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人機拍攝的江蘇省海安市蠶桑專業農戶在桑田里摘采新鮮桑葉。蠶作眠前期和后期需要喂食大量新鮮桑葉。 圖源：視覺中國

長江流域栽桑養蠶的歷史悠久，絲綢品類繁多，在我國蠶桑文化的形成與發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桑蠶對于中國人如此重要，但很多人卻對它有刻板印象。看完本文，你會得到下面三個問題的答案：

為何提起絲綢，我們現在只會想起四川、江浙這樣的長江流域地區，而忽略了黃河流域？

種桑養蠶的行為在長江流域最早可以追溯到何時？

當代，我國為何又要實施“東桑西移”工程，將桑蠶產業向西部轉移？

江南地區的蠶桑起源于新石器時期

早期長江中下游地區，蠶桑業的興起大致分為兩個階段，新石器時期集中于下游三角洲地帶的江南水鄉，春秋戰國時期擴大到長江中游并以兩湖地區為中心。

1958年，在浙江省湖州市吳興縣（現為吳興區）錢山漾遺址的第二次發掘中，出土了一批絲織品，其精細程度可以證明當時繅織技術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考古學家對其所用繭絲進行分析鑒定后，確定是家蠶絲而不是野蠶絲，說明當時已完成對野蠶的馴化，實現家養。截至目前，錢山漾出土的絲織品是長江流域出現絲綢的最早實證，曾被認為是世界上發現最早的絲織品，錢山漾遺址也因此被稱為“世界絲綢之源”。

此外，在河姆渡遺址還出土了紡織工具，證明當時的河姆渡人可能已經初步掌握了繅絲和紡織技藝，可以用比較原始的工具進行紡織作業。這一發現與錢山漾遺址出現家蠶絲織品相呼應，即在距錢山漾遺址之前2000年，長江下游地區的先民們已經開始了對野蠶的家養和原始的紡織，并逐漸實現了野蠶馴化家養和繅絲織綢。

▲湖南省長沙市馬王堆漢墓出土的漢代素紗禪衣，重量僅不到50克，是中國絲織品的巔峰之作之一。 圖源：視覺中國

從始蠶神話傳說到漢代絲織奇跡

長江上游是嫘祖始蠶故事的發源地，相關傳說可追溯至距今約5000年的黃帝部落時期。朱熹在《通鑒綱目》中記載：“西陵氏之女嫘祖為帝元妃，始教民育蠶，治絲繭以供衣服。”雖“西陵”具體位置無明確記載，但長江流域嫘祖傳說分布廣泛，“西陵”地名亦有多處。

除了神話傳說，上世紀川渝地區還發現了先秦蠶桑相關遺跡，例如四川省成都市交通巷出土一件具有殷周風格的青銅戈，其上用生動的蠶形象圖案作裝飾，說明這里先秦時期的絲綢文化并非空白一片。東漢蜀錦興起后，成都絲綢影響遍及全國，已經形成了以蜀錦為代表的西部絲織業中心。

“沉睡三千年，一醒驚天下”的三星堆，是新石器時代至商周時期的古蜀文化遺址，近年來發現了大量絲綢殘留物。四川古時稱為蜀地，“蜀”的本意是指蠶，古稱“桑中蠶”。自2020年以來的三星堆祭祀區發掘研究中，4號坑土樣發現紡織品，檢測到蠶絲蛋白信號，判定為絲綢殘留物。雖多為炭化殘痕，但可辨識出絹、綺、編織物等，顯示當時絲織技術已較發達，可見以三星堆遺址為中心的蜀地也是我國蠶桑的起源地之一。

▲杭州蠶農在現代化養蠶大棚里檢查蠶繭。圖源：視覺中國

春秋戰國是我國蠶桑業興起的重要時期，迄今所發現的戰國時期絲綢實物基本都在湖南和湖北。1982年發掘的江陵馬山一號墓，雖系戰國中期一座小型墓，卻出土絲織品152件，幾乎包括了戰國時期絲織品的全部品種。因其數量之多，品種之全，獲得了“地下絲綢寶庫”之美譽，絲織品的色澤花紋以及其本身反映出的織造技術都令人稱奇，可見春秋戰國時期長江中游地區蠶桑業空前發展的盛況。

