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左宗棠出屯哈密，有說其讓親兵抬著棺材一同上路，以示不收復伊犁決不生還之決心。

左宗棠舁櫬出關的記載，主要見于如下文獻。

王定安 《湘軍記》：四月乙卯，宗棠發肅州，舁櫬以行。五月乙亥，抵哈密。

“舁櫬”就是抬著棺材之意。沈傳經、劉泱泱的《左宗棠傳論》、孫占元的《左宗棠評傳》、楊東梁的《左宗棠》，都采用了王定安的說法。

朱孔彰在《中興將帥別傳》中寫道：四月，公發肅州，舁櫬以行。

《清史稿》所收錄的《左宗棠傳》中，也有類似記載：六年四月，宗棠輿櫬發肅州，五月，抵哈密。

魏光燾所編纂的《戡定新疆記》中說，“四月乙卯，宗棠發肅州舁櫬以行。五月乙亥，抵哈密，俄人聞王師大出，增兵守伊犁納林河，而以兵船翔海上冀震撼京師”。

秦翰才在《左文襄公在西北》《左宗棠全傳》中，也認同左宗棠抬棺出征的說法：“四月，文襄公親自輿櫬出關，誓與俄人決一死戰”；“四月中，宗棠由肅州輿櫬起行，親往新疆督師”——但兩書都沒有注明史料來源。同樣采信卻沒有注明來源的，還有左宗棠后人左景伊寫的《我的曾祖左宗棠》——“四月十八日，他率領親軍1000余人離開肅州大本營。前往新疆哈密。在隊伍中，有幾名壯士抬著一口空棺材，隨著他的乘輿后面。”

今人馬宗玉在《湖南騾子左宗棠》一書中如此寫道：光緒六年四月十八日，68歲的左宗棠跨上白馬，率親兵千余人離開肅州西行。隊伍中8名精壯士兵抬著一口黑漆大棺材，隨在左宗棠馬后。只見隊如長龍，旌旗獵獵，在雄渾的大戈壁上前進著。左宗棠作為西征軍的大帥，“舁櫬以行”，表現了義無反顧的決心。

但清朝國史館為左宗棠所撰的《國史本傳》中，并未采信抬棺出征的說法。左宗棠去世后，閩浙總督楊昌濬、甘肅新疆巡撫劉錦棠，曾分別于光緒十一年、光緒十二年上折奏報左宗棠勛績，也并未提及其抬棺出征之事。與此同時，包括楊昌濬、劉錦棠、魏光燾，以及為左宗棠總理營務的王詩正等人的祭文中，都沒有說左宗棠抬棺出征。此外，像吳汝綸的《左文襄公神道碑》、蔡冠洛編纂的《清代七百名人傳》也未采信抬棺出征之說。

由前文可知，“舁櫬出關”說法的源頭，是王定安的《湘軍記》和朱孔彰的《中興將帥別傳》，但二書都沒有交代此說法的來源。

如何看待這些互有出入的記載呢?筆者曾在首都圖書館查閱《左文襄公全集》，在“書牘，第24卷，第3520頁”中，并未找到馬宗玉先生所引“舁櫬以行”的記載。其次，魏光燾時為甘肅平（涼）慶（陽）涇（州）固（原）道，為左宗棠屬下，或許比較了解情況。但在《戡定新疆記》中，他只是掛名，相當于現在的叢書編委會主任，具體執筆者為其幕僚，書中所寫有不少訛誤。

在左宗棠的書信中，確實曾有諸如生出玉關、馬革銅棺等視死如歸的話語。比如，光緒元年，他寫信催請劉典前來西北為其幫辦軍務，以便自己能出駐肅州、指揮收復新疆之戰，其中就有，“騶從西來，弟免內顧，或不負生出玉關一行”；光緒六年，在給著名學者吳大澂的信中，談及春暖后將出屯哈密時，也有“至馬革銅棺，則固非所計矣”。但顯然，這并非是說左宗棠“舁櫬以行”。

按左宗棠的性格，如果真的“舁櫬以行”，自會在書信中說及。

但無論是他給子女、友朋、僚屬的書信中，還是給朝廷的奏折中，都沒有關于抬棺出征的直接記載。光緒六年四月十八日（1880年5月26日）左宗棠從肅州啟程往哈密，一路上曾給楊昌濬、金順、部將譚心可、總理衙門等寫信，甚至提及了諸如“甘雨隨車”“涼風習習”等天氣變化，但并無只字提及抬棺出征；當時與左宗棠一同負責新疆軍務的劉錦棠、伊犁將軍金順以及護理陜甘總督楊昌濬，在給朝廷的相關奏報中，都沒有提及左宗棠抬棺出征之事。而且，《左宗棠年譜》也沒有類似的記載。

因此，左宗棠“舁櫬出關”從肅州前往哈密之說，雖見于不少論著，但仍缺乏當事人的直接記載，尚存疑竇。當然，無論如何，左宗棠“誓與俄人決一死戰”的決心，不容置疑。自古以來，玉門幾乎成為人們西行的極限。唐朝詩人王之渙《涼州詞》中的“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就是這種情景的寫照。而左宗棠在給老友趙玉班的信中卻說“壯士長歌，不復以出塞為苦，老懷益壯”。悲壯高昂之愛國情懷，躍然紙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