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帝是個大忙人，執政期間既要平三藩、收臺灣，又要應付奪嫡之爭。可即便如此，他仍時常忙里偷閑，到西苑的豐澤園干農活。

其中緣故，他曾在《庭訓格言》中透露：“朕自幼喜觀稼穡，所得各方五谷菜蔬之種，必種之，以觀其收獲。”

豐澤園內有水田數畦，康熙常來此種稻。某年六月，園內長出了一株異常茁壯的早熟稻，所產之米“色微紅而粒長，氣香而味腴”。康熙詫異之余，便留為谷種，待來年復種，結果年年如此。康熙三十一年（1692）四月，康熙召集尚書庫勒納、馬齊等人于豐澤園澄懷堂議事，借機展示這一新品種，取名“御稻米”。此后，他又嘗試將其引種至承德避暑山莊，并大獲成功。

這一農業新發現傳到英國后，生物學家達爾文對康熙欽佩不已，稱其是“唯一的育種家皇帝，發現并親自培育了唯一能夠在長城以北生長的水稻”。

“御稻米”雖有特供之意，但康熙并不吝嗇，曾說：“朕每飯時，嘗愿與天下群黎共此嘉谷也。”他召集各地官員，每人分發谷種兩石，向全國推廣。他甚至為此寫詩，希望有朝一日，遙遠的塞北和嶺南都能種上這種早熟水稻，以充實各地倉廩。

▲康熙皇帝暗察農業生產。圖源：影視劇照

康熙為水稻傾注熱心的背后，其實是一個帝國當家人的隱憂。歷代王朝大多定都于北方，然而自唐宋以后，政治與經濟兩大中心逐漸分離，一個歷史困局悄然出現——北方缺糧，尤以京師及其周邊為最。

每遇糧荒，歷代君主除了緊盯北方的麥粟救急，也會將目光轉向南方的稻米。但縱觀歷史，想讓一座高度城市化的帝國都城不受饑饉，從來就不是一件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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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前時期，人們除采集野生稻作為食物外，也嘗試將其馴化。在距今1萬多年前的新石器時代，生活在長江中、下游一帶的中國先民，就成功馴化出了栽培稻。此后，稻作農業逐漸向周邊擴散，并在距今4000多年前，向著東亞、南亞和東南亞等地傳播。

春秋時期，中原地區雖然也種稻，卻不是主流產區。物以稀為貴，稻米成為社會中上層人士才吃得起的精糧。“生人之極樂，以稻味尤美故”，受此影響，吃米飯被時人看作是一種奢靡享樂的行為。

▲米飯。圖源：攝圖網授權

《論語·陽貨》記載，有一次，孔子講學，學生宰予抱怨稱，為父母守孝三年，時間太漫長，應當縮減為一年。此話一出，惹得孔子心生不滿，于是反問道：“父母死了不到三年，你就開始吃精細的米飯，穿華麗的錦衣，良心何安？”但宰予仍堅持己見，并告退離去，氣得孔子大罵：“宰予真是個沒有良心的家伙！”（予之不仁也。）

由于水稻喜濕，對灌溉要求較高，水利工程至關重要。基于此，控制水源經常成為政治斗爭的手段。

戰國時期，東周與西周兩國不睦，時常發生沖突。周赧王七年（前308），東周人想改種水稻，這時，位于上游的西周國卻截斷了洛水。失去灌溉水源后，東周國上下憂心忡忡。縱橫家蘇秦聽聞此事后，便主動請纓，要替東周國解決這個麻煩。

見到西周君后，蘇秦開始忽悠：“您完全截斷水源的計謀是不對的！如果不放水，東周就會繼續種植耐旱的麥子。您如果想坑害東周，不如趁其種麥時突然開閘放水，這樣便能毀掉他們的莊稼。等到對方改種水稻時，您再關閘斷水。到時候，東周的臣民將會全部聽命于您。”

西周君不明就里，于是開閘放水，東周國由此重新得到水源，恢復種稻。而蘇秦則從兩國分別獲得了酬金，至于后面的手尾，他可就不管了。

歷史遺存與文獻典故表明，水稻在先秦時期并不算罕見，但出人意料的是，其不在“五谷”之內?！对娊洝分校拔骞取蓖ǔＶ傅氖?strong>麻、菽、麥、稷和黍，并不包含水稻。對于這個和后世普遍認知頗有出入的文化現象，明朝人宋應星給出了一種獨特的解釋：“（五谷）獨遺稻者，以著書圣賢，起自西北也。”

