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馬非馬”是戰(zhàn)國時期名家諸子所普遍討論的辯題，這就是蘇秦所說：“形名之家皆曰‘白馬非馬’也。”（《戰(zhàn)國策·趙策二》）名家大師公孫龍對這一辯題尤其擅長，甚至達到“困百家之知，窮眾口之辯”（《莊子·秋水》）、“人不能屈”（《新論·離事》）的境界。但是對于公孫龍甚至整個名家如此重要的一個辯題，歷來卻酷評如潮。正如譚戒甫所說：“周秦而下，凡評議之涉乎此學者，大率目為淫辭詭辯，將惑俗而害治；及其至也，幾欲取其書而火之。”（《公孫龍子形名發(fā)微·評證》）總覽歷代酷評，其理由不外乎兩個方面：一是從名與實的關系上來說，酷評者認為“白馬非馬”之辯是“用名以亂實”（《荀子·正名》），違反了名實相符的認知常識；二是從理論的實際功效上來說，酷評者認為“白馬非馬”之辯“不以功用為的”（《韓非子·外儲說左上》），“無益于治”（《論衡·案書》），對國家治理沒有現(xiàn)實意義。

那么，公孫龍是如何來論證“白馬非馬”的呢？《公孫龍子·白馬論》共有五組問答，其中第一組最為關鍵。公孫龍在這組問答中說道：“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馬非馬。”在公孫龍的這個論證中，馬、白、白馬不是日常生活中的三種實物，而是三個不同的概念（名）：馬是一個表示形狀的概念，白是一個表示顏色的概念，白馬是一個表示形狀與顏色的概念。白不再是一個表示修飾的形容詞，不再是對馬的修飾，而是與馬并列的一個獨立的概念。或者說，白、馬、白馬是三個各自具有獨立意義的概念，這三者的關系不是種屬關系或包含關系，而是并列關系。并列關系就意味著彼此之間具有排斥性與差異性，由此而言，“白馬非馬”是完全成立的。所以有人據(jù)此也編了一個故事：公孫龍騎白馬過關，關吏不許，因為馬不能過關；公孫龍說白馬非馬，于是“直而后過也”（劉昞《人物志·材理注》）。

必須指出，“白馬非馬”的論證思維與日常思維是完全不一樣的。在日常思維中，人們一看到一個名，立即聯(lián)想到這個名所對應的實，這就是“循名責實”。當人們一聽到“馬”這個詞，人們腦海中首先呈現(xiàn)的是一個“四足，無角，項有鬛，尾有鬃”的動物（譚戒甫《公孫龍子形名發(fā)微》前言）。一聽到“白馬”這個詞，腦海中首先呈現(xiàn)的是一匹白色的馬，熟悉《西游記》的人甚至會聯(lián)想到唐僧的坐騎白龍馬。在日常思維中，馬是現(xiàn)實生活中的一種動物，白馬即現(xiàn)實生活中白色的馬。在這種思維中，白是對馬的修飾，白色的馬與馬是種與屬的關系，所以白馬當然是馬，相反“白馬非馬”就不能成立了。如果一個名與實相應，就是名副其實；如果不相應，就是名不副實。這種思維追求的最佳狀態(tài)是墨家所說的“名實耦合”（《墨子·經說上》），即名與實完全對應。但是“白馬非馬”的論證思維與此完全不同。“白馬非馬”的論證思維是有意識地將名與實暫時脫離關系，從而斬斷了日常思維中名與實的直接聯(lián)系；并且只關注于名，暫時不思考實，更不關心名與實的關系，不關心名與實是否相符。在這種思維下，白馬與馬只是兩個不同的名，所以都只能從名的角度來思考，而不能從實來思考，更不能將這些名與日常生活中的實物對應起來思考。“名家”之所以為“名家”，也正是因為他們只從名本身來思考問題。

名就是概念，是一種觀念性的東西。從以上分析來看，“白馬非馬”的論證思維可以說完全是一種概念游戲，是一種“觀念游戲”（郭沫若《十批判書》）。這種概念游戲無關于實物，如果把這種概念硬套在實物上，很容易出現(xiàn)荀子所說的“以名亂實”的現(xiàn)象。同時，這種觀念游戲也無關于國治民安，從這個意義上說，“白馬非馬”當然是“不以功用為的”“無益于治”的。但是由于“諸子之學皆起于救時之弊”（胡適《諸子不出于王官論》），先秦諸子的興起都為了要救治時弊，“白馬非馬”這種概念游戲、觀念游戲既不關注實物，也不關心時事，當然會受到注重實用的各家諸子的猛烈批判。

但是從另一個方面來看，“白馬非馬”這種概念游戲能夠訓練人的抽象思維能力，進而形成一種純粹思辨活動。當一種思維完全著眼于名或概念時，會引導人們思考各個概念的確切含義、概念與概念之間的關系，以及人們運用這些概念時是否真實地表達了自己的思想。這其實是一種對思想進行思想的純粹思辨活動。在“白馬非馬”之辯中，白馬與馬兩個概念是兩個易于指向現(xiàn)實的概念，如果說這是公孫龍有意用這種概念來夸大名與實的張力，夸大名家思維與常識思維的矛盾，那么后來魏晉玄學家們通過“有”“無”等純粹概念進行的言意之辯，就已經是非常高級的思辨活動了。這種純粹思辨活動如果能夠進一步形式化、規(guī)范化，就會形成一套知識論與邏輯學。由此而言，從戰(zhàn)國名家的“白馬非馬”之辯到魏晉玄學家的言意之辯確實“是中國思想史之一大轉進”（唐君毅《中國哲學原論·導論篇》）。

總之，先秦名家“白馬非馬”的論證思維非但不應被扣上“淫辭詭辯”之類的帽子，甚至可以說這一思維還為中國哲學提供了一條通往純粹思辨的思想路徑。這是先秦名家對中國思想史的一大貢獻。但由于諸多原因，名家在先秦只是曇花一現(xiàn)，這條道路也就沒有得到進一步發(fā)展。這不能不說是中國思想史上的一大缺憾。

◎本文原載于《光明日報》（作者：楊少涵），圖源網絡，圖文版權歸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權，請聯(lián)系刪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