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2年6月25日，臭名昭著的惡魔軍醫石井四郎出生，他后來成為醫學博士，日本陸軍中將，是關東軍防疫給水部（731部隊）的創始人和部隊長，以進行人體實驗、研制細菌武器而知名，對中國人民犯下滔天罪行，是一名日本戰犯。

石井四郎

石井于日本在中國東北建立的傀儡政權——偽滿洲國境內設置“731部隊”之基地，進行研究和制造細菌武器、對大量抓獲的中國軍民進行人體實驗與活體解剖，至少有3000名俘虜被“731部隊”以各種實驗方式殺害，石井也在戰間期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于各地策劃了多次細菌戰攻擊行動，但他的生化戰也導致日軍傷亡而被解除職務，其參與策劃過如滿蒙邊界的諾門罕、中國戰場上的常德、浙贛和美國西岸等等細菌戰。

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后，他逃回日本，以手中掌握的大量731部隊的細菌試驗資料為資本，收買了美國海軍，從而逃脫了被作為戰犯的審判。1959年秋因患喉癌死于日本。

逃脫懲罰的惡魔軍醫戰犯

細菌戰的準備

1916年4月，石井四郎進入京都帝國大學醫學部，1920年12月畢業，當時28歲的石井四郎決心成為一名陸軍軍醫，為日本和天皇效勞。

1924年4月，石井四郎以代培學員的身份再入京都帝國大學，進研究生院學習和研究細菌學、血清學、防疫學、病理學和預防醫學。

1927年6月，石井四郎獲得微生物學博士學位，被分配到京都衛戍病院，此后，他在學術雜志上發表一系列論文，在醫學界漸漸地頗有了名氣。促使石井四郎下定決心從事罪惡的細菌戰，源自于他發現了二等軍醫（相當中尉）原田撰寫的有關細菌戰的報告書，引起他內心的強烈共鳴。在1927年間，石井四郎頻繁往來京都和東京之間，向陸軍部和參謀本部兜售細菌戰的作用，遠藤三郎（當時為尉官，后累升為陸軍中將）曾在當時的日記中記載：“當時石井經常在參謀本部露面，大家都知道他，向各參謀游說細菌戰的重要性。”

1928年8月至1930年，石井四郎到歐洲“考察”，陸軍中將軍醫北野政次說過：“石井最初是自費，后來才變成國費。”而當時日本軍事機構慣例，經常派遣所謂“最優秀的年輕軍官”到海外學習、考察軍事，同時盡可能地收集情報。石井四郎歷時兩年，先后到過新加坡、錫蘭、埃及、希臘、土耳其、意大利、法國、瑞士、德國、奧地利、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比利時、荷蘭、丹麥、瑞典、挪威、芬蘭、蘇聯、愛沙尼亞、拉脫維亞、東普魯士、夏威夷、加拿大及美國本土，而石井四郎考察的重點是暗中調查德國及其他國家秘密研制細菌武器的情況。據史料披露石井四郎此行，是由以日本陸軍省第一干將而聞名的永田鐵山大佐的派遣。

石井四郎于1930年秋回到日本，即開始進行細菌戰的準備。石井四郎認為：“軍事醫學不僅僅是治療和預防，真正的軍事醫學的目的在于進攻。”隨后，向已升任為日本陸軍省軍務局局長的永田鐵山少將匯報，在結束匯報時，石井四郎建議：“我認為，研制細菌武器已刻不容緩，遲延一日，必將使日本遺恨無窮。”石井四郎回到東京4個月后，被任命為陸軍軍醫學校防疫部教官，同時晉升為陸軍少佐。他繼續到處游說細菌戰的重要，所持的最重要的理由竟然是“細菌戰無疑具有特殊的可能性，否則國聯也不會禁止”。

石井四郎的目的是想在陸軍軍醫學校設立一個以他為首的“防疫研究室”，以開展細菌戰的研究，并逐步成為日本細菌戰的大本營。

1932年8月，東京若松町的陸軍軍醫學校內，所謂的“防疫研究室”終于設立了。盡管當時是設在防疫部的地下室，規模較小，石井四郎也僅有5名助手，但卻是石井四郎“食人魔窟”起始的雛形。

