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尹軍（系湖南省湘潭市齊白石紀念館創作研究部主任）

楊度（1875—1931），原名承瓚，后改名度，字皙子，別號虎公、虎禪、虎禪師等，湖南省湘潭縣姜畬鎮石塘村人。1892年捐監生；1894年順天府鄉試舉人；1895年始從師王闿運；1902年、1903年、1904年，先后三次東渡日本學習；1907年回國后，先后任頤和園外務公所教習、憲政編查館參議、“皇族內閣”統計局局長、內閣學部副大臣、國史館副館長；1917年逋亡天津；1928年寓居上海，以賣字畫為生，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1年病歿于上海。有《楊度集》傳世。1

一、齊白石與楊度初次相晤時間考

關于齊白石與楊度的初次相晤，《白石老人自傳》記載云：

光緒二十九年（癸卯 · 一九○三），我四十一歲……三月三十日那天，午詒同楊度等發起，在陶然亭餞春，到了不少的詩人，我畫了一幅《陶然亭餞春圖》。楊度，號晰子，湘潭同鄉，也是湘綺師的門生。我做過一首詩，寄給樊樊山，中有四句說：“陶然亭上餞春早，晚鐘初動夕陽收。揮毫無計留春住，落霞橫抹胭脂愁。”就是說的那年我畫《餞春圖》這回事。2

《白石老人自傳》是齊白石的口述、張次溪筆錄。據張次溪所提供的材料，可知《白石老人自傳》是分兩個時間段進行口述的，第一個時間段是1933—1937年，第二個時間段是1945—1948年。

也就是說，齊白石對1903年事情的敘述，至少是30年以后的回憶。而能記清楚30年前某件事情發生的準確日期，應該是有所本。齊白石所本是什么呢？所本就是白石老人所說的那四句詩。這四句詩是1918年《題畫樊樊山先生京師并序》的第一首。茲錄序文和第一首詩于下：

壬寅冬，樊樊山先生增祥與余相見于長安。癸卯春，余游京師，樊君約以后至，勸余切勿先歸。（樊山為題借山圖詩。繁春切莫歸飛急。）于期后樊君始至，則余已返湘矣。今年丁巳夏，余重到京師，適有戰事，昔人皆非，獨樊君閉門聽雨。觀今感昔，見之于言笑間。秋，余將欲歸，屬余為畫此圖。畫成，余亦有所感焉，因題短歌：

十五年前喜遠游，關中款段過盧溝。

京華文酒相追逐，布衣尊貴參諸侯。

陶然亭上餞春早，晚鐘初動夕陽收。

揮毫無計留春住，落霞橫抹胭脂愁。

詩中有注：“癸卯三月三十日。夏午貽（詒）。楊皙子。陳完夫于陶然亭餞春。求余畫圖。”3

知道了齊白石回憶陶然亭餞春的所本，我們不禁要問，齊白石與楊度同登陶然亭，真的是在癸卯三月三十日嗎？答案是否定的。

首先，癸卯四月初五，齊白石才到北京。為了便于讀者詳細了解齊白石癸卯由陜 入京的具體日期和行蹤，列表于下（表1）：

其次，查齊白石1903年所記《癸卯日記》，三月三十日無記載。三月二十九日的日記后面，緊挨著的是四月初一日記。4

再就是，查萬年歷，癸卯三月只有二十九日，無三十日。

那么，齊白石游陶然亭的準確日期是哪天呢？實際是癸卯五月初六，有《癸卯日記》 為證（圖1）：“（五月）六日，早之陶然亭，畫其圖，為完夫作《餞春圖》一。”

圖1 齊白石 癸卯日記 紙本

16.5cm×11cm 1903年 北京畫院藏

此則日記并未記錄楊度與夏午詒。因此，從此則日記也無法證實齊白石癸卯五月初六至陶然亭餞春，是否如齊白石所說為楊度、夏午詒發起。另有疑惑的是，癸卯年正月初八為立春日，四月十一日為立夏日，五月十二日為芒種日，也就是說，癸卯五月初六，是小滿日后十天，芒種日前五天，嚴格說來應該近仲夏時節了，怎么會有“餞春” 一說呢？或許北京春天晚于節氣？目前也只好這樣解釋了。

那么，1903年，齊白石究竟是否和楊度相晤于北京呢？答案是肯定的，時間是癸卯四月初六，有《癸卯日記》為證（圖2）： “（四月）六日，晤楊皙子，皙子與余舊識。晚餐有他客，余分坐，午詒知我，又一葆蓀也。”

圖2 齊白石 癸卯日記 紙本

16.5cm×11cm 1903年 北京畫院藏

齊白石抵京的原因，我們都知道，楊度為何也在北京呢？楊度此次進京是為了參加經濟特科考試，錄彭國興所編《楊度生平年表》1903年條目三則為證：

6月（五月），由署四川總督錫良保薦，應召入京，準備參加經濟特科考試。

7月9日（閏五月十五），在保和殿參加經濟正場考試，應考者186人。

7月13日（閏五月十九），經濟特科發榜，初取一等48名，二等79人。楊度獲一等第二名。5

只是楊度入京的時間不在夏歷五月，而是至遲在四月初六便入京了。

讀齊白石癸卯四月初六的日記，我們便知齊、楊在京華相逢之前早已相識。那么，齊、楊究竟初識于何時何地呢？大多數人認為，齊、楊應該初識于齊白石拜師王闿運之后，即己亥（1899）十月十八日之后。筆者通過考察，發現齊、楊初識于齊白石拜門王闿運之前，至遲時間當是己亥正月二十日，地點是湘潭郭武壯祠。錄己亥正月二十日楊度日記、王闿運日記以證。

