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小荷的非虛構力作《惹作》，以四川大涼山彝族女孩惹作的生命軌跡為敘事脈絡，如同一幅細膩的工筆畫，勾勒出一位平凡女性不為人知的命運長卷，同時深入彝族文化肌理，剖解性別困境與貧困地區的社會鏡像。

惹作，1995 年降生于涼山彝族自治州金陽縣羅烏村。這個在彝語中意為 "再添一子" 的名字，暗合著父母對男性子嗣的傳統期待，也悄然埋下了性別偏見的伏筆。作為家中超生成員，她誕生在一貧如洗的環境中。未曾踏入校門半步，沒有身份證明，更無婚姻登記，甚至連一張影像都未留存，十八九歲時便因飲下農藥香消玉殞，生命如流星般轉瞬即逝，成為無數彝族女性命運的縮影。

一、凋零的生命之花

《惹作》以倒敘手法展開敘事，開篇即拋出惹作服下百草枯三日后離世的悲劇結局，隨后將時光倒流至 1995 年。在那個與世隔絕的羅烏村，二十幾戶苦姓彝族人家散落在山巒之間，生活的艱辛如影隨形。作為家中第三個女兒，她的名字與兄長 "招財進寶" 的期許形成鮮明對比，盡顯性別差異。貧困的枷鎖下，她從未獲得受教育的機會，日常勞作便是放羊、背水。偶爾路過村小學，只能趴在窗臺上，用渴望的目光窺探教室中的光景。

彝族女性的生命軌跡被勞作與生育牢牢框定。惹作的母親一生操勞，關節受損，腰背佝僂，恰似一棵被歲月壓彎的老樹。惹作小小年紀便承擔起放羊的重任，10 歲才第一次走進集市，13 歲初至縣城，15 歲舉行 "威噶咯" 換裙成人禮，這標志著她已進入婚嫁年齡。不久，蘇家通過媒人提親，以 2500 元彩禮訂下婚約。母親病逝的傷痛尚未撫平，惹作便跨上駿馬，翻越二十七座山梁，嫁至瓦崗鎮。

丈夫蘇甲哈比惹作大五歲，身為村組長，起初對她關懷備至，帶她趕集，給她零用錢購置物品，在重男輕女的環境中顯得尤為特別。然而，瓦崗地區毒品泛濫，甲哈靠販毒發家，購置了摩托車、手機和大電視，卻也沾染了毒癮。惹作懷孕期間，甲哈戒毒失敗，父親去世時她因路途遙遠無法奔喪，心境愈發沉重。在簡陋的條件下生下女兒后，她不得不繼續操持家務，而丈夫不僅不予援手，還阻止她回娘家。兩人因毒癮問題爭吵不斷，一次彝族年途中，甲哈毒癮發作，更是激化了兩家人的矛盾。

某個雪天，惹作安頓好三個月大的女兒，坐在院外棕樹下，毅然飲下農藥。被發現后雖送醫洗胃，但家人拒絕轉院治療，僅請來畢摩舉行招魂儀式。第三日，在前往醫院的顛簸車程中，惹作香消玉殞。司機因忌諱將車費從 400 元漲至 1000 元。她的離世引發家族紛爭，哥哥帶人上門討說法，最終蘇家賠償三萬元和一頭牛，事件便草草收場。惹作被白布包裹，在河邊核桃樹下火化，因屬非正常死亡，未被記入家譜，靈魂的歸處無人知曉，漸漸被人遺忘，只留下 "某女喝農藥而亡" 的傳聞。

