寫作”應該確立何種文本范式的發問。

前文回顧：

《隳三都：蒙古滅金圍城史》是周思成先生的作品。該書出版后，獲第一屆文景歷史寫作獎首獎，也是各類年度好書的上榜熱門。

很多人向我推薦過這本書，不過我一直到最近才開始閱讀。這本書的確寫得引人入勝，很多細節顯示出作者頗有巧思，譬如在該書楔子中講述岐國公主出嫁段落，是這樣描述的：“為防備敵軍夜襲，也害怕奸細滲透，城內大街小巷，一律橫貫懸鈴的鐵索，阻隔行人。”

下面的注釋為：“圍城中‘街陌橫鈴索斷行’，見姚燧《中書左丞姚文獻公神道碑》描述的壬辰（1232年）許州（今河南許昌）圍攻戰。拜占庭帝國的兵法著作《戰略論》也建議在守城中使用懸掛在弦上的鈴鐺示警。”

史書上關于岐國公主的信息并不多，這一段從冷僻處爬梳來的史料，增加了出嫁途中的畫面感，《隳三都》接下來寫道：

車隊出城時，沿街鈴索一道道解開，發出叮當叮當的清響，竟成了當天唯一的送親伴樂。

但是，“當天唯一的送親伴樂”的描述卻沒有任何注釋。我讀到這里時，即心生困惑：岐國公主出嫁當天竟然沒有任何伴樂？那這個細節值得大書特書，也有著太多的解釋空間，何以竟如此一筆帶過？

坦白講，我當時是對這一細節描寫生疑的，既然岐國公主出嫁當天相關儀式史料缺如，這句沒有其他任何“送親伴樂”的斷言，會不會是作者的杜撰呢？

這個疑問一閃而過。但隨著閱讀的推進，感覺的可疑之處越來越多，終于在讀到第八章《三峰》的時候，我決定做一個簡單的核查。

我核查的是這一段描述：

正月二十日前后，東南緊鄰開封府的許州（昌武軍）。大清早，老門卒推開城門，大風夾著雪花撲面而來，打得臉龐生疼。他仿佛聽到，寒風之中，夾雜著陣陣馬的嘶鳴。 老門卒側過耳朵，努力分辨，感覺這聲音自遠而近，逐漸清晰。接著，雪霧之中倏地沖出一匹黑馬。他仔細一看，差點嚇得魂飛魄散——史書記載，伏在馬背上的軍官，“兩手皆折，血污滿身”，極為可怖。 這名氣息奄奄的軍官，是忠孝軍的“完顏副統”。在他身后，金朝潰軍和蒙古追騎蜂擁而至……

這一段下面有一個注釋，說明相關史實援引自《金史·古里甲石倫傳》。我去查了《金史》，發現《古里甲石倫傳》中，與此相關的描述只有這一句：“有忠孝軍完顏副統入城，兩手皆折，血污滿身，州人憂怖不知所出。”

從這段描述中，我們僅能得到忠孝軍完顏副統入城時兩只手都斷了，血污滿身的信息，至于完顏副統是騎馬、步行還是乘坐車輿入城，其實是無法判斷的，更不要說白馬黑馬了，何以就斷定他伏在黑馬背上？

那天的天氣，以及推開城門的老卒（確定不是年輕兵卒？）的心理描寫與行動，《隳三都》又是怎樣知道的呢？

老卒的那段描述，看起來就不像有過史書記錄。不要說《金史》，各種金人筆記也不大可能細致到刻畫一個老卒的心理活動。這種細節虛構，帶有一定的偽裝性，因為有注釋。

我現在已經閱讀完了《隳三都》。基于一種好奇，我又查核了該書另外幾處敘事，發現疑似細節杜撰的問題遠比我想象的要嚴重。我對蒙古滅金的歷史素無研究，我也沒有精力做整全的深入核對，但簡單比對之下，能夠發現的問題已屬驚人。