楊度日記：

二十日，陰。郭葆生請酒，先往視之……王先生相繼至，主人漸至，乃出觀 戲，席散，未一更時也，呼仁生來，王先生遂攜之至歐陽家，便上船矣，主客皆散，與葆蓀同榻。6

王闿運日記：

廿日，陰晴，永孫來，令其暫取畫去，俟后題之，本約己集郭祠……楊先往，余后踵之……看齊木匠刻印字畫，又一寄禪，張先生也 ……7

楊度日記中雖無文字記錄齊白石，但只要把楊、王日記互讀，我們便能發現，王闿運看到齊白石在郭武壯祠刻印字畫，作為一起赴宴的王闿運學生楊度，看到齊白石是理所當然的。兼之楊度與郭葆生關系已至“同榻”的程度，郭介紹齊、楊相識亦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了。

二、齊白石與楊度交游事跡考

1. 1917年正月，齊白石入京前為楊度治印

1917年正月二十日，齊白石為楊度刊制朱文印章一枚（圖3），印文為：“虎公所作八分”，邊款：“丁巳正月二十日，白石老人刊。”齊白石款前有楊度摯友方叔章 1952年1月的補款：“此乃齊白石為楊虎公刊印，得之荒攤之中，距虎公逝世已廿年矣。 一九五二年一月，方叔章。”

圖3 齊白石 虎公所作八分 朱文

著錄于《齊白石印影》第67頁

這方印至少說明了兩個問題：首先，至遲1917年正月，楊度便有佛教徒色彩的別號。楊云慧在《從保皇派到秘密黨員—回憶我的父親楊度》 一書中說：“父親從天津搬回北京后，就開始研究佛學，并且取名為帶有佛教徒色彩的虎禪師、虎頭陀、釋虎等等。”8楊云慧的這段話，明確了楊度研究佛學是在搬回北京之后，并取了帶有佛教徒色彩的“虎”系列別號。這明顯與史料有出入。首先，我們來看楊度究竟何時搬回北京，答案是1918年。仍舊用楊云慧的話來說：“一九一八年三月十五日，北洋政府發布赦令，對于所有洪憲帝制禍首和復辟罪犯，一律予以特赦。我父親也算恢復了自由……這樣，他在天津的寓公生活已無法維持，只得全家搬回北京。”9

顯然，楊度至遲在1917年正月便有了 “虎公”的別號，不然，齊白石不可能刻 “虎公所作八分”之印。如果這算孤證的話，那么，楊度至遲在1917年夏歷六月前后便有了“虎禪師”的別號。這枚印章鈐于楊度丁巳仲夏為齊白石所題《借山圖》的行書橫幅上。

實際上，楊度從青少年時期就開始了佛教的研究與學習，詳情可參看《楊度日記》。只是《楊度日記》里記載的佛教學習早期側重于佛學原理、佛學史方面， 而1917年以后的佛教學習則側重于佛學的禪宗和密宗。

其次，1917年正月二十日，齊白石為楊度治印，說明自1903年京華一別之后，齊、楊之間仍有交往，只是鑒于目前資料的缺乏，我們無法把握他們交往的細節。這枚印章為我們提供了想象的空間。

2. 1917年五月，楊度在天津為齊白石題《借山圖》

1917年，齊白石第二次至京，恰逢復辟之變，便隨郭葆生一家赴天津避亂，啟程日是夏歷五月二十日，《白石老人自傳》如是說：

住了不到十天，恰逢復辟之變，北京城內，風聲鶴唳，一夕數驚。葆生說：“民國元年正月，亂兵到處搶劫，鬧得很兇，此番變起，不可不加小心。”遂于五月二十日，帶著眷屬，到天津租界去避難，我也隨著去了。10