二、彝族文化的雙面鏡象

《惹作》宛如一部彝族文化的百科全書，通過惹作的經歷徐徐展開。羅烏村地處偏遠，山路險峻，出行前需燒羊胛骨占卜吉兇。彝族信奉萬物有靈，畢摩（祭司）和蘇尼（巫師）在婚喪嫁娶中扮演著關鍵角色。惹作六歲高燒不退，蘇尼以蕎麥、黃雞等舉行招魂儀式；母親病重時，畢摩殺羊獻祭驅邪，卻均未能挽回生命。婚禮上，惹作身著藍色婚服，佩戴重達十幾斤的銀飾，唱起哭嫁歌《媽媽的女兒》，傾訴離別愁緒。葬禮上擺起坨坨肉盛宴，畢摩為逝者靈魂指引前往 "茲茲普烏" 樂土的道路，那是傳說中陽光明媚、物產豐饒的歸宿。

彝族人敬畏鬼神，對生死持有豁達態度。葬禮盛大莊重，親屬不遠千里趕來；婚禮同樣隆重，新娘回門時需由畢摩舉行轉魂儀式，象征著靈魂歸入夫家火塘。書中還描繪了彝族年輕人跳 "三十二步" 集體舞、媒人撮合婚姻等習俗，展現出文化中單純與蒙昧交織的獨特特質。

三、彝族女性的苦難群像

惹作的命運并非個例，書中匯聚了眾多彝族女性的苦難故事。1999 年出生的衣洛，5 歲時遭遇意外幸存，退學后早早嫁人，育有四個子女，內心滿是絕望，感慨 "太容易懷孕" 讓她深陷困境。石一日西 17 歲被迫嫁給表哥，離婚后背負 20 萬彩禮債務，兩段婚姻均以失敗告終，如今在西昌做服務員，省吃儉用償還債務。還有許多女性因娃娃親、丈夫吸毒或殘疾而生活困苦。

自殺在當地并非罕見，跳崖、上吊、喝農藥成為絕望女性的無奈選擇。衣洛的話語中浸透著絕望，在她看來，婚姻帶來的苦難遠比死亡更令人恐懼。這些女性作為女兒、妻子、母親，卻很少有機會為自己而活，她們的故事交織成一曲彝族女性的悲劇交響，折射出性別歧視、貧困和文化禁錮的沉重枷鎖。

四、易小荷的書寫與人文溫度

身為四川自貢人的易小荷，曾擔任《南都周刊》等媒體主筆，在《鹽鎮》聚焦四川古鎮女性后，她將目光投向大涼山彝族女性，回應著 "中國還有更多被遮蔽女性" 的呼聲。創作《惹作》耗時一年，她深入美姑、昭覺、布拖等縣及西昌市，走訪惹作的親友，研習彝文、民歌和畢摩儀式，力求以最真實的筆觸還原那個被外界遺忘的世界。她將彝族歌謠、神話融入文學敘事，展現民族風俗的獨特魅力，同時以記者的冷峻視角揭示社會問題，賦予作品強烈的現實關懷。

易小荷將自己視為 "惹作的密友"，在其火化之地久久憑吊，傾注深厚情感。她對比 1995 年全球信息化浪潮與羅烏村的閉塞 —— 村民用不起衛生紙，鮮少有人穿內褲，凸顯出巨大的地域鴻溝。走訪羅烏村時，她發現惹作的故居已坍塌，火化之地無路可通，當地人因忌諱不愿帶路。在拼湊故事的過程中，她以平視的視角展現彝族文化的多面性，深切體會著惹作們的道德觀念與生存禁錮。

《惹作》如同一座紀念碑，為無名者立傳，延續著《鹽鎮》的女性關懷，堪稱中國苦難與女性主義的典型范本。它以惹作為窗口，展現彝族文化的豐富與復雜，讓讀者看到這片土地上單純與蒙昧并存的觀念。惹作的命運是大涼山乃至中國偏遠地區女性的縮影，她們的苦難源于性別歧視、貧困和文化隔閡。易小荷以文學與新聞的雙重力量，呼吁社會關注那些被忽視的群體，引發對性別平等與社會進步的深刻思考。

《惹作》超越了個人傳記的范疇，成為一部社會紀實佳作，兼具人類學與社會學價值。它促使人們重新審視苦難與性別議題，提醒我們這些女性的故事不僅屬于她們自己，更是整個社會的共同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