這似乎不應是中國歷史學界正在鼓勵的寫作方向。這樣一部有著大量細節虛構的歷史著作，是怎樣獲得歷史學界眾口一詞好評的？這個問題的答案會非常有意思。

這本書，讓我聯系到目前頗為流行的“歷史非虛構寫作”，我們該如何定義所謂的“非虛構”，又該如何評價“非虛構”在現實寫作中呈現的面貌？

所以這篇文章與其說是對《隳三都》的批評與商榷，毋寧說是對“歷史非虛構寫作”應該確立何種文本范式的發問。

一

限于篇幅，我不能把我查核到的疑似虛構情節全部在此列出。下面這一例，是我查核的第二處，因為開始讀到的時候就覺得不大可信：

金正大三年（1226年）八月的一個盛夏夜晚，河南方城（今河南方城）。……此時，在方城城中一間小屋內，一名身材瘦削的白衣男子，正借著搖曳的燈火，低頭仔細抄寫一頁小楷。在他周圍，幾案上、地板上、角落里，到處一函摞一函，堆滿了各類書籍。 小屋四面皆是土墻，一面墻的上方開了一扇通風用的小窗。窗外的大世界，星河滿天，流螢飛舞，蛙鳴蟲唱。

這一段繪聲繪色的描寫，出現在《隳三都》的第七章《孤注》中。它講的是金朝名將完顏陳和尚的一段坐牢經歷。到底是根據什么確定牢房有地板、幾案和夜燈等物，以及完顏陳和尚在獄中是穿白衣、寫小楷的呢？看上去很像小說家言，沒有任何注釋。

從《隳三都》后文的注釋可知，關于完顏陳和尚年輕時坐牢的那一段故事，主要來自《金史·完顏陳和尚傳》和元好問的《贈鎮南軍節度使良佐碑》。

我查了一下，前者關于陳和尚牢中生活，僅一句：“陳和尚聚書獄中讀之，凡十有八月。”后者也只是說他：“聚書獄中而讀之，蓋亦以死自處矣。”只有獄中聚書而讀一個細節，竟然衍生出如此豐富的場景。

陳和尚坐牢前，哥哥是方城總領，他協助哥哥理軍務。在一次處置軍官李太和、方城鎮防軍葛宜翁互毆的訴訟上，他的處理結果被指不公，由此落獄。

《金史》與《贈鎮南軍節度使良佐碑》的敘事幾乎一模一樣，前者明顯援引自后者，大意是說，因為葛宜翁理虧，被陳和尚杖笞后，郁郁以死。葛宜翁很兇悍，雖是理屈受杖，但懷恨在心，遺言讓妻子報仇。妻子遂不斷上告，并在龍津橋南堆了柴火，如陳和尚不被處理則自焚。她還指控，陳和尚是因為以前與葛宜翁有私怨，所以才借機把他打死。

朝廷于是把陳和尚投入方城監獄，當時有司認定陳和尚“狎于禁近之習，倚兵閫以為重，不能如奉法之吏；橫恣之犯，容或有之。”要判其斬首（“大辟”）。但上奏到金哀宗那里時，卻久而不決。

后來，金哀宗下旨將陳和尚特赦：

有司奏汝以私忿殺人。私忿未必有，至于非所得笞而強之，非故而何？汝兄死矣，失吾一名將；今以汝兄故，曲法赦汝，計天下必有議我者。他日汝奮發立功史，國家有所賴，人始當以我為非妄赦矣。

從這段記錄可以看出，雖被有司判定“私憤殺人”，但金哀宗基于他哥哥是名將的考慮，還是把陳和尚特赦了，并說你和葛宜翁或許沒有私憤，但依法不應杖笞葛宜翁，你卻把他打死了。你要立戰功，不然別人會說我胡亂特赦了。

陳和尚杖殺葛宜翁的案子，要如何評定？元好問的《贈鎮南軍節度使良佐碑》在表述上是矛盾的，上文說葛宜翁是理屈受杖，下文又通過金哀宗的特赦語來指稱濫權杖斃葛宜翁。應該以哪個為準？這涉及基本的史實判斷問題。

