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75年最后一批特赦的戰犯中，有兩人要不是因為嘴硬，可能早就出去了，甚至有一位可能甚至無需等到1959年第一批特赦。

那位可能無需等特赦的，就是電視劇《特赦1959》中劉安國的歷史原型、徐州“剿總”前進指揮部中將副參謀長文強，那位名字原本已經出現在第一批特赦名單上，卻因改造態度不好而被管理所堅決反對，所以直到1975年才特赦的十二兵團中將司令黃維。

文強有沒有后悔，他在《口述自傳》中沒有說，但黃維肯定后悔了，他在《我在功德林的改造生活》一文中回憶：“那時我對學習非常抵觸，常常說些挑釁性的怪話或做些挑釁性的動作。功德林里的人，無論管理員或同犯，都認為我最頑固，事實也確實如此。（本文黑體字，除特別注明外，均出自黃維回憶文章）”

文強是誰，可能熟悉八一南昌起義和淮海戰役的讀者諸君都知道：這位嘴硬的戰犯，原先可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如果他不改弦更張，1955年會被授予什么軍銜，筆者還真有點不敢猜。

文強的經歷和社會關系太復雜，說多了不好，咱們還是來聊一聊讓黃維最后悔的五件事——他最后終于承認：“我們過去都是蔣介石集團發動反人民內戰的執行者，由于我們的罪行，嚴重阻礙了中國革命的進程，妨礙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把國家拖到了絕境，論罪真是罪該萬死，死有余辜。”

大家都知道黃維在戰犯管理所期間，甚至特赦當了文史專員之后，還癡迷于研究不可能成功的“永動機”，并感到十分奇怪：如果說黃維在戰犯管理所期間“研究永動機”是為了逃避學習改造，那他特赦后當了文史專員甚至副部級的全國政協常委，為什么還抱著永動機不放？

全國政協常委是副部級，這一點黃維說得很清楚：“1978年3月，我又被推選為全國政協常委，按照周總理生前的指示，政協常委是副部級的待遇，這真使我受之有愧。”

享受著副部級待遇還去研究永動機，說明他是真想做出點利國利民的事情來，事實上他在研究永動機之前，還曾想發明“黃維砌磚機”，估計那就是“建筑機器人”一類的東西。

黃維人送綽號“書呆子”，如果讓他從基礎做起搞發明，或者繼續在“新式軍校”當校長，可能就不會“兩頭不落好”了：十二兵團從副司令胡璉到十八軍軍長，都對黃維評價極低，認為十二兵團全軍覆沒，與黃維指揮失當有絕對的關系。

與其說黃維是一個嘴硬的軍人，倒不如說他是一個執著的學者——研究學問，確實是需要鉆牛角尖的，但是到了瞬息萬變的戰場上，一根筋的結局就是死路一條。

黃維的子女們學習都很好：黃維有四個孩子，只有老大黃新是黃維送進金陵大學的，其他如老二黃理進浙江大學，老三黃敏南進復旦大學，老四黃慧南進中央黨校大學，黃維可是沒幫上什么忙，他們沒有因黃維而被大學拒之門外就不錯了。

黃維1904年出生，1948年9月任第十二兵團司令，同年12月被俘，1975年3月19日特赦，很多時光都因為他做錯選擇而虛耗，所以黃維想起來就后悔，他在回憶文章中羅列了他最后悔的五件事，第一件就是不該去這個勞什子第十二兵團司令：“本來，我是國防部新制軍官學校的校長。就個人的本意來說，我愿意辦學，不愿意帶兵。這倒不是說我黃某人怕死，當時我是從維護‘黨國’的長遠之計考慮的。所以，當蔣介石把我從漢口叫到南京，要我當十二兵團司令官時，我就當面向他表示，說自己‘離開部隊久了，帶兵怕有困難’。”

黃維不愿意當十二兵團司令，就像王耀武不愿意當第二綏靖區司令一樣，雖然自己一百個不愿意，但架不住老蔣連忽悠帶嚇唬，最后雙雙做了俘虜。

王耀武比黃維聰明，被俘后在廣播中講話呼吁其他蔣軍將領棄暗投明，而黃維卻做出了讓他后悔的第二件事：當時動員被俘的十二兵團將領給杜聿明、邱清泉、李彌及各軍軍長寫勸降信立功減罪，黃維堅決拒絕了，結果其他幾位將寫好了稿子并全都簽名，只有黃維堅決不肯簽。

