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事如棋局，獨子難成勢！”

馬伯庸的中篇小說《長安的荔枝》，說的好像是楊貴妃想在自己的生日宴上吃一口可口的鮮荔枝。

可她哪里會知道到她吃的那幾個荔枝，要跑死多少匹馬，要砍斷多少棵樹，要有多少顆人頭落地，要有多少人家流離失所，又會有多少人會因此邀功行賞……

《長安的荔枝》中，小人物李善德用血淚換來的荔枝轉運之路，恰似一盤教人清醒的處世棋譜。

無論科技如何進步，朝代如何更迭，但是人性似乎絲毫沒有發生變化。

“好人有好報”只有童話故事里有，現實世界的生存法則，卻是老實人被扒拉得血淋淋的生存窘境。

韓洄那句“和光同塵，雨露均沾”的點撥，道破了中國式人際關系的底層邏輯。

李善德最初捧著精密如鐘表的轉運方案四處碰壁，不是方案不夠好，而是觸碰了官場“功勞分配”的潛規則。

就像職場上總有人抱怨"我干活時沒人影，領功時全冒頭"，新人熬夜做的方案被主管署名，小卡拉米跑斷腿的調研成了領導的政績，這些“被共享”的委屈，正是“花花轎子眾人抬”的生存智慧。

書中最諷刺的細節，莫過于李善德用性命換來的荔枝，最終成了權力游戲的祭品。

這就是書里書外都在提醒我們：善良要帶鋒芒，真誠需設底線。

如今《長安的荔枝》同名劇集尚未開播，已是全網熱議時。

原著作者馬伯庸被問及此事，卻淡然表示：“我一直沒覺得自己紅了。”

從2015年，馬伯庸做出辭去外企工作的決定時，那時的他已經是一個小有名氣的作家了。

他在那時候寫的《風起隴西》、《顯微鏡下的大明》等一系列的作品都列入了暢銷書的榜單。

那一年，35歲的馬伯庸甩出一句“我也想嘗試自由散漫的生活”，就辭去了外企工作。

同事們以為他要過上睡到自然醒、想寫就寫的神仙日子，結果他反倒活成了“游牧民族”的自律。

每天八點準時混入早高峰，在咖啡館和茶館之間規律打卡。

有人調侃他“自討苦吃”，他卻掰著手指頭算賬：“上班賺得少，寫作賺得多，傻子才不選后者。”

這賬算得清醒，更藏著職場十年練出的生存智慧：自由職業不是放縱，是拿自律換自由。

就像他筆下的李善德，看似被權力推著走，實則把每步路都算得明白。

“真正的自由，是自律給的翅膀”，在馬伯庸的創作“游牧”日常里，藏著比上班更嚴苛的KPI，靈感不會憑空掉落，得用朝九晚五的堅持去換。

我一直在想，如果馬伯庸沒有那段外企工作的經歷，或許寫不出《長安的荔枝》里那些讓人揪心又虐心的人事糾葛，也寫不出職場上小人物背不起的那口鍋，更寫不出”和光同塵，雨露均沾“的處世智慧。

大文豪托爾斯泰說，“再偉大的作家，也只不過是寫他自己的生活片段罷了！”

在《長安的荔枝》中，李善德手持楊國忠令牌卻遭各部推諉的情節，堪稱古代官場版的“流程困境”。

當李善德發現“衙門的文書遠沒有魏國公的令牌好使”。也應了楊國忠的那句話：流程只有小人物才要遵守！

這個看似荒誕的歷史片段，實則映射著現代職場規則：權力令牌如同企業中的“高管簽字”，看似通行無阻，實則受制于部門利益與隱性壁壘。

馬伯庸將這種洞察融入歷史書寫，讓唐代官場的“公文旅行”與當代企業的“會議馬拉松”形成跨越千年的共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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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好的作品，要經得起讀者的審視，好作品是一點點磨出來的，就如同《古董局中局》的誕生記，堪稱馬伯庸的“妥協藝術”。

最初是幾個朋友晚上在一起擼串，邊擼邊看王剛主持的《天下收藏》的電視節目，看到王剛一錘子把那號稱價值連城的古董砸碎，實在是太解壓了。

于是幾個朋友就在一起笑談，要不你就寫個“天天砸古董”的爽文？

試稿的結果是被策劃編輯拍桌子罵：“太裝了！前臺小妹都看不下去！”

朋友回憶說馬伯庸原稿里盡是“小資腔調”，硬是被按著頭改成了雅俗共賞的通俗故事。

這過程是不是像極了李善德被現實毒打，你以為方案完美，現實偏要教你做人，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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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伯庸總說自己“沒在文學圈混”，可他筆下的歷史細節比專家還較真。

《長安十二時辰》里元載憑金絲楠木簪斷定姑娘身份，這細節源自他對唐代妝飾的考據。

但這么個考據狂魔，轉頭又能把“李太白全集”的繁體字寫錯，被朋友吐槽“就一網兜”作品。

馬伯庸當時還沒明白朋友說的啥意思，沒想到朋友解釋的“就是全都是漏洞”，倒是把他鬧了大紅臉。

但馬伯庸人家可是一點也不忌諱，還把這事寫進書的“序”里了。

這種反差像極了他的人生：一邊是學者般的嚴謹，一邊是段子手的狡黠。

他自嘲“通俗作家”，卻把福塞斯的冷靜克制學得入木三分。

他嚷嚷“討厭商業”，轉頭就把《長安十二時辰》的版權玩得風生水起。

就像他在《長安的荔枝》里寫李善德把功勞讓給楊國忠，現實中的馬伯庸早參透了“和光同塵”的道理：你可以保持真誠，但得先學會給真誠裹層“保護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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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管作品被頻繁改編，馬伯庸始終拒絕“商人”標簽。

他簽約中聯百文公司處理版權事務，自己則堅守“每天寫2000字”的創作紀律。

這種“專業分工”模式，讓他既能享受《長安十二時辰》版權費帶來的“游艇自由”，又能保持“早上混跡咖啡館寫作”的散漫節奏。

也曾經有人建議他，你可以去組個團隊，用你的IP，讓團隊去做文學腳本，這樣撈錢更多也更快。

可馬伯庸卻說，他不想過那樣的生活，如果招募團隊，那又變成了每天早起上班。

管理團隊，自己連偷懶都沒空了，還要去估計團隊里的人的情緒啊，工作效率啊，算了吧，還是放過自己吧。

自己寫寫就夠了，賺得不多，但是自由，也開心啊。

這種堅持源于他對“作家身份”的清醒認知：“我不是要建構世界觀，而是要在歷史褶皺里尋找現代人能共鳴的細節。”

是的，如果招募團隊，那么他就是企業家、管理者，而不是作家了。

即使偶爾也在寫文字，但已不純粹了。

從外企打工人到影視IP制造機，馬伯庸用二十年證明了：所謂通透，不過是把世故揉碎了，化成筆下的煙火氣。

他筆下的長安城，終究是他自己的人生投影。

既要有李善德那般在權力漩渦里全身而退的智慧，也得有馬伯庸這般在現實夾縫中堅持寫作的倔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