我覺得，通過這段史料，可以判斷陳和尚大概率是草菅人命。傳統社會的神道碑寫作取向是隱惡揚善，家屬出潤筆費，找熟識的文豪撰寫，它在爭議事件的表述上可信度非常低，有些甚至是顛倒黑白的——譬如北宋時期兩浙提點刑獄皇甫選曾上奏稱，兩浙路下轄的十三個郡，獄空長達一千五百余日。后被揭發其實是把囚犯都轉移到其他地方關押了。所以他被罰金三十斤，流放江南路。但皇甫選逝后，翰林學士劉筠為他作傳，仍公然說他：“部下十三郡之治，迭奏圄空，積一千五百余日。繄公是賴，咸被詔獎。”一個“妄奏獄空”而被流放的官員，死后的傳記變成因善治導致獄空而獲朝廷詔獎。

元好問雖然在葛宜翁是否理屈的問題上，傾向于支持陳和尚，但又在金哀宗特赦語中曲折道出了真相。這當然涉及個人判斷，治史者在面對這種需要辨析的史料時，是不能不做任何解釋就采取于傳主有利的傾向的。

但是《隳三都》對此未做任何辨析，其敘事風格是這樣的：“事情本是葛千戶理虧，陳和尚并沒多想，直接罰了他一頓板子。”“更讓人意外的是，葛千戶的老婆，性子同樣潑辣。她連夜上訴，誣告陳和尚殺人以泄私憤。”“陳和尚自然也覺得自己無愧于心，坦然面對，在獄中抱著‘朝聞道，夕死可矣’的心態……”

不知道該書是根據什么把有司認定的“私憤殺人”確定為葛千戶老婆誣告的？至于她是連夜上訴還是隔了數日，史書上全無記載，又是如何知曉的呢？

對陳和尚的心理還原（“并沒多想，直接罰了他一頓板子”“覺得自己無愧于心”），不僅僅是僭妄的上帝視角問題，在概率上也很可能與史實完全相悖。這樣的治史態度未免有些輕率。

二

除了虛構細節、在史實判斷上有欠辨析外，《隳三都》還有一個很大的問題是：作者會調整事件發生的先后順序，或者把既往發生的事實說成當下。

《隳三都》在第十章《人心》中，描述了天興二年（1233年）正月，蒙古人圍困南京的情景：

糧食價格早已飆升到白銀二兩買不到一升米，直追當年中都圍城。可是，由于‘殍死者相望’，誰還顧得上吝惜那些饑不可食、寒不能衣的金屬疙瘩？人人‘視金銀如泥土，使用不計’。 稍微富庶一點的人家，紛紛捧出平日視若身家性命的‘珠玉、玩好、妝具、環佩、錦繡衣衾’，每天在天津橋上擺起攤子，巴望能換回一點米、豆，救救家中快餓死的老小。 劉祁回憶，家里有一件上好的皮袍子，‘極細密鮮完’，他抱著換了八升粗米，又用祖傳的金釵換回一肩牛肉，當時毫不心疼，恨不得越快出手越好。平日鮮衣怒馬的‘縉紳子女’，甚至有不顧身份到集市上討飯的。

作者注釋說，這一段引文來自劉祁《歸潛志》第138頁。但查《歸潛志》第13章，此處記錄的是大梁而非南京被圍困的情景：“壬辰歲，余在大梁，時城久被圍，公私乏食，米一升至銀二兩余……嘗記余家一毳袍，極致密鮮完，博米八升……”

我查了一下，壬辰歲是天興一年（1232年），比南京圍城早了一年。《隳三都》的那段敘事中，只有最后一句——“平日鮮衣怒馬的‘縉紳子女’，甚至有不顧身份到集市上討飯的”是南京被圍困后的場景，見《歸潛志》第12章：“縉紳士女多行丐于街”。

《隳三都》把《歸潛志》第13章記錄的前一年的內容，移植到12章記錄的另一時間、地點之中，這是一個不應犯的錯誤。

另外，在《隳三都》第十一章《覆巢》中，寫了參知政事官奴死后的應對之策：

官奴被殺后，金哀宗宣召他的黨羽覲見。白進在照碧堂前被殺，阿里合半路發現不妙，被亂箭射成了刺猬。城內數百名忠孝軍，聽說主將身亡，紛紛披甲上馬，準備拼個魚死網破。金哀宗派人佩戴虎符，前往安撫……

