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衛填海之志

精衛填海，在中國古神話中堪與女媧補天、夸父逐日相媲美。精衛雖化而為鳥，其名也為“女娃”。西山之小小木石當然填不平滔滔東海，但女娃填海之志，不輸于女媧補天之心。

《精衛石》，當秋瑾1905年在東京寫下這部長篇彈詞的開頭時，她并不知道自己余下的生命不過兩年。她懷抱的是精衛填海之心，從擬定的第二十回的回目來看——“拍手凱歌中共欣光復，同心革弊政大建共和”——不僅要光復山河，更是以建立共和為目標。女子在其中將扮演怎樣的角色，正是她那時念茲在茲的。

自1904年夏天抵達日本，如果除去中間回國的幾個月，她在東京的歲月滿打滿算不過一年多，但這一年釋放的生命力，勝過她去國前的二十九年。正是在東京的日日夜夜，她進入了重造中國的理想。

“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龍泉壁上鳴。”這是她自填《鷓鴣天》中的最后兩句，“龍泉”指龍泉寶劍。她向往古時女子秦良玉、沈云英等人的作為，在《題芝龕記（詠秦良玉）》這首七絕中，曾寫下“莫重男兒薄女兒”“始信英雄亦有雌”這樣的詩句。《精衛石》的第一回“睡國昏昏婦女痛埋黑暗獄，覺天炯炯英雌齊下白云鄉”，首次直接使用了“英雌”這個詞匯。她不僅驕傲地進入了這個“英雌”序列，而且勝過了前人，足以與世界史上那些“英雌”——法國的圣女貞德、羅蘭夫人，俄國的索菲亞等并駕齊驅。

戊戌變法之后，流亡東京的梁啟超創辦《清議報》《新民叢報》等刊物，成為京師大學堂的學生中幾乎人手一編的讀物。1902年之后，秋瑾隨丈夫去北京，結識了丈夫的同事廉泉的夫人、也是京師大學堂總教習吳汝綸的侄女吳芝瑛。廉泉是戶部郎中、維新派人士，在繩匠胡同開文明書局，還和日本人一起開辦東文學社，就是中國人學日語的機構。

在北京，秋瑾不無興奮地讀到了《新民叢報》，在寫給妹妹秋珵的信中說：“此間女胞，無不以一讀為快……”梁啟超的《（近世第一女杰）羅蘭夫人傳》就是她在東渡日本之前讀到的。

《精衛石》第一回就提倡男女平等，所以王母不僅要差遣岳飛、文天祥、史可法、張煌言這些歷史上的英雄，也要木蘭、秦良玉、沈云英、梁紅玉等英雌一起從白云鄉下到東方的華胥國，來喚醒這個“癡聾光睡國”，創造“光明新世界”。就如她在《敬告姊妹們》一文說的，她想創造一個“美麗文明的世界”，這個世界有自由，有平等，當然一切要從自身的獨立開始。在《勉女權歌》中，她寫道：

吾輩愛自由，勉勵自由一杯酒。

男女平權天賦就，豈甘居牛后？

自由是她的首要追求。這一點，比她年長的結義姊妹吳芝瑛就明白。

身著男裝的秋瑾

秋瑾身穿男裝，給大她三歲的京師大學堂外聘日本教習服部宇之吉的夫人服部繁子以難忘的印象——

修長的身材，稍朝前彎曲，濃密的黑發披著，穿著男裝，帽子橫戴著，一半遮著耳朵，藍色的西裝，似乎不太合身，袖子較長，袖口露出白皙的手，握著一根細細的手杖，肥大的褲腿下露出咖啡色的靴子，胸前系著綠色的領帶。臉色青白，大眼，細梁，薄嘴唇。一個挺瀟灑的青年人。