石井四郎同部分陸軍軍官合影

1932年末，為了加緊細菌戰的研究，日本軍部一再下令：要“以物質和名望來滿足石井四郎的需要”。

1933年8月，日本陸軍軍醫學校校長小泉將自己實驗室后面的一塊地給了石井四郎，在此處又建成一棟面積達1795平方米的新樓，與防疫部原來的建筑相接連，并改稱為“防疫研究所”。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這里一直是石井四郎在東京的細菌戰大本營，石井曾洋洋得意地說：它是日本“制造軍火工廠的楷模”。

哈爾濱據點

石井四郎并不滿足于僅在日本本土上研究細菌戰，于是他親自執筆撰寫報告。報告中提出請求：“現在，我們感到，對細菌武器的研究，是必須加以實驗的時候了，我們要求軍部，把我們全體調到滿洲，使我們用來維護細菌武器得以高度的發展。”日本大本營批準了他的報告。

1932年8月31日，石井四郎和他從小長大的朋友增田知貞以及4名助手、5名雇員隨行，到中國東北花費了一個多月的時間，跑遍了整個東北。目的是要在中國東北選擇建立細菌研究基地的地址，之所以選擇東北，是因為在中國東北容易得到細菌研究的“材料”——活人；另外，中國東北靠近蘇聯，氣候也與其相似，一旦與蘇軍交戰，可以直接地實施細菌攻擊。石井四郎的主張得到了日本大本營的支持。同時，石井四郎的細菌戰計劃，也得到了關東軍的大力支持。關東軍高層認為細菌戰能起著擊敗蘇軍的重要作用，細菌戰將成為抵消日軍在對蘇作戰中兵力上的劣勢。

1933年8月，石井四郎命令日軍在哈爾濱市南崗區宣化街與文廟街交叉口一帶，攆走了當地的商店主、職員和居民，秘密設立了細菌研究所（石井部隊），密稱“加茂部隊”，取名“加茂”，是源自石井的家鄉名稱。此外，這支臭名昭著的細菌部隊還常冠名為“東鄉部隊”，這是因為石井四郎十分崇拜在日俄戰爭中的東鄉平八郎元帥，而且石井本人采用的別名也為“東鄉大尉”，細菌部隊基地里的宿舍區稱“東鄉村”，神社稱“東鄉神社”。

東鄉部隊本部

1933年秋，“加茂部隊”派黑田大尉在黑龍江省五常縣背蔭河圈定了500多平方千米的地盤，在附近村屯強征近千名勞工和幾百輛馬車，日夜不停地修筑“兵營”。不到一年時間，便建成了約100棟的磚瓦房。“營區不僅有營舍，還有到背蔭河火車站的專用線和飛機場。

背蔭河細菌實驗基地舊址

細菌試驗場

1933年12月8日，關東軍參謀遠藤三郎視察這里時，說：“初具規模達600平方米的大兵營，令人產生一種好似要塞的印象。這雖然是他們努力的結果，20幾萬元的經費開支看來還是值得的。”而石井四郎本人也成為了有可他直接指揮的三百多人的細菌部隊部隊長。

背蔭河細菌實驗場不僅中國人不許靠近，就連火車經過背蔭河車站時，也要放下車窗簾，嚴禁旅客向車外探望。細菌實驗場的日本人員很少外出，并都使用假名。即使與國內家屬通信，也經過關東軍的審查。背蔭河細菌實驗場完全成為了與世隔絕的軍事要塞。背蔭河細菌實驗場因派了一個名叫中馬的大尉管理“兵營”，不知底細的當地老百姓都稱這座神秘的“大兵營”為“中馬城”。

在“中馬城”營區中央是監獄和人體實驗的綜合設施。監獄是按關押1000人的規模建造，通常關押著500—600人。牢房很小，“犯人”幾乎總是戴著手銬和腳鐐。每個被囚禁的人平均3—5天內采血500cc左右，采血從未停止過。等囚徒衰弱不再具有“研究價值”便注射毒液或槍殺，然后進行解剖，最后送到焚尸爐焚燒滅跡，焚尸爐由化名細谷的石井四郎的二哥石井剛男負責。