注釋稱，這些信息來自《金史·蒲察官奴傳》《金史·宋珪傳》。

但查《金史》，相關的記錄為：

“忠孝軍聞難，皆擐甲，完出請上親撫慰之。名呼李泰和，授以虎符，使往勞軍，因召范陳僧、王山兒、白進、阿里合。進先至，殺之堂下。阿里合中路覺其事，悔發之晚，為亂箭所射而死。”

“官奴入見，珪等即從旁殺之，及其黨阿里合、白進、習顯。”

按照《金史》的說法，金哀宗是在派李泰和安撫忠孝軍之后，把阿里合、白進等人誘騙過來殺死。但在《隳三都》中，則是先誘殺阿里合、白進等人，再派人安撫忠孝軍。

這兩種敘事建構的事實完全不同，金史中的事件發生順序揭示的是金哀宗先以安撫的手段欺騙了忠孝軍，再背信棄義誘殺其領袖。這個事實，因《隳三都》顛倒了時間，而變得不再存在。

僅僅是將《金史》中的一段文字改寫為白話敘事，為什么會犯這種錯誤呢？這同樣令人費解。我不知道答案。

但我能感覺到，周思成先生在撰寫《隳三都》時有自己的情感代入。歷史學者在描述傳主時，時常陷入“溫情與敬意”的泥淖，導致的一個結果是，作者寫哪一個傳主，哪一個就會得到帶有傾向性的正面信息加持。

如果說，上述完顏陳和尚的敘事中已有這種傾向，關于金哀宗的形象塑造則無異更甚，以至于在逃難途中仍不忘大肆搜刮民脂民膏的亡國之君，是這樣詠嘆著被《隳三都》蓋棺論定的：

不管是可‘哀’，還是就‘義’，一個十年如一日，無比盡責地履行了末代皇帝這個角色的人，終于能夠卸下這副千鈞重擔……

這是錢穆史觀的一個負面效應。人類的進化心智的確很容易因情感代入而變得具有傾向性。但治史者的基本功不就是要有跳脫出來的視角嗎？

三

《隳三都》遵循的是敘事史學傳統，相關的分析不多。偶有上價值的部分，譬如第六章中有關于“幽閉恐懼”的論述，卻也顯示周思成先生對理論的誤用。

第六章第一節內容如下：有個叫王守信的人，經舉薦獲金宣宗召見，直升“行軍都統”，每天訓練一些無賴“進、退、跳、擲”。他還發明了“古今相對”陣法，打造黃布袍、黑頭巾、錫牌子各三十六件，牛頭響環六十四枚，打算用這些法物嚇跑蒙古人。王守信的“神兵”并不敢出城與蒙古軍廝殺，而是每天出城拾荒，順便抓住一些路上遇見的落單百姓，砍去首級回來邀功。

《隳三都》將此與北宋靖康汴京被圍時郭京組建“六甲神兵”結合在一起，對此解釋說：

個體心理學有個名詞，‘幽閉恐懼癥’（claustrophobia），描述患者因身處密閉環境而產生的莫名焦慮和神經質。‘神兵’事件，也可以說是長期圍城中的絕望催生的集體譫妄，一種集體性的幽閉恐懼。

這一節的小標題即是“幽閉恐懼”，由此可見周先生對此一解釋的重視。但這里明顯有對幽閉恐懼癥的誤用，幽閉恐懼癥指的是在狹小的封閉空間中——如電梯、機艙等產生恐懼、焦慮的精神病癥，離開這個狹小封閉空間，病癥即獲緩解。一座上空開放的城池即便被圍困，它仍是一個巨大的非封閉空間。此其一。

其二，“神兵”的出現和城池被圍困導致的所謂“幽閉恐懼癥”僅僅是一種時間上的相關性，還是有較強的因果性？這中間的因果性其實很容易被證偽，因為傳統社會“神兵”會在各種需要加持的戰斗中出現，包括圍困敵人的城池之時。這樣的案例多到可以信手拈來。

