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由“登記錯誤”引發的補償拉鋸戰：

山東聊城的呂先生手握7.09畝土地的《農村土地承包合同》和2015年頒發的土地承包經營權證，卻在2022年地塊征收時遭遇村集體“翻舊賬”——村委會堅稱當年登記有誤，土地實為集體所有，并憑一紙《情況說明》拒絕向其支付補償。更令人愕然的是，當地區政府以村集體決議為由，未予任何補償便強制清表占地，甚至對呂先生后續提交的《安置補償申請書》置之不理。

爭議核心：三方法理邏輯的對撞

村集體的“歷史糾錯論”：2022年10月，村網格支部出具《情況說明》，聲稱“河東地塊”屬登記錯誤；2023年街道工委更以“工作失職”為由對時任村支書黨內警告，意圖佐證“錯誤登記”的存在。村集體主張征地款已全額轉入集體賬戶，與呂先生無關。

區政府的“權屬爭議擋箭牌”：區政府采信村集體證據，辯稱土地權屬存在爭議，故補償對象僅為村集體。其核心邏輯是：村集體決議可否定既有物權登記，無需對持證農戶單獨補償。

農戶的“登記公示公信力”主張

拆遷律師指出：土地承包合同與經營權證形成雙重確權證據鏈，具法定物權效力；即便存在爭議，亦須先行變更登記而非直接剝奪權利；村集體單方說明不能推翻政府已頒發的權屬證書。

法律交鋒：登記效力能否被一紙“說明”擊穿？

確權登記的物權法定性：根據《不動產登記暫行條例實施細則》，土地承包經營權自登記時設立，證書是物權歸屬的唯一法定憑證。行政機關或集體組織非經法定程序不得撤銷。

村集體決議的權限邊界：村集體雖可對土地管理提出異議，但其決議不可對抗生效行政登記。依據《土地權屬爭議調查處理辦法》，權屬爭議須由縣級自然資源部門調查處理，村集體無權自行“認定錯誤”。

行政機關的審慎審查義務：區政府在征收中負有核實權屬的法定職責。其直接采信村集體單方證據，卻忽視已登記物權憑證的行為，涉嫌違反《土地管理法》第47條規定的“先補償后征收”原則，構成行政不作為。

類似判例警示：陜西柞水縣一案件中，鎮政府因未核實土地四至界線及歷史承包檔案，草率將爭議地確權歸集體，被縣政府以“事實不清、程序違法”撤銷決定。

勝訴關鍵：復議機關對登記效力的剛性捍衛

2024年11月，聊城市政府作出復議決定，直指區政府三大謬誤：

證據倒置邏輯錯誤：村集體說明僅為單方陳述，不能對抗法定權屬證書；

回避登記變更程序：即使存在登記瑕疵，須先注銷或變更登記后方可調整補償對象；

怠于履行補償職責：清表占地后拒不答復申請，實質剝奪農戶程序權利。

復議結果：責令區政府60日內對呂先生的補償申請作出書面答復，為確權農戶的實體維權鋪平道路。

深層啟示：農民如何守住“紅本本”里的權利？

確權憑證是維權基石：土地承包證、不動產權證等法定權屬文件在征收中具有優先證明力。農戶需妥善保管，并在權屬受質疑時第一時間出示。

異議時效是生命線：

對村集體決議異議：30日內向鄉政府申請處理；

對補償方案不滿：公告10日內提異議或申請聽證；

對行政不作為：60日內申請行政復議。

專業法律干預破局“村規霸權”

當村集體以“歷史錯誤”“村民決議”否定登記時，律師可通過：啟動行政履職之訴，迫使行政機關核查權屬；申請撤銷違法決議，如針對程序瑕疵的村集體會議；提起物權確認訴訟，司法確權阻斷爭議。

維權的本質：以程序剛性對抗權力任性

土地管理實踐中，村集體決議與行政登記沖突頻發。呂先生案的深層價值在于昭示：當白紙黑字的產權證書遭遇“口頭否定”，法律選擇的從不是靈活妥協，而是對既有登記秩序的無條件維護。

在城鎮化浪潮中，每一本土地確權證書都應是農民權利的“鐵甲盾牌”，而非可被權力隨意撕毀的“空白支票”。當村集體試圖以“集體意志”重塑土地權屬版圖時，司法與復議機關的回答清晰如鐘：登記簿上的姓名，不是橡皮擦下的鉛筆字，而是刻進法律文書的權利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