這一裝束，有她那張與文字記載完全一致的照片（西裝、鴨舌帽、手杖）為證。服部繁子一時竟分不出她是男是女。她在就義前穿的也是月白色竹布衫，梳辮，著革履，儼然須眉。

因吳芝瑛的介紹，秋瑾與服部繁子結交，一同參加了北京的中國婦女啟明社，得以隨服部繁子去東京留學。啟明社以“昌明女學，廣開風氣”為旨，出現于1904年初春。

當年2月1日，天津《大公報》一則《創設女學》的通訊曾報道，一所即將在北京南城繩匠胡同開辦的女學堂已請了浙江省的秋女士為教習。一個月后，《大公報》又以《女士壯志》為題報道，秋女士不想馬上接手女學堂教習，因“未經身親文明教育”，“故極意游東瀛”，以考察學務。這是她留日前夕，最早受到媒體的關注。在《大公報》創辦人英斂之的眼里，她已是和呂碧城一樣的女中翹楚。

《精衛石》只寫到第六回，還沒有完稿，是一個殘篇。“漢俠女兒”是她的署名，和她給自己起的號“鑒湖女俠”相呼應，都是“英雌”自許。不無遺憾的是，“英雌”沒有流行開來，她贏得的是“巾幗英雄”四個字。

迢迢東渡

1904年是秋瑾的東渡之年，恰好一百二十年前，也是農歷甲辰年，距她就義尚有三年，距清帝國謝幕七年多。此時，她二十九歲，正是最好的年華。東京街頭，遠沒有今天繁華，我從老照片上看到的銀座、日本橋、淺草寺，都還有幾分荒蕪。現代化的進程已經啟動，在戰勝北洋水師十年之后，日本即將迎來戰勝俄國的舉國狂歡。

服部繁子回憶，秋瑾本來一直想到美國學習法律。直到這年初夏，服部繁子整理行裝，準備回日本探親，秋瑾穿著白色的水手服，英姿颯爽地來了，說自己最近改變了主意，想隨她去東京。談話時，秋瑾說了一句：“在我國是皺紋受尊敬、白發受崇拜，這些都無法抗拒。我想干那些連男子都要吃驚的事。”服部繁子回以“你名譽心太重了，你所說的‘讓人吃驚的事’，似乎并不是好事”。秋瑾搖搖頭說：“太太，我常常那么感覺，但我不干壞事。”服部繁子還告訴秋瑾：“我們日本現在還是你所憎惡的尊敬皺紋、崇拜白發，所以對你是不適合的。”但秋瑾還是做出了去日本的決定，6月28日出發。

這年7月2日，她們乘坐的“獨立”號輪船在日本神戶靠岸，同行的還有京師大學堂的日籍教師高橋勇。當晚，她們改乘火車到東京。

這一年是明治三十七年，清光緒三十年。在她之前，比她小六歲的紹興同鄉周樹人已于1902年4月來到東京，在東京弘文書院學習日語。此時，他正打算前往仙臺醫學專門學校學醫。

下田歌子致力于日本女子教育和婦女運動，1899年創辦實踐女子學校（今實踐女子大學）。她的辦校宗旨是增進生活于新時代的女性的教養，使她們掌握經濟自立的技能，從而提高女性的社會地位。她接收第一個來自中國的女留學生，是在1901年。第二年，又有四個中國女生提出入學申請，她果決地設置了清國女子留學生速成部。秋瑾進的師范班也是速成性質，修業期只有一年。到1904年，這一女校已有二百名中國留學生注冊在籍。當年冬天，從湖南一下子來了二十名女留學生，經日本文部省同意，專門設立了“中國留學生分校”，第二年7月18日開學。

秋瑾最初入學時，校址還在常盤松。1905年8月5日，她再次到校，就在東京赤坂區檜町十番地的分校了。這一天，《實踐女學校支那留學生分校場日記》明確寫著：“本日學生秋瑾入校。”

在實踐女子學校，下田歌子發現了秋瑾出色的資質與才能，曾對舍監說：“對她進行特別培養。”也可能是因為服部繁子給她打過招呼，說秋瑾有過激思想，她回答：“我正想對這樣的婦女進行一下教育，請不用擔心，我接受她。”這所學校的校規很嚴，沒有保證人的保證，不能單獨外出或單獨與外人會面，除星期天外，每周至多只允許出校門二次，且外出和歸來都必須向宿舍管理人報告。