1972年發掘的馬王堆一號漢墓，出土單幅絲綢46卷、成件衣物58件及11件絲綿袍。其中“素紗襌衣”以精繅蠶絲織造，僅重49克，輕若煙霧，代表西漢絲織最高水平。該墓出土絲綢數量多、品種全，堪稱漢代蠶桑絲綢生產的百科全書，體現了漢代蠶桑絲織技術的高度發展。

▲杭州蠶農在現代化養蠶大棚里檢查蠶繭。圖源：視覺中國

宋代江南絲綢中心的形成

同我國經濟中心南移現象一樣，許多學者認為中國蠶桑絲綢的發展也有一個中心南移的過程，即在宋代從北方黃河流域轉移到長江下游江南一帶，形成了江南蠶桑絲綢中心。

人口的南遷為江南蠶桑業的發展提供了人力資源和北方地區的絲織技術，促進了宋代江南絲綢生產的發展，使其成為與黃河流域和長江上游的四川并駕齊驅的新絲綢生產中心。

▲各種江南絲綢展示。 圖源：視覺中國

江南自宋代成為全國三大絲綢生產中心，到明后期成為全國最重要的絲綢生產基地，蠶桑絲綢商品生產日益興盛。南宋時，杭州、蘇州、湖州等地已有“機坊家”“織羅戶”等專業機戶，開展絲綢商品生產。在湖州等地，不少農戶從事蠶桑織絹副業生產，產品絕大部分作為商品出售以換取糧食。

明后期，氣候變冷，地球進入小冰期，適宜種桑養蠶的地域南移。太湖地區地勢低洼，氣候潮濕，特別適宜栽桑繅絲織綢。由于種桑繅絲收入大約三到四倍于種稻，所以湖州、嘉興、蘇州、杭州等地廣大農戶紛紛將種植水稻的“田”改為栽種桑樹的“地”。到康熙二十年（1681）前后，杭嘉湖三府田減了1463頃，而地升了1671頃。各地蠶桑生產極為興盛，幾乎“無不桑之地，無不蠶之家”。

明清時期，蘇州、杭州等江南城市集中了全國最主要的官營織造機構，承擔了大部分官用緞匹的生產，成為全國無與倫比的官方絲綢生產中心。明代江南地區約有1.5萬張織機，清代前期約7—8萬張織機，生產各類綢緞，銷往全國，也經海上絲綢之路等途徑走向世界，最具代表性的湖州“輯里絲”在世界各地享有盛譽。

▲中國絲綢的靈魂源于蠶絲，這種由桑蠶吐出的天然蛋白質纖維，截面呈三角形，能折射柔和的珍珠光澤。其細度僅為發絲的十分之一，卻兼具輕盈與強韌，擁有卓越的吸濕透氣性與溫控能力，被譽為“人體的第二層肌膚”。 圖源：視覺中國

江南地區的蠶俗文化

數千年來，江南地區蠶區農民的種桑養蠶、衣食住行、婚喪嫁娶、生老病死、社會交往等無不滲透著蠶桑生產的影響，逐漸形成蠶鄉獨特習俗。其在歷史中不斷衍化并綿延至近世，反映了古代江南蠶農的觀念意識和思想情感。

江南民間與育蠶相關的祀神活動由來已久，每當育蠶季節到來，蠶鄉人們都要祭神，祈禱蠶事有成，待蠶事完成又有謝神儀式。南宋樓璹《耕織圖》中即有《祀謝》一首：“春前作蠶市，盛事傳西蜀。此邦享先蠶，再拜絲滿目。馬革裹玉肌，能神不為辱。雖云事渺茫，解與民為福。”隨著當地蠶業生產不斷發展，祭祀蠶神之類的活動日益成為蠶農生活中的一項重要內容。