在天津，齊白石拜訪了楊度，夏歷六月前后，楊度為《借山圖》題詩：

數年擾擾羈城市，每憶江南采蘭芷。

昨宵一夢到家山，猶似漁樵洞庭里。

今晨盥畢聞叩門，忽見故友齊山人。

問君幾日別湘渚，卻乘兵亂來京津。

當今群師方爭戰，飛機直達乾清門。

九陌驚傳復辟詔，四郊驟見共和軍。

山人倉卒遇烽鏑，青鞋草笠奔風塵。

嗟爾平生浪游士，酷愛名山耽畫理。

暮泊黃河吊日斜，朝登少室看云起。

淋漓風雨入纖毫，灑落煙云歸片紙。

篋里寥寥幾畫圖，胸中無數奇山水。

落拓江湖老畫師，晚遭兵燹更支離。

十五年來一相見，各訝蒼顏非昔時。

湘潭已沒樊山老，夏大逋亡郭五羸。

昔與游山題畫者，今日披圖一淚垂。

世事蒼茫誰料得，六年五見興兵革。

群雄戰斗任縱橫，吾輩詩歌莫蕭瑟。

白日蒼蒼照海頭，當前行樂更何求。

君無山隱借山隱，我未游山借畫游。

眼底山川能適意，亂離身世聽悠悠。

予以逋亡避居海隅，丁巳仲夏，白石山人北來相訪，忽值兵亂，即相驚慰，更為題其《借山圖》，用志世變，并記蹤跡。楊度。（圖4）

圖4 楊度 題借山圖 紙本

29.5cm×46.5cm 1917年 北京畫院藏

楊度的《借山圖》題詩，信息頗多：

其一，楊度思鄉心切。從“每憶江南采 蘭芷”“昨宵一夢到家山”等句可知。

其二，楊、齊自癸卯一別至此次相逢， 中間再無面晤機緣。從“十五年來一相見” 句可知。

其三，夏午詒逋亡、郭葆生羸弱。從 “夏大逋亡郭五羸”句可知。

其四，他鄉遇故知，喜出望外。從“今 晨盥畢聞叩門，忽見故友齊山人”句可知。 而且從此句可知齊白石是清晨拜訪楊度的。

其五，楊度對時局有厭倦的傾向，打算以詩歌文藝為樂。從“群雄戰斗任縱橫，吾 輩詩歌莫蕭瑟”句可知。

3. 1919年，齊白石與楊度的君子協定

1919年，齊白石三上京華，楊度亦居北京。這一年，齊白石與楊度有個君子協定：齊白石把錢存于楊度處，以年息8厘為約，且可隨時取還。茲將齊白石存錢狀況列表于下（表2)：

關于齊白石為什么將錢私存于楊度處,筆者認為原因有二。

其一是楊度有募集資金的訴求。這一年，作為華昌煉礦公司經理的楊度，為維持公司的正常運轉與日常開支，與公司其他股東四處籌措經費。彭國興所編《楊度生平年表》1919年條目有云：

9月，為維持華昌公司,與該公司股東周扶九等，向上海銀行借款一百萬元，又接納中美貿易公司投資銀五十萬兩（以出口銻砂作價抵繳）。旋將華昌公司在美國所設之推銷代辦處取消,委托中美貿易公司代銷出口銻砂。14

其二是齊白石也有“愿意存”的訴求。這個訴求能表達齊白石對故舊關心的態度—華昌煉礦公司的創設人梁煥奎、曾任公司總理的汪頌年、曾任公司董事的譚延闿，均與齊白石交情匪淺；況有“年息8厘”且可“隨時取還”的優厚條件；另外還 可通過楊度之口在朋友圈中廣播自己賣畫鬻印收入可觀的信息。一舉三得，智慧如齊白石者，焉有不為之理？

當然，節儉異常、疑心頗重的齊白石愿與楊度君子協定，充分說明了齊白石對楊度超出尋常的信任。

4. 1921年，齊白石與楊度書信

目前所見齊白石與楊度唯一書信并非原件,而是記錄在齊白石1921年夏歷五月二十八日的日記當中。錄于下：

廿八日，與阿梅書 ……又與楊皙子書云：連年以來，求畫者必曰請為工筆，余目視其兒孫需讀書費，口強答曰可矣，可矣，其心畏之勝于兵匪。兵匪之出門，余尤喜其一息尚存，君子尚可憐也。惟求畫工致者出門，余以為羞，知者豈不竊笑？此二者孰甚？公為決之，果兵匪善，余將從兵從匪，不從求畫工筆者。15

從這封書信的內容可明顯看出，雖然齊白石早已開啟了衰年變法模式，但他自己所謂的“紅花墨葉”一派大寫意作品，并未完全得到市場的認可，一部分顧客還是青睞齊白石的工致畫。對于這種局面，齊白石視之甚于兵匪之患，寧愿接受窘迫的生活困境，也決不“為稻粱謀”而蒙羞。從中可以見出，齊白石衰年變法不僅要遭遇藝術界視為 “野狐禪”的嗤之以鼻，還要頂住藝術市場 “胡攪蠻纏”的現實壓力。這種雙重圍困終究被飽受煎熬的齊白石輕松化解— “余將從兵從匪，不從求畫工筆者”。可見齊白石力排眾人非議的意志力何等斬絕與堅定。當然，如此心中款曲愿與楊度分享，也可見出楊度在齊白石心中的地位是何其重要。

5. 1928年農歷三月，楊度為齊白石撰寫生壙銘

1928年農歷三月，楊度應齊白石之請，作《湘潭齊山人自壙志銘》，志文較 長，因其中信息頗多，對齊白石研究的專家、學者或有裨益，錄于下：

齊山人，名璜，字瀕生，湘潭縣人也，世居縣南白石山下，故號白石山人。家素 貧，少習木工，傭工得值以養父母。然山人于藝術有天才，所作木器雕刻甚美，稍長更攜石印兼事繪畫。山人習此二藝終身，遂以成名，且以自養。清末升平日久，館閣文字皆尚莊雅，石印名家丁黃與趙，畫則三王、吳、惲一世所宗，莫敢出入。山人性厭拘束，動違古式，任意創作，不顧非笑，晚年精到，遂開新派。世局劇變，學藝隨之，雖曰天才，亦時勢使然也。

山人初在鄉曲，世無知者，惟同縣耆儒王湘綺先生奇之，置之門下，始聞于府縣。且與同縣楊度、郭人漳，桂陽夏壽田等為同門友，諸人皆以山人天授畫材，今居村，足跡不出衡山洞庭間，耳目狹，無以發揚才氣，乃邀山人出游。先東南，后西北，游兩廣時，主郭將軍人漳；游江西、陜西時，主夏編修壽田；皆為賓友，不受職任。于是十年之中，山人以一客身，作汗漫游，泛舟長江，探諸名勝，南逾五嶺，觀桂林山水； 浮大海，涉潼漢，西登嵩山、華山，北渡黃河，攬太行及長城形勢后，乃止于北京。山人既遍游其名山大川，畫蓋雄奇恣肆，彌近天然。年六十后，藝乃大成，與安吉吳昌碩齊名。二人終身未曾一面，治藝各不相師，然皆排古自創，故并稱革新派。