好在周思成先生實在不熱衷于理論，他更多將精力用于自己擅長的敘事。

以上是我閱讀《隳三都》的一些感受，不免偏頗。實際的閱讀過程中，會經常有擊節嘆賞的地方。本文基于論述主題需要而表達出來的內容過于負面，并不能完整呈現我的全部評價。坦白說，這本書講故事的方式有很多值得學習的地方。

我對蒙金史沒有什么深入研究，很難對《隳三都》在史實層面有哪些獨到的突破給予評價。結合學界相關評價看，該書在援引非漢文史料和敘事功力上頗受肯定。我的聚焦點則包括該書理論解釋與史料辨析上的不足、敘事時間錯置等不嚴謹之處，但主要還是集中在大篇幅存在的細節虛構上。不能杜撰故事，我認為這是一個嚴肅歷史寫作者的底線問題。

我也和朋友溝通過相關問題。有一種觀點是，歷史敘事要容許“合理想象”，并借此為《隳三都》申辯。我其實并不反對所謂的“合理想象”，但需要厘清的是，合理想象其實是一種推論，它屬于觀點。

歷史作家當然可以表達觀點、進行推論，有些腦洞大開的想象甚至很能啟發我們對歷史的理解——只是任何的想象與推理，都要接受是否合理的再評判。更重要的是，歷史作家不能將想象混同于事實，以上帝自居把想象當成事實來描述。

換句話說，歷史寫作者必須告訴讀者，這是基于“合理想象”，否則就是在杜撰事實。這一點，現實與歷史題材的敘事有相近之處，上個世紀末“報告文學”曾頗為流行，因存在細節虛構等原因，這種文本早已邊緣化。

目前比較流行的所謂的“非虛構寫作”，因借鑒了西方特稿寫作的成分，故文本遠比報告文學高級。它更早出現于新聞界，目前風向也刮入歷史圈。但非虛構寫作現在也面臨一種詬病：很多作品在虛構細節上不讓報告文學。

《隳三都》遠遠不是“歷史非虛構寫作”中虛構細節最嚴重的著作。選擇《隳三都》作為剖析樣本，完全是一種時機上的偶然。《隳三都》在歷史學界的地位，也讓它成為合適的非虛構寫作代表。在此向周思成先生說聲抱歉。我一定有很多的偏見與錯判，不當之處還請指正。

蒙金史的資料與宋史差不多，幾乎都是共享性質。在缺少獨家史料的前提下，尤其需要在不同歷史事實間建立關聯并推導新的事實可能性的能力，“合理想象”如果意指于此，其實是歷史學之福。但這需要相當強的索引與洞察能力，很多時候還要跨學科的視野。

從《隳三都》的內容看，周先生并未在這一維度上太過著力。而他最受贊譽的敘事能力，如果是奠基在細節的虛構上，則無疑要打一個非常大的折扣。

一種虛構的非虛構寫作，用一句更俚俗的話語來表達：那不就是胡編亂造嗎？！

不妨再舉一個案例，結束本文。在《隳三都》第七章中，有大幅的金哀宗素描：

打發走省院大臣，金哀宗佇立仁安殿的臺階上，手握急報，陷入了沉思……如今西邊出現敵情，直覺告訴他，這次進攻十分蹊蹺，非同往日。想到此處，金哀宗徘徊良久，輕輕念著一長串人名：建威都尉奧屯斡里卜（衛戍南京）……（原書省略號前還有11名軍官的名字與職務等信息） 金哀宗眼前閃過一張張熟悉的、神采飛揚的面孔。其中許多人，早在金哀宗還在東宮當皇太子的時候，就與他結識或者相知……金哀宗仍然感覺到，他們才是自己的信心和力量的源泉。 他不知道，在今后的三四年內，這份名單上的幾乎所有人，都將一個接一個地消失在戰爭的洪流之中。 黃昏中，殿上的朱衣人喟嘆一聲：‘諸位將軍，朕唯有遙祝你們旗開得勝了！’”

足夠煽情吧。但這些都沒有任何注釋，沒有出處，純然是一種想象。即便是作為一種想象，它也是不合理的，金哀宗真的會徘徊在仁安殿的臺階上，念著被現代歷史學者選定的十幾個軍官的名字嗎？

如果是歷史小說，就完全沒有問題了。（本文首發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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