石井四郎在背蔭河進行的細菌人體實驗重點，放在炭疽、鼻疽、鼠疫和霍亂三四種的接觸傳染病病菌上；此外，還利用人體進行毒氣瓦斯、毒液實驗；同時以人體為“材料”來進行凍傷實驗。時任關東軍參謀長的岡村寧次曾到背蔭河視察，對凍傷實驗尤為關注，因為關東軍在中國東北鎮壓抗日武裝及日后與蘇軍作戰時，面臨的嚴重問題便是嚴寒下凍傷威脅。視察后，岡村寧次給上司的報告書中寫道：“凍傷最好的治療方法是在37攝氏度的水中浸泡”，這一發現是“根據使用人體用各種方法經過反復的試驗所獲得的寶貴的數據而得出”。

實驗中的731部隊

“中馬城”從1933年下半年復合設施還沒完成，石井四郎便迫不及待地開始啟動使用，1934年秋天，在中秋節因看守的日本兵警戒松懈，有30余名囚徒越獄，其中王子揚等12人僥幸逃脫。由于這次越獄事件，使石井四郎感到將背蔭河選擇在東北抗日聯軍第三軍的游擊區域，是選錯了地址。但為了減輕和推卸責任，石井四郎還是采取了暫時維持，看看情況再定的辦法。但此后，抗聯第三軍趙尚志部曾幾次襲擊“中馬城”及附近日軍駐地，甚至發生了攻城未克事件，迫使石井不得不下定決心重新選擇“基地”了。

擴建細菌部隊

1934年12月28日，關東軍參謀遠藤三郎和化名“東鄉”的石井四郎，從長春出發，途經哈爾濱也沒有停留，直奔背蔭河的“中馬城”。盡管兩人對搬遷一事只字未提，但已下定決心廢棄“中馬城”了。石井四郎以背蔭河細菌實驗場發生“意外的火災”為借口，向日本參謀本部提出遷移和擴大“加茂部隊”的計劃，很快便獲批準。石井四郎將設備和機器裝運至哈爾濱，把關押的人員秘密殺死，不久，“中馬城”變成了廢墟。

從背蔭河“中馬城”的細菌部隊撤到了哈爾濱市的“加茂部隊”本部，即宣化街與文廟街交叉口處，在日本陸軍醫院的南院，以日軍醫院為掩護，進行秘密的細菌研究活動。臨街的大鐵門經常關閉，由荷槍實彈的日本兵把守。里邊一座二層的小黃樓，出入的都是一些日本軍人和穿白大褂的日本人。這里既像是工廠，又像是醫院。對外稱“關東軍防疫給水部”，加上這里確實生產濾水器這個半公開的事實，起到了掩蓋罪惡真相的作用。

關東軍在哈爾濱設立的731細菌部隊駐地全景

早在1931年，石井四郎便公開展示自己發明的濾水機，為了證明這種濾水機能把濁水、污水變成可飲用水，他多次在大規模的公開場合表演。1933年，昭和天皇視察陸軍軍醫學校時，就曾觀看過石井的演示。日本陸軍海軍參謀長也曾親眼目睹過。為證實濾水機的功能，石井四郎甚至不惜當場親自喝下經過濾水機的尿液。這種石井式濾水機后來在硫磺島戰役時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1935年初夏，關東軍強占距哈爾濱市約20公里的平房地區，圈定6平方公里范圍，并于1936年春動工，開始了營建細菌部隊的設施。這是一項極為保密的巨大、綜合性的工程，石井四郎在長春招募了4個日本建設株式會社承擔，經時兩年多才告完成，工地上使用中國勞工有時超過去1500人。

從細菌部隊設施藍圖上看，區內至少建有76棟建筑，包括指揮中樞所在的二層樓，即由3棟、4棟、5棟、6棟組成的細菌研究中心的“四方樓”，占地約為15000平方米，內有各種細菌研究室、可供全年使用的凍傷實驗室、監獄、解剖室等，還有處理人體和動物尸骸的3個焚尸爐。

1936年時，平房及附屬設施的年度預算為“人力費300萬日元，各支隊20—30萬日元，試驗研究經費600萬日元”。所以事實上石井四郎掌握著1000多萬日元的預算經費，而在當時即使指揮幾個師團的將官們如果得到如此一筆預算也會高興不已。1938年石井四郎晉升為大佐。1938年6月30日，關東軍司令部發布了第1539號命令，確定了平房“特別軍事區”范圍及規則，“特別軍事區”總面積約120多平方公里。