民國初年，昌碩鬻畫上海，山人鬻畫北京，皆兼刻石，世稱南吳北齊，名滿中外，日本人尤重之。同時畫者陳衡恪輩，皆自謂不及也。山人以藝名者數十年，亦專以藝自給。平生游歷南北，巨公倒屣，未受一日之祿。晚居北京，冠蓋滿途，絕無干情，布袍葛履，踽踽徒行，所居城南僻巷，庭多茂草，寂若山居。求藝者來，自為應對，榜價于室，非錢不畫。綜其一生，自為木工，以至鬻畫， 曾無暇逸，亦不求人，壯老一致，自食其力。人或嘆其貧勞，山人安然，不苦而樂。蓋知足少欲，其性天然也，凡人不能無食而生，舉世方欲不勞而食，山人獨以布衣終生，自勞自食，得人生之正道，可謂君子人矣。故其畫與石刻，高逸絕俗，有林下風，亦如山人人格，古稱德本藝末，藝徑于德，名世宜哉。征之畫史，石濤、八大之流矣。

民國十七年春，山人自為生壙于白石山下，囑其舊友楊度志之，度與同里，詳其生平，且度年五十后始習繪畫，嘗問畫于山人，知其造詣顛末，因為述之，且為銘曰：

我聞佛說，心如畫師，奇哉手腕，自寫心思。山人逸致，披圖見之，印以心印，亦正亦奇，妙造自然，似非人為，其藝如此，其德可知。

民國十七年春三月，湘潭楊度撰文篆蓋并書。16

楊度所撰《湘潭齊山人自壙志銘》 一共六段。

第一段首先對齊白石姓名、字號、籍貫及早年木匠生涯做了簡要介紹，然后對齊白石之所以能夠成名做了三個方面分析：一是終身不懈；二是極富天才，主要表現在 “性厭拘束、動違古式、任意創作、不顧非笑”；三是時勢使然。楊度對齊白石成名奧義之揭示，可謂頗中肯綮，洵為的論。

第二、三段透露的主要信息有四：一是王湘綺慧眼識珠納齊于門下，與楊度自己、郭葆生、夏午詒等同門。二是齊白石遍游名山大川后，繪畫不僅有雄奇恣肆之變，且更具天然之趣。三是齊白石與吳昌碩雖終身未能謀面，但都能排古自創，并稱革新派，有南吳北齊之譽。四是齊白石始終以鬻畫為生，自食其力，雖冠蓋滿途，卻不事干謁，以布衣終身而操守君子，可謂高逸絕俗，是德本藝末、藝徑于德的典范，堪與石濤、八大山人為伍。

第四、五、六段交待此志銘寫作緣由及寫作時間，并作贊語。

細讀楊度《湘潭齊山人自壙志銘》，我們不但發現齊白石在 1928 年時便萌生了埋骨桑梓的愿望，同時亦可見出楊度與齊白石同鄉且同門的深情厚誼。楊度用飽滿的熱情、概括洗練的筆調，極盡謳歌之能事，但落筆有由，并未夸大其詞。換句話說，齊白石在楊度那里得到了真誠的尊重，這恐怕也是齊、楊交好的核心原因之一。但這篇《湘潭齊山人自壙志銘》未見于齊白石遺物，個中原因不得而知，聯系到楊度后來的遭遇，或許形勢所逼、時勢使然是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

6. 1928年夏，齊白石、楊度補題楊補之梅花卷

2005年12月2日，《齊白石、楊度補題楊補之梅花卷》亮相于某拍賣行，茲將齊、楊跋文錄于下。

齊白石跋文：

吾鄉和伯老人畫梅空前絕后，璜曾求畫小幅，且面觀下筆，和伯畫且言曰：學楊補之六十年，自謂過之，不覺至老，自變近于寂寞也。璜往后始得見補之梅花小幅墨拓本，出筆超秀，穿花出干，遠勝金、羅畫梅，能事盡矣！了然和伯雖變，全未舍補之法度耳。紹先生所藏補之此卷氣勢尤盛，可寶者！戊辰夏同客京華，齊璜題記。

楊度跋文：

前清之末，予從王湘綺師自云湖山莊入 長沙，同縣老畫家尹和伯丈亦在等。適遇湘綺師生日，親友集賀于賈太傅祠。和丈自畫通景綠萼梅屏四幅為壽，祠壁高懸，清芬滿屋，枝繁花密，頗似冬心而枝干不為怪狀。氣韻自然秀逸，實予前此目所未見。予時驚嘆欲絕，即詢和丈畫法。和丈答曰：“墨梅以宋楊補之為祖，后人鮮能學者。予前在湘鄉王莼農觀察家，見所藏楊補之墨梅長卷，因從假得手摹一通，師之終身，故畫法全與世人殊異。”予既知其所師，惟恨未見楊卷。其后二十余年，歲在戊辰，予居北京，湘鄉王紹先兄來客予家。紹先為壯武公孫、莼農觀察子也。其家藏楊補之梅卷，在行筐中，出以示予。墨光淺淡，不工不率，枝柔而勁，花密而勻，平淡天真，若不經意。歷來畫梅無此意境。尹梅奇逸幾欲過楊，若其淡雅自然或猶不及。以吾國畫史論，畫梅仍推補之獨步，尹則楊后一人而已。尹為先君畫友，又為予弟重子外舅，即為重子夫婦之師。予自童時聞其談畫，然其平生江湖落拓，身無重名。予向推尹梅空前絕后，人多忽之，獨同縣齊君白石論與予同，固皆深知尹畫師楊故也。紹先告予，楊畫原有元明名人題跋甚多，昔因尹老建議分裱成為正副二卷，后經戊午湘亂失其副卷，幸存楊畫正卷 而無一跋，因索予與白石題記。予為略述歷年聞見于此，兼評尹畫以明楊卷來歷及其梅花之源流等。戊辰季夏湘潭楊度題于北平，時北京改名北平未及一月。17