在宋應星看來，這完全是中原地區掌握了文化主導權，先入為主的結果。倘若古代先賢們生長于南方，那么水稻必定在五谷之列，位列五谷之首也不是不可能。

▲稻田豐收。圖源：攝圖網授權

盡管水稻的文化地位不高，但這并不妨礙它日益成為華夏民族的重要口糧。至明代，水稻的重要性上升到了一個其他糧食作物無法企及的高度。宋應星在編撰《天工開物》一書時，毫不夸張地表示：“今天下育民人者，稻居什七，而來（小麥）、牟（大麥）、黍、稷居什三?！?/p>

時至今日，水稻依舊是中國消費量最高的糧食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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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之田，所植惟稻”，從栽培稻出現在長江流域的那一刻起，江南就注定成為水稻的主場之一。

早在春秋時期，得益于濕熱的地理環境和成熟的稻作技術，江南水稻已展示出相對高產的優點。據《吳越春秋》記載，臥薪嘗膽的勾踐回到越國后，為圖復仇，勸課農桑，積極發展農業生產。這一年（前484），勾踐聽從越國大夫文種的建議，試探吳王夫差的疑心，以賑災為名向吳國借糧。夫差不疑有他，“乃與越粟（實則是稻米）萬石”。勾踐得糧后，立馬分發給了越國臣民食用。

▲越王勾踐。圖源：影視劇照

按照兩國約定，欠糧須在次年歸還。此前，越國因戰敗被吳國削去了大部分領土，僅?！胺獾匕倮铩?。可即便如此，越國仍是在這有限的土地上實現了豐收，并且在保證國民溫飽的前提下，一次性將吳國的萬石欠糧全部還清。可見吳越的稻作農業在當時已經達到較高的水平。

西漢時期，漢武帝于全國各地設鐵官達49處，江南地區亦被覆蓋，說明更為堅固耐用的鐵制農具加入了江南稻作。到了東漢，比人力更為強勁的耕牛也參與進來。

《后漢書》記載，東漢建初八年（83），朝廷任命王景為廬江太守。王景到任后，發現當地仍在使用效率低下的人力耕種，以至于“地力有余而食常不足”。更令人可惜的是，春秋時期楚相孫叔敖曾命人在廬江郡境內開辟了大片稻田，現如今卻被當地百姓閑置不耕，淪為野地。對于這種“捧著金碗討飯”的不合理現象，王景很是不滿，于是“驅率吏民，修起蕪廢，教用犁耕”。在他的督促下，廬江郡興起大規模墾田運動，廣種水稻，逐漸地實現了“境內豐給”。

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原激蕩三百年。永嘉之亂后，中原百姓紛紛南下尋求安寧。紛至沓來的北方移民，既給江南稻作帶來了充足的勞動力，也逐漸改變著江南地廣人稀的舊貌。人口的大爆炸，刺激著新農田的開辟。由于江南地區河湖眾多，水網密布，人們在開墾荒地的同時，也嘗試著與“水”爭地，圩田便是其成果之一。

▲江蘇興化垛田。圖源：攝圖網授權

圩田（也稱圍田）是筑造堤壩，圈占淺水沼澤或灘涂形成的水田。三國時期，坐擁江南的孫吳政權為增強自身實力，對圩田建設極為重視，“將金錢等處興筑圍田，各分疆界，多為邑里”。南北朝時期，南齊竟陵王蕭子良于建元二年（480）出任丹陽尹，計劃進行大規模圩田建設。經過測算，適合開墾者，“合計荒熟有八千五百五十四頃”。種種舉動，為江南稻作的規模擴大提供了充足的土地儲備。

這場從秦漢時期發端的造田運動，經過魏晉南北朝的實踐，最終在唐朝成熟完備。后來，宋人稱其為“大圩古制”。

所有關于稻作的努力，終將有所回報。這在稻米的產量上得以體現。

海虞地區“高鄉瀕江有二十四浦通潮汐，資灌溉，而旱無憂；低鄉田皆筑圩，足以御水，而澇亦不為患，以故常熟，而縣以名焉”。海虞得益于圩田之益，農業幾乎是年年豐收。南朝梁大同六年（540），正式改名為常熟，并沿用至今。

北宋景祐元年（1034），范仲淹出任蘇州知州。自從江南得到開發后，蘇州便逐漸成為這片富庶之地的核心。范仲淹對蘇州物產之豐饒感觸頗深，一次在跟宋仁宗匯報工作時，不禁夸道：“臣知蘇州日，檢點簿書，一州之田，系出稅者三萬四千頃，中稔之利，每畝得米二石至三石，計出米七百余萬石。東南每歲上供之數六百萬石，乃一州所出?！笨梢?，僅蘇州一地的稻米產出，就可滿足朝廷一年的需求。