黃維當時并不知道自己在勸降信上簽字的好處，還以為自己必死無疑呢：“我和解放軍結下了那么大的冤仇，這個冤仇是沒有法子解決的。現在既然被他們抓住了，就絕不會饒恕了我。”

黃維誤以為自己必然會被槍斃，也破罐子破摔，想在最后落個好名聲，卻沒想到老蔣早就把十二兵團覆滅的責任推給了他，杜聿明在《淮海戰役始末》中回憶：“事后蔣給我的信中，怪黃維不聽他的命令在空軍毒氣掩護下突圍，而擅令夜間突圍，是自找滅亡。”

胡璉更是絕情，邱行湘的外甥黃濟人《在將軍決戰豈止在戰場》中描述，漏網的十二兵團副司令胡璉在南京向兵團各部團長以上的眷屬每人發放三十兩黃金，被俘的兵團副司令兼第八十五軍軍長吳紹周、第十八軍軍長楊伯濤、第十軍軍長覃道善等數百人的妻子都領到了，但卻偏偏不給黃維：“黃維的夫人拖兒帶女趕到南京的時候，卻遭到胡璉一頓臭罵：‘十幾萬人都死在黃維手里，他就是死了，也是活該！’結果，蔡若曙兩手空空，被胡璉的老婆轟了出來。”

蔡若曙在功德林探視黃維的時候流著眼淚把這件事告訴黃維，黃維卻對妻子破口大罵，這就是黃維最后悔的第三件事了：他應該罵的是老蔣和胡璉，而不是替他照顧子女的結發妻子——黃維當年不敢罵老蔣和胡璉，卻拿妻子撒氣，特赦之后好像也沒有太大改變，于是蔡若曙在黃維特赦的第二年跳了護城河。

我們甚至可以說1976年的黃維甚至有點“春風得意”的意思：工資比絕大多數人都高，文史專員是司局級，政協常委是副部級，但是苦等二十多年的妻子，卻沒能跟他分享這份幸福。

黃維并不像很多人寫的那樣準備在功德林終老，據他回憶，自己因為渴望特赦，還犯了一個大錯，要不然他的名字就不會在1959年第一批特赦名單上劃去了，這也是黃維最后悔的事情之一：本來1955年的年底，政府就要實行第一批特赦的，戰犯管理所還把學員們集中起來宣布了，同時還宣布學員們從此可以同家屬聯系：“大家都很高興，可是后來發生了變化，這一來我又產生了想法，覺得鬧了半天，講要放我們是不算數的呀！思想又有反復。”

所謂“反復”，就是黃維原本已經從頑固轉向積極，失望之后又轉向了頑固，覺得特赦無望的黃維又開始撒潑：“那時，戰犯們之間常常開展問題辯論，在一次關于‘我們應該堅持什么樣的民族氣節’的大辯論中，我第一個發言說：‘我要堅持文天祥的民族氣節，決不向自己的敵人投降！’這一句話說出來以后，遭到了全體戰犯整整三天的說理批判，最后我也不得不服輸。”

通過這件事，我們不難發現黃維還是書呆子氣太濃，起碼是沒有大將風度，而且也不是一貫頑固到底，挑起事端，最后還得低頭認輸，這豈不是自討沒趣？

黃維回憶：“1975年3月19日，正式宣布了對全體戰犯的特赦令，在我來說，是整整改造了二十七年呀！也不容易呀！當我拿著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發給的特赦通知書，回到自己的房間時，禁不住熱淚盈眶，失聲痛哭。”

黃維百感交集痛哭失聲，也不知道是為自己做的四件錯事愧悔，還是對寬大政策的感激，讀者諸君看了黃維親筆寫下的回憶文章，對他這個人又會作何評價？作為一個軍人，或者作為一個丈夫，黃維的做法，有哪些是您認為難以接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