對于實踐女子學校的伙食等，秋瑾都有意見。她曾在寫給服部繁子的信中訴說學校的不完備，老師們的淺學無能。但在實踐女子學校中國留學生舍監坂寄美都子的眼里——秋瑾“在學校品行端正，嚴格遵守校規，同學關系也不錯。她說話簡單易懂，不時地吟詠一些詩句”。她曾給坂寄美都子看自己在北京拍的男裝照，想試一試對方的眼力。

根據1908年日本外務省的記錄，當時中國留日學生男女合計六千余名，其中女生約百余名，大多在這所實踐女子學校學習。有人說，在20世紀初留日的中國學生中，令日本人永志難忘的，男性為魯迅，女性為秋瑾，巧合的是兩人都是紹興人。

秋瑾1904年7月3日抵東京，1905年12月25日動身回國，其間的1905年4月到6月，她因籌措生活費和動員女生到實踐女校留學，回國住了三個月。魯迅從1902年4月到1909年8月在日本留學，1904年7月到9月初及1905年7、8月的暑假期間和12月寒假期間，他與秋瑾同在東京，很可能有過交集。

魯迅不斷想起她

1905年5月，日俄戰爭以對馬海戰中日本海軍艦隊全勝而告終。這是近代以來，歐洲強國第一次被非歐洲國家擊敗。從此，日本跨入世界強國行列。那時，流散在世界各地的許多亞洲未來的英雄，包括印度的甘地、尼赫魯、泰戈爾，中國的孫中山，土耳其的凱末爾等都為此感到激動。當時，甘地在南非，還是一個默默無聞的律師；孫中山正在倫敦；凱末爾在大馬士革；十六歲的尼赫魯正在前往英格蘭哈羅公學的火車上，這個消息讓他“心情大好”；在孟加拉的鄉村，泰戈爾帶著學生在小小的校園里舉行了勝利游行。

當年9月，《樸茨茅斯和約》的簽署正式宣告了日本的勝利。魯迅也正是在日俄戰爭后做出了棄醫從文的抉擇，離開仙臺，回到東京。那已是1906年3月。

許廣平回憶，秋瑾在日本曾多次訪過比她年輕六歲的魯迅：

秋瑾女士，是同時的留學生，又是同鄉，所以也時常來訪。她的脾氣是豪直的，來到也許會當面給人過不去，大家對她來都有點惴惴欲遁。但是，假使趕快款待餐飯，也會風平浪靜地化險為夷。那時女留學生實在少，所以每有聚會，一定請她登臺說話，一定拼命拍手。

與魯迅關系密切的學生、小同鄉許欽文也聽他親口談起過：

秋瑾姑娘很能干，有話當面說，語氣很堅決，不轉彎抹角，所以有不少人怕她。她愛唱歌，好合群，性格爽朗，而且豪飲，講話精辟，又熱心公益，所以很多人歡喜和她接近。雖然秋瑾姑娘生得很秀氣，但人品很高，所以都不敢在她面前講“浮話”。

魯迅一生不斷地想起秋瑾之死，她的犧牲帶來的隱痛，伴隨了他從1907年到1936年將近三十年的生命。1919年5月，魯迅在《新青年》雜志發表重要的小說《藥》，不僅重現了十二年前秋瑾在紹興古軒亭口被殺這一幕，而且以人血饅頭和看客的隱喻，深刻反省了那場締造共和的革命與愚昧的庸眾之間的巨大落差。這場前所未有的新思想、新文學革命興起時，將執新文學牛耳的魯迅不過三十八歲。

對于夏瑜被殺，他借劊子手康大叔之口轉述了犧牲者的啟蒙之言：“這大清的天下是我們大家的。”劊子手還說：“這是人話么？”沒有榨出一點油水的獄卒“紅眼睛阿義”給了夏瑜兩個嘴巴，而他只感到阿義的可憐。茶館里，從“駝背”到“花白胡子”都和賣人血饅頭的劊子手同調。這就是夏瑜為之流血的真實中國。魯迅的小說提供了一個完全不同的視角，與秋瑾被殺之后，以上海為代表的輿論場及時作出的反應并不一致。但魯迅的思考無疑具有特殊的價值。