水稻的高產，既在于總量，也在于單產。南宋嘉定二年（1209），湖州迎來了豐收年。作為喜事，知州王炎迫不及待地向宋寧宗報喜：“本州境內修筑堤岸，變草蕩為新田者凡十萬畝，畝收三石，則一歲增米三十萬石。”南宋詩人方回也記錄過江南稻作的產量情況：“吳中田今佳者，歲一畝豐年得米三石，山田好處或一畝收大小谷二十秤，得米兩石，皆百合斗?！?/p>

由于水稻產量高，南宋時期便有“蘇湖熟，天下足”的諺語流傳。

3

帝制時代，一些王朝的國都面臨斷糧時，基本都要仰仗南方的稻米“續命”。

大唐長安城是人口逾百萬的特大型都市。然而，高度城市化帶來的，是非農人口的大規模聚集，以及對糧食供應的嚴格考驗。

長安所在的關中，在漢代也曾是“膏壤沃野千里”的富饒之地。但到了唐朝，“秦中地狹，收粟不多，倘遇水旱，便即匱乏”。面對京畿的人口大爆炸，關中糧產難以支撐。而洛陽因“舟車之所會，流通江汴之漕，控引河淇之運”，逐漸成為唐代糧米轉運中心，斷無缺糧之憂。由此，唐代出現了幾任“逐糧天子”。

自顯慶二年（657）起，唐高宗李治多次移都就食。經統計，此后二十六年里，唐高宗有近半數時間停留在東都洛陽。在第七次就食東都期間，唐高宗病重，于永淳二年（683）死在了洛陽。

▲唐高宗李治。圖源：網絡

臨死前，唐高宗抱憾曰：“天地神祇若延吾一兩月之命，得還長安，死亦無恨?！睂τ趯掖坞x開長安到洛陽解決吃飯問題，他的內心充滿無奈?；蛟S，只有歸根于長安，才能讓這位“逐糧天子”釋懷。

與唐高宗不同，其子唐中宗李顯十分“頭鐵”。景龍三年（709），關中爆發饑荒，群臣請求皇帝移駕洛陽?？商浦凶趨s聽信韋皇后的慫恿，揚言道：“豈有逐糧天子邪？”拒絕移都就食。皇帝的固執所造成的后果，史書并未記載。

皇帝跟著糧食跑，確不啻為一種恥辱。唐玄宗曾五次移都就食，也漸感天子逐糧的不體面。

當時，南方的糧米理論上可以走水路直抵長安。奈何渭河時常淤塞，黃河三門峽段洶涌湍急，加之黃河水位變化大，江南船夫不曉黃河水文等緣故，水運漕米至長安困難重重。開元十八年（730），時任宣州刺史的裴耀卿向唐玄宗提出——可在黃汴交匯處、黃渭交匯處，以及三門峽東、西兩端各設糧倉，以此“納江東租米”，再實行水陸并用、分段運輸至長安。但這個建議并未得到采納。等到開元二十一年（733），關中再度缺糧，唐玄宗忽然想起這個改革計劃，于是照令施行，并命人在三門峽一帶“鑿山十八里以陸運”。

每年四月，南方糧米陸續起運，并在三門峽一帶放棄水運改走陸路。由此，維系帝國運轉的漕米得以不斷運往長安，“凡三歲，漕七百萬石，省運庸錢三十萬緡”。此后，玄宗時期的韋堅和代宗時期的劉晏繼續為南米北調而努力，先后在裴氏漕運改革的基礎上加以優化，從而維系著唐朝政權的穩固。

興元元年（784）七月，因“奉天之難”出逃的唐德宗重新回到長安，但形勢并不樂觀。當時關中除戰爭破壞外，還經受了旱災與蝗災，物資短缺，“米斗千錢，倉廩耗竭”。貞元二年（786）春，關中糧荒仍在持續，且影響到了中央禁軍。夏天，軍糧告急，一些饑餓的禁軍士兵揚言：“拘吾于軍而不給糧，吾罪人也！”軍隊嘩變一觸即發。