齊、楊同跋的信息有三：

（1）齊白石、楊度對于尹和伯畫梅的高度推崇。

齊白石跋文中“吾鄉和伯老人畫梅空前絕后”句，是齊白石對尹和伯的盛贊，也是 齊白石對尹和伯畫梅的一貫態度。

楊度跋文中有“以吾國畫史論，畫梅仍推補之獨步，尹則楊后一人而已”句，亦可 見出楊度對尹和伯畫梅之褒譽。而“獨同縣齊君白石論與予同”句，則充分展示出齊、楊聲氣相通，志趣相投。

（2）齊、楊跋語，明確了楊度離京赴滬的時間。

齊白石、楊度跋文均有年款，但具體日期只能推斷。楊度跋語所透露的時間信息 更多：其一為“季夏”，即小暑日到立秋日之間。1928年的小暑日是夏歷五月二十日，公歷7月7日；立秋日是夏歷六月廿三日，公歷8月8日。也就是說，楊跋時間為7月7日至8月8日之間。其二“北京改名北平未及一月”（北京改北平的時間是1928年6月28日）。未及一月，說明時間是在1928年6月28日至1928年7月27日之間。兩相比對，則楊度跋文寫作時間為7月7日（農歷為五月二十日）至7月27日（農歷為六月十一）之間。之所以糾結這個時間點，是下文判斷楊度署“端午日”書信的寫作年份時，與這個時間點密切相關。

（3）齊、楊同跋佐證、豐富了楊云慧的敘述。

由于資料的缺乏，齊白石與楊度20世紀30年代，尤其是1922年至1928年在藝術 層面上的交往研究，幾乎空白。令人欣慰的是，楊云慧《從保皇派到秘密黨員—回憶我的父親楊度》一書中有個別段落，填補了這個空白。錄兩段于下：

洪憲失敗后，父親從天津回到北京，便閉門讀書寫字，很少和外人來往，但是和齊白石的來往仍很密切，常在一起研究詩詞和繪畫藝術。18

父親寫大字是懸腕的……他還常和齊白石研究國畫，二人詩畫相交，過從甚密， 父親對于繪畫藝術并不精，他從來沒有畫過花卉，畫過幾張山水，都是禿頭禿腦的，自己看了也不滿意。所以他沒有什么畫遺留下來。也從來沒有為任何人作過畫。19

三、齊白石為楊度所刊金石

齊白石為楊度所刊金石頗多，僅筆者所見便有42枚，其中26枚見諸楊云慧所著一書的扉頁。另外的16枚，見諸戴青山所編《齊白石印影》；郎紹君、郭天民主編的《齊白石全集》第8卷；北京畫院編《齊白石研究第四輯》所刊孔品屏撰《兼論齊白石篆刻的刀法問題》一文。

這42枚印章附有邊款的可見3枚，均為 1917年所作，最早的一枚作于正月二十日，印文曰：虎公所作八分。最晚的一枚作于五月二十二日，印文曰：楊度。其余未附邊款的39枚印章，從水準和風格判斷，大多集中在1917年至1919年。茲列表于下（表3）：

四、齊白石對楊度的懷念

辛未八月十七日，公歷為1931年9月17日，楊度病逝于上海薛華立路155弄13號家中。摯友夏午詒親書墓碑，葬上海萬國 公墓。

對于楊度的逝世，齊白石頗為懷念，三例以證：

其一，1931年，齊白石挽楊度。齊白石《白石詩草》中有挽楊度聯，曰：

袁室籌安五六人，智計超群，帝職就終君不朽；王門同學三千輩，才華無兩，世人欲殺我猶憐。（圖5）

圖5 齊白石 白石詩草 紙本

17.5cm×14.5cm 1931年 北京畫院藏

其二，1936年，齊白石獲得楊度兩個兒子的信息。《人生若寄：北京畫院藏齊白石手稿 · 日記》公開發表了齊白石的《丙子雜記》，上有關于楊度的簡略信息，錄于下：

楊度之子公庶，現在重慶大學為教授，次子公兆，現任南京國防委員會。（圖6）

圖6 齊白石 丙子雜記 紙本

16.5cm×22cm 1936年 北京畫院藏

從這簡略的記載可以見出，楊度去世五年之后，齊白石猶在關注、打聽楊度后人情況，可見楊度在齊白石心中的位置。

其三，1949年，齊白石追憶楊度。楊云慧于1949年拜訪齊白石，齊白石談到楊度時感慨萬分，茲錄于下：

一九四九年初夏 …… 當吳作人介紹我是楊度的女兒時，白石老人很高興，指著畫桌上一個放畫筆的木盒子對我說：“這個筆盒子就是你父親送給我的，可惜他……”老人說到這里不禁感慨萬分，又補充了一句：“你父親對我真不錯啊……”我怕他傷感過甚，就不多談下去了。20

五、北京畫院藏楊度與齊白石四通書信的寫作年份考

1. 第一通（圖7）

書信原文：

瀕生仁兄執事：漱伯來，得函并承惠寄畫稿數本，甚謝。樊山詩文均讀，非公烏能使此老如此。正陽至此，亦與夏、方二子得作三日之談，亦有清涼清暑之樂。南行何日，能先示耶？書不一一。弟度，七月三十一日。