相隔七年，1926年11月18日，魯迅在散文《范愛農》中再次直面了近二十年前的秋瑾之死。1935年春，魯迅還在雜文《病后雜談之余》中提及辛亥革命前紹興中學學生的剪辮風潮：“軒亭口離紹興中學并不遠，就是秋瑾小姐就義之處，他們常走，然而忘卻了。”當時，離秋瑾就義沒幾年，而當他執筆時，二十八年過去，他去世之日也不遠了。

秋瑾被殺后僅僅一個月，國學大師章太炎在東京寫下的《秋女士遺詩序》中說了一句話：“瑾素自豪，語言無簡擇。嘗稱其鄉人某為已死士，聞者銜之次骨（恨之入骨）。”關于“已死士”的說法，湖南人王時澤回憶，紹興的胡道南（1862—1910）留日時曾和秋瑾談論排滿革命和男女平權等問題，發生激烈爭執，秋瑾當面罵他是“死人”。署名“紹興逸翁”的《再續六六私乘》也說到此事，稱胡道南因此懷恨。

而問題在于，胡道南并無留日經歷，他們之間即便有爭執，也不可能發生在東京，只能在紹興。倒是胡道南的兒子胡豫（1881—1963）畢業于早稻田大學，與鄞縣人馬裕藻、鎮海人金體選等同為官派留學生。他與魯迅差不多同時回國，在山會初級師范學堂還曾做過同事。

抗議“取締規則”

不惜千金買寶刀，貂裘換酒也堪豪。

一腔熱血勤珍重，灑去猶能化碧濤。

這首《對酒》詩，與秋瑾在日本穿和服、手持倭刀的照片相呼應，幾乎已成為她的標準形象。其實，早在北京時她就寫了不少刀劍詩。“睥睨一世何慷慨？不握纖毫握寶刀。”這是她《贈日本鈴木文學士寶刀歌》中的詩句。一個女子卻偏偏喜歡吟刀誦劍。吳芝瑛的《記秋女俠遺事》回憶：“在京師時，攝有舞劍小影，又喜作《寶刀歌》《劍歌》等篇，一時和者甚眾。女士原作絕佳，有上下千古、慷慨悲歌之致，惜隨手散佚，不得見矣！”

大約1902年，她從湖南來到北京，在經歷庚子之變后的京城，一個敏感的舊式才女開始面對一個急劇變動中的大時代。她直言：“人生處世，當匡濟艱危，以吐抱負，寧能米鹽瑣屑終其身乎？”拋棄米鹽瑣屑容易，但要拋下五歲的兒子和不到兩歲的女兒談何容易。

當她登上東渡的輪船時，已經二十九歲，而不是媒體報道的二十八歲或留學生會館登記的二十七歲。但在《黃海舟中日人索句并見日俄戰爭地圖》詩中，她還是喊出了晚清中國的最強音：“拼將十萬頭顱血，須把乾坤力挽回！”這樣的聲音不是出于一個男子，而是一個女子。后來，她在贈給忘年交蔣六山的詩中也有“好將十萬頭顱血，一洗腥膻祖國塵”的句子。最終，她也以自己帶血的頭顱祭奠了一個“已死，方生，將生和未生”的時代。

她是個行動者，一種典型的犧牲型人格，與魯迅不同。魯迅不主張短兵相接、肉搏戰，不主張輕言犧牲，而主張打壕溝戰，“韌的戰斗”。兩種人格類型不是非此即彼，而是可以并行不悖的。1905年冬，秋瑾不肯妥協的個性顯示出來了。1905年11月2日，明治三十八年 （清光緒三十一年），日本文部省頒布《關于準許清國人入學之公私立學校之規程》，規定中國留學生進入日本各類學校就讀，須持有清廷駐日公使的介紹信；中國留學生居住的宿舍、公寓等，須受日方的“校外之管束”；中國留學生如以“性行不良”理由被飭令退學，他校不得再行招收入學等。因此，該規程被稱為“取締規則”。

12月20日的東京《朝日新聞》報道：

中國留學生反抗日本文部省令之事起，各學校之中國生情形如左：

下田歌子女史監督之下中國女學生甚多，在實踐女學校有十六名，又同校中國留學生分教室有十四名，共計三十名。……該校最先退學者為秋。彼為女留學生之俊秀，常在留學生會館中演說，此次事起，彼首倡議退學，人皆稱為女丈夫。