731部隊為焚燒死于細菌試驗的無辜者而設的焚尸爐遺址

731細菌部隊的規模遠遠超過了德國法西斯“波茲南細菌研究院”，是世界上最大的殺人工廠。731細菌部隊人員配備比其它培訓部隊高出一等，配有一名中將和四名少將，全員時為2600人。1939年末，關東軍副參謀長遠藤三郎少將來到平房，看到石井部隊的“驚人規模”并與此1933年背蔭河細菌實驗場相比，不由發出“大有不勝今昔之感”。

731部隊野外訓練

石井四郎千方百計地將日本幾乎所有的細菌學者建立聯系，使他們為這支細菌部隊給予援助。而且，日本的大學也幾乎都被動員起來了，除東京的陸軍軍醫學校外，還有京都帝國大學、東京帝國大學、東京的傳染病研究所等等。而且在中國東北與石井四郎共過事的那些部下，戰后很多人都成了大學里的醫學部部長、主任教授、大學校長，或是創造戰后日本經濟奇跡的各業界中技術骨干力量，擔任著重要職務。如731細菌部隊氣性壞疽、炭疽班班長植村肇，戰后任日本文部省教科書主任調查官；731部隊的長友浪男，戰后曾任日本北海道副知事 ；731部隊防疫研究室的金子順一，戰后曾任日本防務廳主任研究員；1644部隊防疫研究室的村田良介，曾任日本厚生省國立預防衛生研究所（現為國立傳染病研究所）第六任副所長和第七任所長；731部隊凍傷課課長吉村壽人，戰后曾任日本京都府醫科大學校長。據最新資料披露：共有79名日本細菌戰犯在戰后受到重用。

發動細菌戰爭

1939年5月，日軍與蘇、蒙的軍隊發生沖突，石井四郎視為進行細菌戰試驗的最好機會，他制定了具體實施方針政策案。6月份石井四郎在海拉爾儲備了2000多枚載有疽、傷寒、霍亂菌的炮彈，準備發射到蘇軍陣地。到了7月份，關東軍司令官植田謙吉為挽回日軍的敗局，終于答應了石井四郎所求。欣喜望外的石井四郎將731細菌部隊當時僅有的400余名各種從事細菌戰人員抽調一半，以“關東軍防疫班”名義參戰，并將22. 5公斤沙門菌和傷寒菌投入哈拉哈河中。在7、8月份，石井四郎又將早在6月份儲存在海拉爾的細菌彈運至前線，發射到蘇軍的陣地上。1939年10月1日，731細菌部隊作為衛生部隊在日軍軍史上首次獲得的戰功獎狀。由第6軍司令官荻州立兵中將親自頒發，石井的正面半身照片附著報紙選擇性的報道了。石井獲得個人功四級金鵄勛章。

731部隊野外實驗

731細菌部隊的特設監獄可關押四五百人，該部隊的細菌部隊長川島清供認：“每年有600名左右的‘特移處理’者被送到這里”。保守推測從1939年8月到1945年8月，大約超過3000人當作“實驗材料”遇害。而這個數字不包括1939年8月以前被害者，及在安達、海拉爾等地被731細菌部隊支隊殺害者，還沒計算在中國內地投撒細菌而被害的人數，戰敗前后釋放帶菌動物所造成的人員死亡數。

1940年7月，石井細菌部隊組織了第一批遠征隊，在石井四郎親自帶領下，在浙江寧波上空投撒傷寒、霍亂、鼠疫菌；10月4日在衢州、22日在寧波飛撒細菌；11月和12月又在金華、上虞、湯溪等地投撒細菌。1941年春，石井細菌部隊按照關東軍司令部下達的的命令，派出第二批遠征隊，由第二部隊長太田澄大佐帶領，開始時為60人，后增加到100余人，其中有30名細菌學專家。遠征隊在常德一帶撒布染有鼠疫菌的跳蚤，引發該地區鼠疫流行，死于鼠疫達400多人。4月21日又在新登縣上空投下細菌，11月4日在常德市區投撒鼠疫菌，12月19日，日機在諸暨上空散布鼠疫菌。

1941年夏，為掩護日本的細菌戰罪惡活動，日本細菌部隊啟用“滿洲第731部隊”的番號。用鐵制的彈殼裝細菌或跳蚤，常會因爆炸時發生高溫而殺死細菌或跳蚤；低空投放，飛機又易被擊落，石井四郎一直為此頭痛。1942年春天一個深夜，石井四郎突然召集731部隊高級軍官開會，當眾宣布想出了用陶土制造彈殼的方法，這種陶土制的彈殼，被稱之為“石井式瓷制細菌彈”。