圖7 楊度 與齊白石信札 紙本

21cm×15cm 無年款 北京畫院藏

此信函的書寫時間，公歷當為1917年7月31日，夏歷當為丁巳年六月十三日。理由于下：

首先，信函中“正陽至此，亦與夏、方二子得作三日之談”句的信息指向。正陽是張正陽，夏是夏午詒，方是方表。此三人當時均在天津。夏、方在天津，讀者可參閱《北京畫院藏齊白石全集 · 綜合卷》第159頁和第163頁的夏、方題《借山圖》；張正陽在天津，讀者可查看齊白石為張正陽在天津所繪《芙蓉八哥圖》，此作有“丁巳六月 十三日兄璜并記”的年款。圖見郎紹君、郭天民主編的《齊白石全集》第1卷第150頁。

其次，信函中“南行何日，能先示耶”，明顯是詢問齊白石何日返湘。此與齊白石1917年去津、赴京、返湘的時間合轍。

再就是，信函中“樊山詩文均讀，非公烏能使此老如此”中，“樊山詩文”是指樊樊山為齊白石《借山吟館詩草》所作的序文與詩跋，詩、文均寫于丁巳六月初三，即1917年7月21日，時間合轍。

2.第二通（圖8）

書信原文：

奉書并刻石九方皆甚精妙，又承賜石，何為以此累公？一切惟呼謝謝而已。弟擬明后日南行，未審有何委托，豈以見示為要，此復。即請白石先生安。弟度頓首，七月五日。

圖8 楊度 與齊白石信札 紙本

27.5cm×18cm 無年款 北京畫院藏

此信的書寫時間，公歷當為1919年7月5日，夏歷當為己未六月初八。

關于將此信款署七月五日判定為公歷的依據，在此稍加說明：楊度書信、日記紀年有個習慣，民國元年之前均以干支紀年，夏歷紀月、日，民國元年始以民國年序紀年，以公歷紀月、日。這既有許多進行楊度研究的專家一致認同佐證，亦有楊度大量的原始資料可以直接證明。當然，楊度的書信后也有署夏歷的時候，但那都是逢上了特殊的日子—端午、七夕、中秋等，便直接寫上這些節日名稱，一望便知是指夏歷。我們翻閱齊白石的《己未日記》便會看到這種現象，齊所存楊處的每筆錢數均有記錄，而楊度收錢后也會給齊白石開出收據，齊白石的日記是用夏歷，而楊度收據上均為公歷。當然，最直接的依據還是下面的綜合理由：

齊白石主動為楊度刻石九方，肯定是表達感謝之意。據目前可見資料，值得齊白石如此感謝的時間節點有二。其一，1919年，齊白石存錢于楊度處，楊度以年息8厘為利，并承諾可隨時取還。其二，1928年夏，楊度應齊白石之囑，撰寫《湘潭齊山人自壙志銘》。1928年的時間段可以排除。原因之一，是目鑒齊白石為楊度所治42枚印章，其風格與水平大多集中在1917年至1919年。 也就是說，我們無法找見1928年齊白石為楊度刊石九方的痕跡。其原因之二，楊度1928年去京（北）赴滬（南）是打算定居，而從函中“弟擬明后日南行，未審有何委托”句透露的信息看，有旋去旋歸之意，可知此函不是寫于1928年。原因之三，齊白石在《己未日記》七月初十（公歷為1919年8月5日）的日記中記道：“虎公由南回京”。與楊度7月5日所說的“擬明后日南行”的信息吻合。可斷楊度此信寫于1919年7月5日，夏歷時間為己未六月初八日。

3.第三通（圖9）

書信原文：

瀕生我兄執事：函電均悉，撥款未言數目，弟亦無從懸揣，今有函托譚英生兄撥付貳佰元與兄或世兄，請即查收。來函言明春攜兒來京學英文，未為不可。承詢，特復，即請臺安。弟度頓首，一月卅日。

圖9 楊度 與齊白石信札 紙本

27.5cm×18cm 無年款 北京畫院藏

此信的書寫時間，公歷為1920年1月30日，夏歷時間為己末十二月初十。因為齊白石兒孫赴京讀書是1920年的事，有齊白石《庚申日記》為證。二月廿五日日記云：

廿五日，會朋友，及問佃房間事，及兒輩入學堂事。21

同月三十日日記云：

卅日，夕陽，送子如、移孫往爛漫胡同內蓮花灣門牌十一號，魏殘芋家所聘先生處讀書。子如叔侄每月學費、食用、零用一并約費三十元，添補衣服書物在外。22

七月初二日日記云：

七月初二 …… 子如考中央政法專門學校。23

七月初四日日記云：

初四，移孫考京師公立第四中學。24

七月初五日記云：

十三日，中央政法專門學校發榜，子如取四十一名。25

上述五則日記，是齊白石兒孫于北京就學的原始記錄。也就是說，如若齊白石函詢楊度“明春攜兒來京學英文”，當然是1919年的函詢了。

《己未日記》中八月初十日的日記恰好能證明此說，錄于下：

初十日，發十三號家信，言子如明年來京入英文學堂事。26

至此，我們可以斷定楊度此信函寫于1920年1月30日，夏歷時間是己未年十二月初十。

4.第四通（圖10）

書信原文：

白石先生執事：南來以后，音問久疏， 然區區之懷，無日不思遠道之老友。且年來時作墨戲，間作畫以消遣，苦無請教之人，全憑自意信筆為之，如此可知其苦，更可知念公之切也。邇來近況如何？聞南湖云畫益 蒼雅絕俗，此為必然之事，惜度在遠不得見之。先生能賜一近作之山水小幅與我否？不敢請爾，固所愿也。小媳敬安隨次兒公兆入平，特令二人趨前問候起居。敬安于畫略曾淺學，今令其游公門下，敬祈不棄收錄，有以教之，無任禱幸。專此，即請臺安。弟度頓首，端午日。