中文報紙《中外日報》當年12月29日就轉載了這一新聞。文部省頒布這一規則是11月26日，12月5日，秋瑾和十七個女留學生一起退學，離開了學校。臨別之際，她把自己親手抄寫的《白香詞譜》送給了舍監坂寄美都子。

這一詞譜手抄本如今還收藏在實踐女子大學的圖書館。“工整的楷書，錄下一首首詞，旁用紅色符號，標明了詞的平仄，優美的行書，書寫了序言，實在是一本珍貴而又有意義的紀念品。”

除了陳天華12月8日蹈海自殺以示抗議的轟動，秋瑾的表現最引人注目。她有時站在水道橋邊演講，狠批“取締規則”，引起圍觀，讓警察傷腦筋。

在另外的日語報道中，也突出了她的作為：

在清國學生發起人中，有名為秀錦（即秋瑾——筆者注）的女學生，這個人不但姿色動人，且善雄辯，使須眉男子大為遜色。當此次糾紛爆發之時，她作為首領東奔西走，游說于同學之間，在很短的時間內，集合在她手下的人就有七八百人之多，她指揮這些人，并激勵著他們的志氣。

當時在日留學生約八千人，她和二千多人選擇回國。但留下的還是大多數，包括魯迅、許壽裳，也包括她昔日的同道、此時卻意見不同的王時澤。

12月5日，在東京富士見樓抗議“取締規則”的中國留學生集會上，她的演說聲淚俱下，感動了全場。集會人士當場宣布成立中國留學生聯合會，她和章士釗后來的妻子吳弱男成為女生代表，選入糾察隊，作為分區小隊長。（陶成章稱她組織了敢死隊，任指揮，估計就是指這個糾察隊。）八千多中國留學生罷課。因為寒假，魯迅正好從仙臺來到東京，也出現在集會的現場。

秋瑾回國前夕，浙江留學生同鄉會給她開歡送會。她慷慨激昂地說：“歸國后，若有人投降滿虜，吃我一刀！”聲音剛出，只見她從靴筒中抽出一把短刀，“啪”地一聲插在講演臺上。

1905年12月25日，秋瑾離開東京，乘坐“長江”號商船回國，到達上海已是1906年1月上旬。她在見到吳芝瑛時，還拿出了隨身帶來的那把新倭刀：“吾以弱女子，只身走萬里求學，往返者數，搭船只三等艙，與苦力等雜處。長途觸暑，一病幾殆，所賴以自衛者，惟此刀耳。”接著喝酒。酒罷，她拔刀起舞，唱了幾首日本歌，芝瑛的女兒以風琴和之，歌聲悲壯動人。第二天兩人分別，從此沒有再見過面。

夏衍創作話劇向她致敬

1905年12月，秋瑾在回國之際，在寫給王時澤的信中說：

吾歸國后，亦當盡力籌畫，以期光復舊物，與君相見于中原。成敗雖未可知，然茍留此未死之余生，則吾志不敢一日息也。吾自庚子以來，已置吾生命于不顧，即不獲成功而死，亦吾所不悔也。且光復之事，不可以一日緩。而男子之死于謀光復者，則自唐才常以后，若沈藎、史堅如、吳樾諸君子，不乏其人，而女子則無聞焉，亦吾女界之羞也。愿與諸君交勉之。

這也可以看作她的絕命書。這封信與譚嗣同1898年的壯語——“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中國未聞有流血而犧牲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可以前后輝映。這一部可以歌哭的歷史，就是英雄、英雌共同書寫的，用的正是他們的熱血，而不是筆墨。

秋瑾在日本不過一年，卻以高密度的行動，做了大多數人一生也做不了的事，概括起來就是組織、演講、辦刊三個方面。

到東京不久，秋瑾和來自湖南的劉道一、王時澤、仇亮、劉復權，來自四川的彭春陽，來自江西的曾貞（字驥才）等秘密結成“十人會”，或稱“十人團”，以反抗清廷、恢復中華為宗旨。劉道一生于1884年，比秋瑾小九歲，湖南衡山人，是華興會主要發起人之一劉揆一的弟弟。1906年秋，劉道一奉命回湖南策劃萍瀏醴起義，12月被捕，在長沙瀏陽門外被殺，成為第一個犧牲的同盟會烈士。“英雄無命哭劉郎，慘淡中原俠骨香”“半壁東南三楚雄，劉郎死去霸圖空”——分別是黃興和孫中山兩首挽詩的開頭。