就在這萬分焦急的時刻，有大臣來報，鎮海軍節度使韓滉押運的三萬斛江淮漕米已經到了陜州（今河南三門峽市）。唐德宗聞此消息，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不顧帝王形象跑到東宮，與太子相擁而泣：“米已至陜，吾父子得生矣?！蓖昵锾?，來自江淮的稻米源源不斷輸入長安，形勢危如累卵的李唐政權終于轉危為安。

唐以后，中原政權愈發仰賴江淮稻米供應，為此還在定都一事上做出讓步與遷就。

宋朝開國皇帝趙匡胤定國都于汴梁（今河南開封），但在心底，他更看好“形勢得天下中正”的洛陽。開寶九年（976），他借祭祖之機，意欲遷都洛陽，結果遭到隨行官員的集體反對。鐵騎左右廂都指揮使李懷忠進言道：“東京（汴梁）有汴渠之漕，歲致江淮米數百萬斛，禁衛數十萬人仰給于此，帑藏重兵皆在焉。根本安固已久，一旦遽欲遷徙，臣實未見其利。”隨后，晉王趙光義也加入勸說。趙匡胤考慮再三，無奈打消了遷都的念頭。

元代以后，帝國的版圖較兩宋大幅擴張，更為“居中”的北京成為了新的政治中心，新的問題也隨之而來。定都帶來的快速城市化，使北京對于江淮漕米的需求劇增。為了方便南米北上，元世祖忽必烈在位期間大興土木，將繞行洛陽的隋代運河截彎取直。至元三十年（1293），連接江南與大都（北京）的京杭大運河全線貫通。

明清時期，得益于元代完備的漕運基礎，北京繼續擔任帝國的都城。但這項惠及京畿地區的南米北調工程，卻逐漸在吏治腐敗的的環境中，滋生出了禍害百姓的毒素。

漕運，向來是油水極為豐厚的領域，自然無法躲開貪官墨吏的視線。無論是從中分肥，還是漕運損耗，地方官們都將多出來的成本全部平攤到江南百姓頭上。嘉慶年間，朝廷每年向江南八省征收漕米四百萬石以輸京師，但實際征收的漕米往往高達一千萬石之多。

▲《潞河督運圖》里的漕船。圖源：網絡

湖州歸安人陸名揚利用民情與歸安縣官府訂約，劃定漕米的征收額度，讓官員們難以從中撈取油水。財路被斷后，這一舉措，連同陸名揚本人一起成了歸安縣官場的眼中釘。嘉慶二十三年（1818），歸安新知縣王壽榕誣告陸名揚聚眾抗糧，官兵與支持陸氏的村民隨即爆發了激烈的沖突。為了不連累鄉民，陸名揚站了出來：“吾豈以一身累一村哉？”獨自一人抗下了所有“欲加之罪”。結果，陸名揚“罪加一等”，被斬首示眾。而南米北調中的貪墨現象，一如往常。

與此同時，為了保證江南糧米順利進京，歷代統治者往往限制、甚至禁止大運河沿線農民取水。犧牲農田灌溉，以保證漕運順暢，這其中，多少有些本末倒置的意味。

斷糧之憂，漕運之弊，已經如此嚴重，于是一個問題被擺上了臺面——與其不遠千里到南方征運，何不嘗試著就近栽種稻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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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祥符五年（1012），氣候異常，江淮與兩浙的雨水明顯減少。旱情發生后，當地稻米大規模歉收。這一突發狀況，可把宋真宗趙恒給愁壞了。

北宋立國后，汴梁迎來了跨越式發展，商業日漸繁榮，城市熙熙攘攘。巔峰時期，人口達百萬之眾。除了平民外，為了弱枝強干，同時防備遼人南下，汴梁周邊常年駐扎著北宋的主力——數十萬禁軍。每天一覺醒來，宋真宗所要面對的頭等大事，是考慮如何喂飽這一百多萬張嘴，不致生變。

汴梁嚴重依賴于南方的糧產。據沈括《夢溪筆談》記載，北宋時期設置發運司，專門負責從東南六路征收與轉運物資，以供京師所需。僅糧米一項，每年“以六百萬石為額”。江南稻米歉收，就意味著汴梁即將面臨一場糧食供應危機。

▲宋真宗趙恒。圖源：網絡

轉機出現在了福建。

當時，福建被認為“地褊，不足以衣食之也”。糧食不夠吃，怎么辦？大中祥符元年（1008），福建人從越南占城引進一種“耐水旱而成實早”的水稻，以緩解當地的糧食壓力。四年后，正在為旱情焦慮的宋真宗得知這一新稻種，馬上派人前往福建征收三萬斛作為稻種，分發給江、淮、兩浙三路播種。相對高產的占城稻最終幫助宋真宗化解了這場危機。

