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高窟前，游人如織。當講解員指向那座簡陋的道士塔時，嘆息聲與咒罵聲交織：“賣國賊！”“敦煌的罪人！”王圓箓——這個瘦小干癟的道士，在歷史記憶中已被牢牢釘在恥辱柱上。

可實際上，真正讓斯坦因的駝隊滿載著二十九箱敦煌珍寶走的，不是那個看守藏經洞的農民、逃兵、道士，而是一位滿腹經綸、精通官場規則的湖南師爺：蔣孝琬。

01

中文秘書蔣孝琬，滿腹經綸的文化漢奸

王道士并不是沒有為保護莫高窟努力。

藏經洞發現后的七年里，這個湖北麻城出身的窮道士，多次跋涉求告官府：他步行五十里向敦煌縣令嚴澤呈上經卷，卻被視為廢紙；向進士出身的新縣令汪宗翰報告，只換來一句敷衍的“好好看管”。

他甚至驅趕毛驢馱著兩箱經卷，冒著狼群劫匪的危險行程八百里，向肅州道臺廷棟求助。這位書法家道臺細細端詳經卷后，竟嗤笑古人書法不如自己，將王道士打發回敦煌。

七年間，清政府的漠視讓王道士從希望變成絕望。

而蔣孝琬的出現，精準刺中了王道士的軟肋。

這位湖南師爺深諳中國傳統文化心理，為斯坦因編織了一個精心設計的騙局：他將斯坦因包裝成“從印度來的取經僧”，宣稱要將玄奘帶回中國的經卷重新請回佛國。

我們前面說了，王道士本質上就是個大字不識幾個的農民，所以他對佛教、道教的認識也就是基于對《西游記》故事的理解，在他心目中，斯坦因真成了蔣孝琬說的西來玄奘，只是要把經書帶回他們本來的地方。

而偏偏這時候斯坦因看到他摳摳搜搜拿出來的寫經是玄奘從印度帶回并翻譯出來的漢文佛經，經名下還有玄奘的名字。這對于中國人來說太好解釋了！這是唐僧的在天之靈讓斯坦因幫他把這些藏經帶回印度去！

雖然我們覺得這很荒謬，可這個巧合促成了王道士向這位西來玄奘打開寶庫——在王道士眼中，這不再是文物交易，而是一場跨越千年的佛法輪回。

這些“巧合”和包裝斯坦因當然不懂，這全是他身邊的中文秘書蔣孝琬的才華！

斯坦因(右),王圓箓(中),翻譯蔣孝琬(左)盜賣文物后合影

根據斯坦因的記載，蔣孝琬思維清晰敏捷，能言善辯，是個受過中國傳統文化教育的知識分子，有很深的古文功底，對古物與考古有興趣，擅長古物鑒賞。

然而，這個滿腹經綸的書生卻懷才不遇，仕途坎坷，只能做個師爺的角色，這對于"學而優則仕"觀念濃厚的蔣孝琬乃至中國知識分子來說，難免是塊揮之不去的心病。當他“有幸”為"大英國總理教育大臣"斯坦因服務時，他認為蒼天開眼，自己轉運的機會終于來了。

他甚至覺得，自己一定要抓住這次機會盡心輔佐斯坦因，毫無保留地展現自己的才華，讓那些瞧不起自己的官老爺們后悔當初不重用他。

他不折不扣地這么做了，當斯坦因不懂中文、不知如何與王道士周旋時，蔣孝琬不僅充當翻譯，更洞悉王道士對官府的怨恨與不信任。他讓斯坦因避開與當地官員的直接接觸，利用王道士對官府的失望，促成了一場“民間交易”。

滿腹詩書的蔣孝琬，將文化資本轉化為掠奪祖國的工具——這種背叛，比無知者的過失更令人心寒。

02

人人喜歡的斯坦因：金錢包裹下的騙子

說起來非常諷刺，斯坦因在各方面都非常招人喜歡。

他是個非常善于交際的人，雖然他說自己中文不太好，可是他一開始就抓住了中國辦事的兩大主要矛盾：錢和權。

對當地官員，他時不時送點西洋的小禮物和財物拉攏關系，對下面的小鬼也不輕易得罪，大事小事都點意思。在他第二次考察結束后，他還列舉了一份應該受到印度政府感謝的清朝官員名單，而英屬印度政府不僅感謝了，還特意提醒清政府必須轉達到個人。