圖10 楊度 與齊白石信札 紙本

26cm×17cm×2 無年款 北京畫院藏

此信寫于端午日，即夏歷五月初五，但具體是哪年呢？筆者給出的答案是1929年或1930年，理由于下：

從信函中“南來以后，音問久疏”句可知，此函當寫于離京赴滬之后，也即1928 年以后。楊度辭世于1931年9月17日，農歷為辛未年八月初六。可知楊度此函只能寫于1928年端午節、1929年端午節、1930年端 午節、1931年端午節。

前文已確定楊度離京赴滬時間在夏歷五月二十日至夏歷六月十一日之間。也就是說,楊度是在北平過的1928年的端午節,當然與信中“南來以后，音問久疏”明顯不符。因此,此信不可能寫于1928年端午節。

《湖南人物年譜》第六卷《楊度生平年 表》1931年條目云：

6月上中旬，赴上海浦東高橋，籌備杜月笙家祠落成典禮，并撰《杜氏家祠記》，典禮結束后回滬，即臥床不起。27

而1931年的端午日是1931年公歷6月20日，根據年表提供的信息，即使楊度1931年6月15日后回滬,因臥床不起,書寫此函的可能性不大。即便臥床書寫，鑒于兩人的親密程度，楊度會流露出身體抱恙的信息，而信中不但無此片言只字，反倒是向齊白石索請小幅山水范本，說明楊度學畫志趣不小。可知，此信函不會是寫于1931年的端午日。

楊云慧《從保皇派到秘密黨員—回憶我的父親楊度》有云：

一九二九年，我二哥楊公兆由國外歸來……半年后，二哥結婚了，我的二嫂名叫葛敬安，是國民黨要員黃郛的親戚，也是由黃郛介紹給二哥的。28

這段文字沒有明確楊公兆1929年歸國的日期，因此半年后，“二哥結婚了”的準確日期也只能推斷。楊云慧在敘述楊公兆回國時說：“那天，我從學校回家，二哥正在和父親講話。”29說明楊公兆回國時，楊云慧所就讀的上海光華大學已經開學，時間當在公歷3月1日以后。若據此計算，半年以后當是9月1日之后，也就是說，楊公兆和葛敬安結婚的時間應在1929年的端午節之后。結合楊度此函中“小媳敬安隨次兒公兆入平，特令二人趨前問候起居”句，可知此函極有可能不是寫于1929年端午日。因為1929年的 端午日是公歷6月14日，時間上不合轍。

當然，假設楊公兆是1929年元旦歸國，而恰逢楊云慧所就讀的光華大學元旦放假，回家兄妹相見。半年后，楊公兆與葛敬安籌備結婚，由滬赴京面請長輩和朋友參加婚禮，時間上也符合邏輯。因此，也不能完全排除此信寫于1929年端午日。

綜上所述，此信寫于1930年的可能性，就不證而明了。

結束語

自1899年正月開始，至1931年楊度辭世止，長達33年的時光里，既是同門又是同鄉的齊白石與楊度，他們相識、相知的故事，肯定不是區區萬余字能表達充分的，由于篇幅所限，只能浮光掠影地概括、蜻蜓點水地嘗試。而且這種概括與嘗試，基本上是站在齊白石的角度進行的，并且把他們交往的線索從宏大的歷史背景中剝離了出來。換句話說，筆者只對齊、楊的交往史料做了一 個剪影式的交代。

究其實，齊白石與楊度雖為同鄉、同門，但他們的人生志向與人生目標畢竟大相徑庭，這也導致了他們人生道路的迥異。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讓他們成為莫逆之交的呢？原因有三。

其一 ，共同的地緣關系、重疊的朋友圈，讓齊、楊交流無礙。

齊白石長楊度11歲，均為土生土長的湘潭縣人。這種與生俱來的特殊關系，自然會滋生出一種莫大的親近情結。這樣，齊、楊交往時不存在語言交流的障礙，甚至也不存在風俗觀念、生活習慣、思維方式的抵牾。這些無疑會在他們順利交往中發揮積極的作用。

另外，經常在《楊度日記》《楊度集》 中出現的王闿運、尹和伯、楊鈞、夏午詒、郭葆生、張正陽、羅醒吾等湖湘俊彥，或是齊白石的恩師，或是齊白石的摯友。這種重疊的朋友圈，無疑也會在兩人交往的過程中發揮橋梁作用和潤滑黏合作用。

其二，心性的高度契合，讓齊、楊內心息息相通。

齊白石與楊度均為高度自信、豪情滿懷之人。

先看楊度的自信。

戊戌年（1898）閏三月八日，楊度想用傳統的諷諫方式干政，作《大閱賦》，苦于無人代奏，政治抱負化為泡影。但楊度堅信自己的政治才干，于同年四月十三日日記中說：“余誠不足為帝師，然有王者起，必來取法。”30同年五月初一，楊度看康有為《新學偽經考》，甚為不屑，在日記中記道：“看康長素《新學偽經考》，其才足以辨偽經，其識不足以治真經。”31

再看楊度的豪情滿懷。

1903年十月四日，楊度作《湖南少年歌》， 中有： “中國如今是希臘，湖南當作斯巴達，中國將為德意志，湖南當作普魯士 …… 若道中華國果亡，除是湖南人盡死。”32