不過，人無完人，稻無完稻。南宋人羅愿曾提到占城稻的缺點：“作飯差硬?！碑斎唬陴囸I面前，口感問題似乎已經變得無關緊要。

自此以后，占城稻為歷代王朝所關注。而北方種稻，也優先選擇“占城”。元代農學家王禎在《農書》中對此稻極為推崇，稱“高仰處皆宜種之，謂之旱占，其米粒大且甘，為旱稻種甚佳，北方水源頗少，惟陸地沾濕處種稻”。

占城稻的推廣，無疑是水稻北進過程中的一個成功樣板。北宋一朝，官方利用宋遼邊境和汴梁周邊的豐水地區開墾水田種稻，一方面是出于阻滯北方騎兵的考量，另一方面則是緩解南米北調的壓力。宋神宗時期，侯叔獻等人在汴梁周邊大興水利，成功引入稻作，“成淤田四十萬頃以給京師”。

元朝統治者雖出身游牧，但同樣重農。元初，風土論一度甚囂塵上，不少人堅信農作物應當各安其土，盲目移植斷然無所獲。但元初名臣、著名農學家孟祺代表官方予以駁斥：“茍泥涂所在，厥田中下，稻即可種，不必拘以荊、揚?！绷νΡ狈降貐^引種水稻。

到了元末，大都（北京）的一次糧食危機，加速了水稻的北進。至正年間，東南地區先后爆發方國珍、陳君信、張士誠等人發動的反元起義，漕運與海運悉數停罷，元帝國的糧草大動脈被戰亂給掐斷了。至正十二年（1352）十二月，丞相脫脫向元順帝建言：“京畿近地水利，召募江南人耕種，歲可得粟麥百萬余石，不煩海運而京師足食。”在得到首肯后，脫脫以每人“給鈔十錠”的工錢，從江浙和淮東找來了一千名能種水田及修筑圍堰的農業好手來教人種水稻。這一年，京津冀一帶“皆引水利，立法佃種，歲乃大稔”。

明朝經歷短暫的“南京時代”后，明成祖朱棣將北京恢復為全國政治中心。京杭大運河上，承載著數百萬石江南糧米的漕船再度起航向北。到了明代中后期，隨著黃淮梗塞、漕運困難等緣故，效仿元廷在京師周邊屯田種稻的呼聲越來越高。

萬歷十三年（1585）九月，一向支持興水種稻的徐貞明被任命為尚寶寺少卿兼墾田使。徐貞明四處招募南方籍人士，參與營田，不到一年時間，便在永平府（今唐山與秦皇島一帶）開墾出三萬九千多畝水田。正當徐貞明準備再度擴大規模時，卻被朝廷叫停了。

原來，一些北方籍官員以北土不能保住水分、種稻人力耗費過多和北方春雨不足等理由，向皇帝進言反對在京畿地區擴大稻作。萬歷聽后，立場開始動搖。于是，這場屯田種稻行動漸漸熄火。盡管事后還有一些地方官員和農民在私下努力，但由于缺少朝廷的支持，明代京津地區的水稻種植難以形成規模效應。

進入清朝后，雍正皇帝也在京津地區發起了水稻推廣運動。

雍正三年（1725），一場洪澇不期而至。水患雖使京畿地區遭受了嚴重損失，但也給清廷帶來了一個啟發——北京周邊既然有如此豐富的降水，何不“仿遂人之制，以興稻人之稼”，將水患轉為水利？翌年（1726），大學士朱軾也報告稱，北京東部山泉眾多，“若開浚溝渠，引流種稻，于民生甚有裨益”。這一報告令雍正信心倍增，遂命怡親王胤祥成立水利營田府，全面負責在京津周邊地區開墾水田，引種水稻。

▲雍正皇帝與怡親王胤祥。圖源：影視劇照

在這場營田運動中，朝廷通過種種優惠政策鼓勵民間加入。官方不但對墾田種稻出眾者加以封賞，還承諾收購這些水田出產的稻米。在官民的共同參與下，京畿地區的稻田不斷拓展，到了雍正七年（1729），累計開墾的稻田已達6000多頃。

然而，任何改革終究不會一帆風順。任縣人馮文對此大加吐槽：“不營水田于有水之田，而營水田于無水之田?！迸u朝廷一味推行稻作，不顧實際，將一些取水困難的地塊強行開辟為水田，結果事倍功半，白白浪費了人力物力，最后不得不改回旱田，復種麥粟。