▲陜西歷史博物館的藏品漢代《鎏金銅蠶》，出土于陜西省安康市石泉縣。 圖源：視覺中國

每年農歷三月和四月，是治蠶之家最為繁忙的季節，俗稱“蠶月”。育蟻、飼桑、防病、收繭和選繭留種等主要蠶事均在此時完成，形成蠶鄉蠶月“家家閉戶，不相往來”的特殊習俗。這一習俗早在宋代即已形成，范成大詩中“采桑時節暫相逢”，即指此而言。此時家家育蠶異常忙碌，只有當外出采桑才能偶然相遇。不僅鄉里蠶農如此，就連官府也為之“罷征收、禁勾攝”，一切催科刑獄公事概行停止。只有桑葉買賣雙方產生糾紛時例外，“當道亟為伸理，不膠于蠶月之禁”。

蠶業生產還影響到江南農家歲時節日及生活，形成有關風俗。蠶農最重清明節，因清明一過便是蠶月大忙。清明節前一晚，蠶鄉家家“食螺謂之挑青，以殼撒屋上，謂之趕白虎。爆竹之聲略如除夕”。挑青吃法得用針等設法把螺螄肉挑出來吃，俗稱“挑青娘”，此處“青娘”指蠶妖，它能使蠶染病不能吐絲，故“挑青娘”寓意把病蠶挑走，祈求今年蠶事無病。吃罷后要把螺螄殼用力拋灑在瓦楞上，又名“趕白虎”，其聲響可以驅趕蠶室的老鼠，也寓意把蠶的災星“白虎”趕走，吉祥之神就會來臨。此外，蠶鄉還有清明軋蠶花、掃蠶花地，端午謝蠶花、臘月十二蠶花娘娘生日等特有習俗，體現了蠶桑業生產在人們生活中的深深烙印。

蜀繡又稱川繡，是中國四大名繡之一。蜀繡的魅力在于千變萬化的針法體系，通過不同針法的組合，可逼真呈現山水、花鳥、人物甚至水墨暈染的意境，被譽為“以針代筆，以線代墨”的立體繪畫。 ▲圖源：袁蓉蓀

東桑西移，生產空間分布變遷

我國古代蠶桑主產區集中于今山東、四川、重慶和江浙地區。上個世紀，江蘇、浙江、四川為三大蠶區，與江西、安徽、湖南、湖北等省形成長江流域蠶桑產業帶，蠶繭產量一度達到全國80%以上。但隨著江浙地區等地區經濟的發展，土地和勞動力需求增加，長江下游蠶桑產業受到巨大沖擊，桑園面積和蠶繭產量不斷縮減。

而我國西部地區土地和勞動力資源比較豐富，為保障我國在絲綢貿易大國地位，提升西部較落后地區的經濟收入。2006年，國家實施“東桑西移”工程，推動西部蠶桑產業發展，加速長江下游產業變遷。近年來，廣西成為我國蠶桑生產第一大省，產業向西部地區轉移和集中的趨勢愈加明顯。

古代栽桑養蠶主要是為了獲取蠶絲和制作絲綢，但隨著對蠶桑資源的深入研究開發，現如今桑、蠶、絲都有了許多新的應用。桑葉除了是家蠶的天然飼料，還可加工成桑葉飼料用于畜牧、家禽和魚類養殖。桑椹既可以直接食用，也可以加工成果干、果酒、酸奶等產品。家蠶全身都是寶。蠶蛻、蠶沙、蠶蛹、蠶蛾、白僵蠶等均是傳統中藥材。蠶蛹營養豐富，口味鮮美。蠶絲除了傳統用于制作蠶絲被和絲綢服飾，近年來蠶絲蛋白的應用研究遍布洗護美妝、生物醫藥等多個領域。

▲中國絲綢以其“柔、精、美、韻”的獨特氣質，成為世界紡織史上無可替代的東方瑰寶。 圖源：視覺中國

從新石器時期起源至今，長江流域蠶桑產業技術創新，蠶桑文化經久不衰、歷久彌新。我們應在傳承保護的基礎上，進一步挖掘蠶桑文化在經濟、社會、文化、生態、科技等方面的作用，充分發揮蠶桑文化的當代價值，從而實現蠶桑文化在中華大地上的綿延賡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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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康靜 王旭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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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對：段海英

審核：柳向陽

來源：《中國三峽》雜志 202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