秋瑾與陳擷芬一起恢復了停止活動的婦女團體“共愛會”。陳生于1883年，是上海《蘇報》主辦人陳范的女兒，辦過《女報》《女學報》，當時受“蘇報案”的牽連，正亡命日本，受父命將嫁給廣東商人廖冀朋為妾。留日學界為此嘩然，秋瑾召集女同學開全體大會，將這一亂命取消。

她們將主張“學藝”的“共愛會”發展為倡導“自主”的“實行共愛會”，曾給湖南第一女學堂寄去三十份“共愛會”的章程。吳芝瑛回憶她平生的持論：

女子必當有學問，求自立，不當事事仰給男子。今新少年動曰“革命，革命”，吾謂革命當自家庭始，所謂男女平權是也。

當年10月，她和“十人會”中的王、劉、彭、曾及章太炎的女婿龔寶銓等一起從東京跑到橫濱，參加“三合會”，或稱“三點會”。這是洪門天地會下的反清秘密會社，1904年春天在橫濱成立，第一批加入的有馮自由、梁慕光、陳擷芬、胡毅生等人。秋瑾被封為“白扇”，即軍師之職。劉道一被封為“草鞋”或“洪棍”。

從“十人會”“實行共愛會”到秘密加入“三合會”，僅僅是個開始。1905年春夏之際，秋瑾回國為實踐女子學校附屬清國女子師范、工藝速成科招生，在上海、紹興見到蔡元培、陶成章、徐錫麟這些光復會領袖（也都是她的同鄉），并秘密加入這個以“光復漢族，還我山河”為宗旨的組織。

當年8月5日，她回到東京的實踐女子學校，錯過了7月28日和30日的兩次同盟會預備會議。但8月20日，同盟會在赤坂區靈南日本人坂本金彌家舉行成立大會，她還是趕上了。當天有三百多人到會。

經馮自由介紹，她在黃興的住處填寫入會表，宣誓加入同盟會，成為留日學軍事的蔣尊簋之后第二個入會的浙江人。她被推為同盟會浙江主盟人，或稱分會長。從1905年到1906年，共有964人宣誓加入同盟會，其中863人是在日本加入的，具有浙江省籍的僅占22人，而廣東籍的有170人，湖南籍的有158人。因為光復會的會員只是以個人身份加入同盟會，所以當這年12月她回國時，擁有光復會和同盟會雙重會籍。她加入同盟會也不是什么秘密，坂寄美都子就知道，說她“嚴格遵守返校時間”。

在東京期間，她還組織過婦女抗俄敢死隊和抗議“取締規則”的留學生糾察隊。另外，值得一提的就是她組織的天足會。女子裹小腳是當時中國的一大痼疾，主張男女平等，必然提倡天足，她的《敬告中國二萬萬女同胞》一文開篇就說：

唉！世界上最不平的事，就是我們二萬萬女同胞了。……沒到幾歲，也不問好歹，就把一雙雪白粉嫩的天足腳，用白布纏著，連睡覺的時候也不許放松一點，到了后來肉也爛盡了，骨也折斷了，不過討親戚、朋友、鄰居們一聲“某人家姑娘腳小”罷了。

她反對裹腳：“一聽見男子喜歡腳小，就急急忙忙把他纏了，使男子看見喜歡，庶可以藉此吃白飯。”從她為《精衛石》所擬第十三回的回目也可知她對天足的傾心——“天足女習兵式體操，熱心士揚獨立旌旗”。

魯迅的三弟周建人在《魯迅故家的敗落》中憶及：

大哥便和我講起秋瑾，說她沖破封建家庭的牢籠，要求革命，這是很不容易的。她有理想，要推翻封建王朝，她有志氣，拋開自己的子女，毅然踏上社會，她還主張男女平等，曾在日本留學生中組織了天足會。