更糟糕的是，雍正八年（1730），作為實際負責人的怡親王胤祥驟然病逝。人走茶涼，水利營田府不久也隨之解散，水稻推廣運動不了了之。

5

水稻北進最為成功的一站，是比京津緯度更高的東北地區。

唐朝時期，東北已出現稻作?！缎绿茣酚涊d，當時的渤海國尊唐為天朝上邦，并向唐廷進貢地方特產。其中，便有一種來自中京顯德府（今吉林延吉縣一帶）的“廬城之稻”。詭異之處在于，自渤海國滅亡后，東北地區再無稻作的痕跡和記載。

▲稻穗。圖源：攝圖網授權

沉寂了近千年，水稻的身影才再度出現于東北。而這，與一群朝鮮移民相關。

清軍入關后，以東北為“龍興之地”，全面封禁。但禁令攔住了關內百姓，卻擋不住朝鮮人。自明末清初起，一些朝鮮百姓迫于生計，冒禁闖入東北尋求生機。此后，偷渡現象屢禁不止。晚清時期，清王朝忙于應付外敵與內亂，將封禁政策改為招民開墾。朝鮮百姓聞訊后，大批涌入東北。1891年，朝鮮國王問及邊情，平安道監司閔丙奭告訴他：“本道江邊九邑，接壤彼界。我民之越去者，不下十余萬?！?910年，“日韓合并”后，流亡東北的朝鮮移民愈發增多。

朝鮮移民在進入東北時，也帶來了朝鮮的本土稻種，并在遼寧試種成功。據遼寧《鳳城縣志》記載，移民所帶來的一種水稻被時人稱為“水粳子”。由于鳳城地理氣候與朝鮮相似，水粳子一經播種，便正常扎根生長，在豐收時節“獲利頗巨”。

可是，當移民將朝鮮稻種移至黑龍江播種時，卻宣告失敗了。水稻對水土和氣候的敏感，令朝鮮水稻最終止步于遼寧及周邊一帶，移民不得不另覓良種。

1905年，日俄戰爭以沙俄的戰敗而告終，東北淪為日本的勢力范圍。為了從中國攫取更多的資源和物資供養日本本土，在華日企滿鐵（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開始涉足東北的稻作。而辛亥革命后，東北地方政府也在嘗試引種水稻，擴大糧產。當然，雙方都遇到了和朝鮮移民一樣的農業難題。

滿鐵選擇了自研培育。從1912年起，滿鐵就在長春試種水稻。翌年，又設立了產業試驗場熊岳城分場，分別進行水稻品種的比較試驗，先后培育出大野、田泰、青盛等多個能適應東北地區不同環境的改良型稻種。

而東北地方政府則是在北海道找到了解題之法。他們認為，日本北海道與黑龍江緯度相近，當地稻種或許也能適應黑龍江的氣候。1913年，吉林省政府派出了一個農業代表團前往日本，在北海道大學參觀后，從當地帶回了稻種。由于缺乏經驗，中方人員帶回的稻種屢屢種植失敗，后在種稻經驗豐富的朝鮮移民的幫助下，方才引種成功。

歷史并非孤立的敘述線。清末，來自朝鮮南部的移民申友景，也從日本北海道獲得了一種名為“赤毛”的稻種，并在牡丹江地區的磨刀石、海林一帶進行試種。數年之后，他同樣獲得了適應東北的耐寒型稻種。

在這些良種的加持下，東北水田的開墾面積出現了井噴式的增長。1913年，東北水田僅4000多公頃。到了1931年，飆升至81800公頃，東北逐漸顯露出了“糧倉”的身影。

20世紀40年以后，深陷二戰泥淖的法西斯日本頹勢顯露，國內糧食供應嚴重不足。日本當局將希望放在侵占已久的中國東北地區，并于1943年通過了《滿洲國緊急農地造成事業要綱案》，強迫20多萬中國百姓開墾水田種稻，以供應日本本土及軍隊作戰所需。1945年，該計劃得以基本完成。但，這種流淌著罪惡的行徑，終不能為日暮西山的法西斯政權延續生命。同年夏天，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

▲東北稻田。圖源：攝圖網授權

新中國建立后，東北得到了進一步開發，曾經的北大荒實現了華麗轉身，成為北大倉，其中不乏水稻的貢獻。

時至今日，水稻已經在東北的土地上徹底站穩了腳跟，東北所產稻米享譽全國。而遙想那些年，水稻的在中國的北進過程充滿了艱難險阻，至今仍令人感慨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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