731部隊本部，如今改建為“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罪證陳列館”

1942年8月1日，石井四郎因貪污實驗經費被撤職降級，調到南京任第一軍的軍醫部長。然而，石井四郎后來對此解釋為：如果他繼續從事研究，他的仕途也就走到頭了，陸軍軍醫最高軍銜只能為了獲得更高的官銜，他需要有實戰的經歷。

1942年5月，中日展開了浙贛會戰，到8月戰斗結束。日軍在作戰中俘虜了數千名中國軍人，俘虜收容所分別設在玉山等兩處，每處關押1500余名。8月下旬，石井四郎從南京飛抵衢縣，他首先想到是要利用這3000余名的俘虜，來傳播劇烈的傳染病。于是在給俘虜的3000多個饅頭中注入腸傷寒菌、副傷寒菌，在餅干上也涂上了這些細菌。然后將這些饅頭、餅干給又累又餓的俘虜食用，最后釋放了這3000余名俘虜。數日后，在日軍迅速撤離后的該地區，傳染病迅猛地蔓延起來。在第731部隊的基地發表了成果報告，其中記載：“派遣隊在現地調查的結果，傳染病突發并流行中最有效果的是副傷寒菌。”

美國近年公布的731部隊圖片

1942年9月，石井四郎到山西，大肆布置細菌戰，山西的日軍曾多次使用細菌武器。1944年夏，石井四郎奉命離開山西回國。1945年3月，石井四郎奉命重返731細菌部隊，再次被任命為部隊長。石井四郎馬上利用職權，把曾調查自己貪污案件的、曾任731部隊總務部長的中留金藏中佐，調到太平洋戰場，使其不到一個月就喪了命。

日本戰敗前夕，石井四郎嚴令督促全部隊拼命突擊生產，石井建議將731細菌部隊儲存的細菌和數噸含毒菌的跳蚤、老鼠放撒到蘇聯各都市，然后，致人于死命的傳染病就會迅速蔓延全歐洲，但石井的意見未被上司采納。

戰敗后逃脫審判

1945年8月9日，日本戰敗在即，石井四郎隨731部隊全體撤回日本。為防止罪行曝光，關東軍司令部密令石井四郎趕在蘇軍到來前毀滅一切證據。石井四郎在撤離前命令銷毀證據，還向部下發出威脅，要他們把有關731部隊的一切帶入墳墓。日本投降，石井四郎扔下部屬，搶先逃命回國。而731細菌部隊奉照石井逃離前的殺人滅跡的指令，除炸毀“四方樓”以銷毀罪證外，還殺害了所有供實驗用的被關押的人。石井四郎還乘坐飛機在731部隊上空盤旋，從上往下對爆破毀壞的研究設施進行拍攝。日本人走得匆匆忙忙，本想徹底破壞，但由于規模巨大且設施過于堅固，一些建筑沒有徹底銷毀，兩根煙囪依然矗立著，沒有來得及炸毀。

1945年12月，石井四郎離開東京回老家千葉縣隱居起來，由于害怕成為戰犯，他連假葬禮都準備好了，但被美軍情報人員跟蹤逮捕，押回東京。1946年1月17日至2月25日，美國特派細菌戰專家湯姆森審訊石井四郎，要求其交代犯罪事實。石井四郎卻拒不認罪，詭稱“創建731部隊是為了保衛日本，研究細菌戰是為了自衛”。

1932年，于陸軍軍醫學校防疫研究室的石井

1947年，石井四郎自知本人和731部隊罪行深重，為逃脫懲處，他的助手內藤良一陸軍中佐與美軍談判，以提供人體實驗和細菌研究資料為條件，向美軍提出：作為交換條件，把731部隊的情報資料數據全部交給美國，免除其全體人員的戰爭責任。美國同意了他的請求，通知蘇聯軍隊：“石井四郎等人下落不明，731部隊成員不能作為戰犯處理。”從此他們被美國包庇下來，逃脫了審判。

戰后出現在731前成員聚會的石井

1951年，石井四郎從東京抵達朝鮮，把細菌武器投放到朝鮮戰場上。1959年10月9日，石井四郎因患喉癌病死。

編輯 | 臥闌聽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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