在她創立和參加的這些組織中，非政治性的除了實行共愛會、天足會，還有一個十分重要的演說練習會。她善于演說，并熱心提倡演說。當時人們常說：“這如今豈不有報紙么？有了報紙，豈不能開化民智，為何要演說呢？”她用大白話寫了《演說的好處》一文，如此反駁——

……那些下等的人，更不消說了。一萬里頭，能有幾個認得字呢？既然不認得字，拿了報還不知是橫看是豎看呢；況且他們亦不曉得報中的好處。就是有認得幾個字的人，報中議論亦解不透，何苦月月花錢去買報看呢？所以開化人的知識，非演說不可；并且演說有種種利益：第一樣好處是隨便什么地方，都可隨時演說。第二樣好處：不要錢，聽的人必多。第三樣好處：人人都能聽得懂，雖是不識字的婦女、小孩子，都可聽的。第四樣好處：只須三寸不爛的舌頭，又不要興師動眾，捐什么錢。第五樣好處：天下的事情，都可以曉得。西洋各國，演說亦為一種學問，豈非因演說一事，世界上大有關系么？如今我國在日本的留學生，曉得演說的要緊，所以立了一個演說練習會；又把演說的話刻了出來，把大家看了，可以曉得些世界上的世情、學界上的學說。唉！列位不要把這個演說會看輕了，喚醒國民開化知識，就可以算得這個演說會開端的了。

這篇文章就刊登在她1904年9月24日創刊的《白話》半月刊第一期上。《白話》共辦了六期，每期售價五十文，可惜迄今只找到三期。

秋瑾的演說動人，在東京贏得了不少掌聲。在她遇害二十年后，魯迅仍不無沉痛地說：“想到敝同鄉秋瑾姑娘，就是被這種劈劈拍拍的拍手拍死的。”這句話出自1927年10月1日出版的《語絲》周刊上刊登的魯迅給李小峰的信。秋瑾的至交徐自華，也就是邀請她去任教的南潯女校校長，在《鑒湖女俠秋君墓表》中有一席話，可見其風姿。若譯成白話，不足以傳遞其本意——

東國留學慕君者眾，每際大會，輒以君一得臨蒞為榮。而君亦負奇磊落，往會，則摳衣登壇，多所陳說，其詞悲感激切，蕩人心魂。人之聞者，未嘗不泣數行下，而襟袖為之漬也。

作為演說練習會發起者、《白話》半月刊創辦者、演說的踐行者，在短短一年的東京歲月，秋瑾曾經攪動了許許多多留學生和流亡客的內心。日本媒體也記下了這位女丈夫“秀錦”的風采。

“休言女子非英物。”在她身后，1920年秋到日本留學、1921年2月進入日本九州明治專門學校電機專業的杭州人夏衍（1900—1995），成了一位劇作家和報告文學作家。1936年，也就是秋瑾被殺近三十年后，他完成了一部話劇《自由魂》。為何以“自由魂”為題？因為夏衍想起了念中學時，他敬愛的國文老師、紹興人謝乃績講解“秋風秋雨愁煞人”和秋瑾殉國的故事，用嚴肅的口吻告訴他們：“秋瑾的死，不單是為了女界的自由，也是為了全中國人民的自由。”

1904年秋瑾東渡前夕，吳芝瑛給日本朋友的引薦書中介紹她：“今痛（吾國）女學之不振，在京創設學會，大聲疾呼，欲以一身挽回數千年之積習，使吾國二萬萬女子脫此沉痛，以達其自由之目的。”

“自由”在秋瑾筆下的詩詞、歌詞中出現的頻率也極高，她在留日之后填的一闕《滿江紅》中就有“自由香，常思爇（音ruò，燃燒）”之句。她在一首歌詞的開頭就說：“得自由，享升平，逍遙快樂過年年。”與《勉女權歌》中喊出的“吾輩愛自由”一脈相通。她在世上不足三十二年，卻是一個自由魂。

秋瑾犧牲十一年后，1918年，少年夏衍在西子湖畔聽到國文老師的那句話。再過十八年，他的《自由魂》脫稿，向秋瑾的自由魂致敬。

（授權刊發，原文載《同舟共進》2024年第四期。轉自歷史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