1904年二月十四日，楊度作《黃河》 歌詞，中有：“思得十萬兵，長驅西北邊。飲酒烏梁海，策馬烏拉山。誓不戰勝終不還，君作鐃吹，觀我凱旋。”33

齊白石的高度自信與豪情滿懷各舉一例。齊白石的高度自信。

癸卯年（1903）四月二十一日，齊白 石在日記中說： “畫《借山吟館圖》與午 詒，即數百年前有李營邱先生《梅花書屋圖》，又有高房山先生《白云紅樹圖》，徐 文長先生《青藤老屋圖》，不可不存數百年后有齊瀕生先生《借山吟館圖》之心。”34

齊白石的豪情滿懷。

己未年（1919）閏七月二十三日前后，齊白石為方叔章作畫記道：“余作畫數十年，未稱己意，從此決心大變，不欲人知，即餓死京華，公等勿憐，乃余或可自問快心時也。”35

這種高度自信、豪情滿懷的精神氣質，不僅使得齊、楊心性契合無間，也使得齊、楊在交往過程中息息相通。

其三，相似的傳奇、坎坷經歷，讓齊、楊內心同頻共振。

楊度是一個極富傳奇色彩的人物，他在短短不足一個甲子的生命過程中，完成了從紳士到新知識分子、從書生到組黨從政的社會活躍分子、從民黨驕子到中共黨員的轉換。而齊白石的傳奇色彩一點也不比楊度遜色，他從鄉村牧童朝著鄉村木匠、地方畫師、職業畫家、人民藝術家、蜚聲全球的國畫大師完美蛻變。

這種轉換與蛻變看起來很美好，但個中艱難與坎坷，恐怕如魚飲水，冷暖只有齊、 楊互知了。正是這種飽受坎坷的銳意進取，讓他們產生了深深的共鳴。唯其如此，楊度才會對齊白石發出“獨同縣齊君白石論與予同”的感慨，齊白石也才會對楊度發出“世人欲殺我猶憐”的喟嘆。

1917年，對于齊白石和楊度來說，注定是一個非同尋常的年份，遭全國通緝的楊度逋亡天津租界，眾人唯恐避之不及，而深受兵患匪擾、遁竄京華、自身難保的齊白石，卻仍冒著炮火登門造訪。這是一份怎樣難能可貴的情誼呢？可以這樣說，正因為 “入世甚淺”36的齊白石不畏險阻的拜訪，才拉開了齊、楊交往的嶄新篇章。也正因為齊白石具備了這種不管世態炎涼，始終以樸質、坦誠態度與人交往的高貴品質，才贏得了時人最廣泛的贊賞與認可。從這個角度來說，齊、楊交往既是共同的地緣關系、重疊的朋友圈使然，又是齊、楊相似的傳奇、坎坷經歷使然，也是齊、楊心性高度契合、毫無世俗羈絆的交往態度使然，更是風起云涌、局勢動蕩的時代大勢使然。

齊白石、楊度是20世紀不同領域中饒有建樹的杰出代表，也是20世紀湖湘文化在異地的一種亮相和綻放。這種建立在對時代判斷之后的個人能動選擇，背后究竟有著怎樣的歷史內涵、文化內涵，是值得我們尋覓與挖掘的。

注釋

1 根據《湖南省志 ·人物志》《湘潭市志 ·人物志》《湖南人物年譜》《楊度集》撰寫。

湖南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湖南省志 · 人物 志》，湖南出版社，1992。

湘潭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湘潭市志 · 人物 志》，中國文史出版社，1997。

熊治祁編《湖南人物年譜》，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

劉晴波主編《楊度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2 齊良遲主編，宗德路、齊展儀副主編《齊白石文 集》，商務印書館，2015，第67—69頁。

3 郎紹君、郭天民主編《齊白石全集（普及版）》第 十卷，湖南美術出版社，2017，第11頁。

4 北京畫院編《人生若寄：北京畫院藏齊白石手 稿 · 日記》，廣西美術出版社，2013，第47頁。

5 熊治祁編《湖南人物年譜》第六冊，湖南人民出版 社，2013，第303頁。

6 北京市檔案館編《楊度日記》，新華出版社，2001，第127—128頁。

7 馬積高主編、王闿運著《湘綺樓日記》第四卷，岳麓書社，1997，第2195—2196頁。

8、9 楊云慧：《 從保皇派到秘密黨員—回憶我 的父親楊度》，上海文化出版社，1987，第80頁、第76頁。

10 同注釋2，第87—88頁。

11 同注釋2，第88頁。

12 王明明主編、呂曉分卷主編《北京畫院藏齊白石全集》綜合卷，文化藝術出版社，2010，第220頁。

13 同注釋10，第90頁。

14 同注釋5，第321頁。

15 北京畫院編《人生若寄：北京畫院藏齊白石手稿 · 日記》，廣西美術出版社，2013，第277— 278頁

16 劉晴波主編《楊度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第714—716頁。

17 何歌勁：《湘潭歷史文化名人—楊度》，湖南出版社，2009，第206—207頁。

18 同注釋8，第47頁。

19 同注釋8，第83—84頁。

20 同注釋8，第47頁。

21、22、23 同注釋4，第227頁、第228頁、第238頁。

24、25、26 同注釋4，第238頁、第238頁、第195頁。

27 同注釋5 ，第329頁。

28、29 同注釋8，第114頁、第113頁。

30 北京市檔案館編《楊度日記》，新華出版社， 2001，第88頁。

31 同上，第95頁。

32 同注釋16，第95頁。

33 同注釋16，第98頁。

34 同注釋15，第54頁。

35 同注釋15，第197頁。

36 朱德裳對齊白石的評價，見《北京畫院藏齊白石 全集》綜合卷第16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