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柔石最初的相見，不知道是何時，在那里。

他仿佛說過，曾在北京聽過我的講義，那么，當在八九年之前了。我也忘記了在上海怎么來往起來，總之，他那時住在景云里，離我的寓所不過四五家門面，不知怎么一來，就來往起來了。大約最初的一回他就告訴我是姓趙，名平復。但他又曾談起他家鄉的豪紳的氣焰之盛，說是有一個紳士，以為他的名字好，要給兒子用，叫他不要用這名字了。所以我疑心他的原名是“平福”，平穩而有福，才正中鄉紳的意，對于“復”字卻未必有這么熱心。他的家鄉，是臺州的寧海，這只要一看他那臺州式的硬氣就知道，而且頗有點迂，有時會令我忽而想到方孝孺，覺得好像也有些這模樣的。

他躲在寓里弄文學，也創作，也翻譯，我們往來了許多日，說得投合起來了，于是另外約定了幾個同意的青年，設立朝華社。目的是在紹介東歐和北歐的文學，輸入外國的版畫，因為我們都以為應該來扶植一點剛健質樸的文藝。接著就印《朝花旬刊》，印《近代世界短篇小說集》，印《藝苑朝華》，算都在循著這條線，只有其中的一本《拾谷虹兒畫選》，是為了掃蕩上海灘上的“藝術家”，即戳穿葉靈鳳這紙老虎而印的。

然而柔石自己沒有錢，他借了二百多塊錢來做印本。除買紙之外，大部分的稿子和雜務都是歸他做，如跑印刷局，制圖，校字之類。可是往往不如意，說起來皺著眉頭。看他舊作品，都很有悲觀的氣息，但實際上并不然，他相信人們是好的。我有時談到人會怎樣的騙人，怎樣的賣友，怎樣的吮血，他就前額亮晶晶的，驚疑地圓睜了近視的眼睛，抗議道，“會這樣的么？——不至于此罷？……”

不過朝花社不久就倒閉了，我也不想說清其中的原因，總之是柔石的理想的頭，先碰了一個大釘子，力氣固然白化，此外還得去借一百塊錢來付紙賬。后來他對于我那“人心惟危”說的懷疑減少了，有時也嘆息道，“真會這樣的么？……”但是，他仍然相信人們是好的。

他于是一面將自己所應得的朝花社的殘書送到明日書店和光華書局去，希望還能夠收回幾文錢，一面就拼命的譯書，準備還借款，這就是賣給商務印書館的《丹麥短篇小說集》和戈理基作的長篇小說《阿爾泰莫諾夫之事業》。但我想，這些譯稿，也許去年已被兵火燒掉了。

他的迂漸漸的改變起來，終于也敢和女性的同鄉或朋友一同去走路了，但那距離，卻至少總有三四尺的。這方法很不好，有時我在路上遇見他，只要在相距三四尺前后或左右有一個年輕漂亮的女人，我便會疑心就是他的朋友。但他和我一同走路的時候，可就走得近了，簡直是扶住我，因為怕我被汽車或電車撞死；我這面也為他近視而又要照顧別人擔心，大家都倉皇失措的愁一路，所以倘不是萬不得已，我是不大和他一同出去的，我實在看得他吃力，因而自己也吃力。

無論從舊道德，從新道德，只要是損己利人的，他就挑選上，自己背起來。

他終于決定地改變了，有一回，曾經明白的告訴我，此后應該轉換作品的內容和形式。我說：這怕難罷，譬如使慣了刀的，這回要他耍棍，怎么能行呢？他簡潔的答道：只要學起來！

他說的并不是空話，真也在從新學起來了，其時他曾經帶了一個朋友來訪我，那就是馮鏗女士。談了一些天，我對于她終于很隔膜，我疑心她有點羅曼蒂克，急于事功；我又疑心柔石的近來要做大部的小說，是發源于她的主張的。但我又疑心我自己，也許是柔石的先前的斬釘截鐵的回答，正中了我那其實是偷懶的主張的傷疤，所以不自覺地遷怒到她身上去了。——我其實也并不比我所怕見的神經過敏而自尊的文學青年高明。

她的體質是弱的，也并不美麗。

在一個深夜里，我站在客棧的院子中，周圍是堆著的破爛的什物；人們都睡覺了，連我的女人和孩子。我沉重地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國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我在悲憤中沉靜下去了，然而積習卻從沉靜中抬起頭來，湊成了這樣的幾句：

慣于長夜過春時，挈婦將雛鬢有絲。

夢里依稀慈母淚，城頭變幻大王旗。

忍看朋輩成新鬼，怒向刀叢覓小詩。

吟罷低眉無寫處，月光如水照緇衣。

但末二句，后來不確了，我終于將這寫給了一個日本的歌人。

可是在中國，那時是確無寫處的，禁錮得比罐頭還嚴密。我記得柔石在年底曾回故鄉，住了好些時，到上海后很受朋友的責備。他悲憤地對我說，他的母親雙眼已經失明了，要他多住幾天，他怎么能夠就走呢？我知道這失明的母親的眷眷的心，柔石的拳拳的心。當《北斗》創刊時，我就想寫一點關于柔石的文章，然而不能夠，只得選了一幅珂勒惠支（kaethe kollwitz）夫人的木刻，名曰《犧牲》，是一個母親悲哀地獻出她的兒子去的，算是只有我一個人心里知道的柔石的記念。

同時被難的四個青年文學家之中，李偉森我沒有會見過，胡也頻在上海也只見過一次面，談了幾句天。較熟的要算白莽，即殷夫了，他曾經和我通過信，投過稿，但現在尋起來，一無所得，想必是十七那夜統統燒掉了，那時我還沒有知道被捕的也有白莽。然而那本《彼得斐詩集》卻在的，翻了一遍，也沒有什么，只在一首《wahlspruch》（格言）的旁邊，有鋼筆寫的四行譯文道：

生命誠寶貴，

愛情價更高；

若為自由故，

二者皆可拋！

又在第二頁上，寫著“徐培根”三個字，我疑心這是他的真姓名。

前年的今日，我避在客棧里，他們卻是走向刑場了；去年的今日，我在炮聲中逃在英租界，他們則早已埋在不知哪里的地下了；今年的今日，我才坐在舊寓里，人們都睡覺了，連我的女人和孩子。我又沉重地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國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我在悲憤中沉靜下去了，不料積習又從沉靜中抬起頭來，寫下了以上那些字。

要寫下去，在中國的現在，還是沒有寫處的。年輕時讀向子期《思舊賦》，很怪他為什么只有寥寥的幾行，剛開頭卻又煞了尾。然而，現在我懂得了。

不是年輕的為年老的寫記念，而在這三十年中，卻使我目睹許多青年的血，層層淤積起來，將我埋得不能呼吸，我只能用這樣的筆墨，寫幾句文章，算是從泥土中挖一個小孔，自己延口殘喘，這是怎樣的世界呢。夜正長，路也正長，我不如忘卻，不說的好罷。但我知道，即使不是我，將來總會有記起他們，再說他們的時候的。

二月七—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