就是這樣一個人，用起像蔣孝琬這樣迂腐的失意讀書人肯定不在話下了。

首先他利用了蔣孝琬想要證明自己能力的心態，在每個地方需要訪問當地的官員時都是由蔣孝琬出面，極大地滿足了他“讓你們看看我到底行不行”的愿望。

當王道士因官府壓力而猶豫不決時，斯坦因主動離開莫高窟，前往敦煌西北長城沿線進行考古發掘，將談判全權交給蔣孝琬。

這種看似退讓的策略實為高明的心理戰——既減輕了王道士與外國人直接交易的負罪感，又讓蔣孝琬得以充分發揮其本土優勢。在斯坦因的考察筆記中，蔣孝琬被贊譽為“無價之寶”，其價值甚至超過文物本身。

第一次探訪莫高窟時，斯坦因就已經從一卷寫經中看到了這些寶物的價值，可是即使他非常迫不及待地和王道士見面，真見到的時候他依然是克制住自己激動的心情，甚至在看完王道士展示自己四處化緣的功德簿時，表示自己是為了做功德，給莫高窟的修繕捐一筆數額不菲的欠款，再“換”走一些寫經做研究、繼承玄奘的衣缽。

就這樣，斯坦因一共拿走了約12000件敦煌文物?。具體說來，在1907年從敦煌的藏經洞中盜走了9000余件手卷寫本和500多幅繪畫。此外，他在1914年再次到敦煌時，又從王圓箓手中購買了570件文書。

斯坦因的盜掠行為對敦煌文物造成了巨大的損失。敦煌文物的總數估計約為6萬多號，而斯坦因一次就盜取了五分之一，導致大量珍貴文物流失海外?。這些文物現在主要收藏在英國、法國、俄羅斯等國家的博物館和機構中，其中英國收藏了約1.33萬件。?

03

忠心耿耿的文化漢奸，野心勃勃的文化強盜

斯坦因與蔣孝琬的組合是莫高窟災難的開始。1907年5月的那個夜晚，當王道士最終默許他們進入藏經洞時，中國最珍貴的文化寶庫就此被撬開。

斯坦因在回憶錄中得意地記錄：“十六個月后，所有裝滿寫本的二十四口箱子，另外還有五口內裝滿了畫繡品以及其它美術遺物，平安地安置于倫敦不列顛博物館”。而這些只是災難的開始。

更令人痛心的是文物的篩選邏輯。

斯坦因曾說："因為我的中文很不好，可以說是基本不通，所以一路上包括對出土物文字的解釋與翻譯、文物的認識與鑒別、資料的整理工作都需要由蔣孝琬來做”“這不僅僅是因為他的中文比我好的緣故，而是因為蔣孝琬本來曾經在官府當過差，對于與官府周旋很有一套。還有就是他本身所特有的文化素養與書生氣質，讓他在關系疏通方面游刃有余。我們每到一個地方需要訪問當地的官員時，都是由蔣孝琬出面，作為主要調解人，這為我的探險考察活動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蔣孝琬在我探險過程中做的最大貢獻，就是在敦煌的千佛洞和王道士的周旋，并最終成功地說服王道士，使我成功地帶走了我所想要的一切寶物。甚至可以這么說，如果這次沒有蔣孝琬的努力周旋，我的探險考察就極有可能不會成功，而且就算是我能拿到那些藏經洞文物，也非常有可能在半路上被那些劫匪搶去。從這一點就可以看出，蔣孝琬對我有多么忠心。"

斯坦因坦承：王道士想保留那些書法精美的佛經，而他則刻意選取了背面有非漢文的卷子、帶有題記的文獻以及非佛教典籍。蔣孝琬的學識使得這種系統性篩選成為可能——他們帶走的恰恰是敦煌寶藏中最具學術價值的部分，包括后來震驚世界的《金剛經》印本、粟特文信件等無價之寶。

可見蔣孝琬在這次斯坦因考察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他完全成了斯坦因的代言人。蔣孝琬的所作所為不能不說是我們國家的悲哀！

這對組合的成功引發了連鎖災難：

1908年，法國漢學家伯希和接踵而至，憑借流利漢語進入藏經洞，以500兩白銀掠走7000件經卷精華；

1911年，日本大谷探險隊吉川小一郎從王道士處“交涉獲取”數百經卷；

1914年，俄國奧登堡考察隊測繪洞窟后，劫走多塊壁畫、絹畫和寫經；

1924年，找不到經卷的美國人華爾納不甘心空手而歸，用化學膠水剝取壁畫，導致絕世藝術慘遭破壞。

短短十余年間，敦煌文物流散至全球14個國家和地區，形成“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海外”的痛心局面。而這一切的開端，正是斯坦因與蔣孝琬那場“完美合作”。

1931年，王道士在貧病交加中離世。當地百姓的唾棄使他晚年形同瘋癲，弟子們只敢為他立起簡陋的泥制墓碑。

而蔣孝琬——這位助紂為虐的師爺，卻消失在歷史迷霧中，未留下任何懺悔或結局的記錄。

對這樣一個“知識分子”，你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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