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強 圖片來自網絡

在淮海戰場上，杜聿明和文強在空投物資數量很多，得到的卻很少這個問題上都存在疑惑。

因為無論怎么計算，負接收空投物資的文強得到的數字都無法與南京那面提供過來的數字對應上，而且差距越來越大。

為此，文強特意找到杜聿明表達了擔憂。

他的判斷是，被困在徐官莊戰場上的部隊之所以才得到了空投物資的三成，定是南京那里負責空投的人，也就是所謂的“空投司令”出了問題。

據文強在其《口述自傳》中說，杜聿明并沒有認可他的擔憂。

按照杜聿明的說法，這位“空投司令”在滇緬路還跟著他打過日本，看不出這個人有什么問題。

既然杜聿明都說了這位“空投司令”沒有問題，那文強也只能選擇相信。

直到杜聿明和文強在淮海戰場上被俘后，在“高俘團”見到了那位“空投司令”穿著華野的軍裝來探望二人時，二人似乎明白了一切：由這個人來擔任“空投司令”，他們被圍困在陳官莊時還能得到三成補給就已經不少了。

但文強在《口述自傳》中并沒有明確說出這位“空投司令”的姓名。

后人據《口述自傳》透露出的一鱗半爪，推測出這位“空投司令”就是策動了蔣軍傘兵三團和輜重汽車二團起義的段仲宇。

事實真的是這樣嗎？

還真的未必。

那些投誠、被俘的原蔣軍將領們寫了太多的回憶錄，這其中固然不乏對有些歷史事件的忠實記載，但同樣也夾雜了他們對某些歷史事件的個人看法。

這種個人看法，我們可以將其視為觀點。可觀點，就一定是事實嗎？

就從文強《口述自傳》中所描述的杜聿明對這位“空投司令”身份的描述，就有很多不實之處。

據段仲宇的履歷顯示，他曾經在中國駐印軍總指揮部軍務處擔任過科長、處長。

段仲宇進入中國駐印軍的時間是在1944年，而杜聿明在滇緬路作戰的時間是在1942年。

況且，中國駐印軍并不是歸杜聿明指揮的，二人相識自然是沒有任何問題，但要說段仲宇在滇緬路跟著杜聿明打過日軍，就屬于誤記。

因為1942年的時候，段仲宇剛從陸大畢業，留校擔任教官。

再來看在解放戰爭時期，段仲宇在蔣軍中的職務。

段仲宇在駐印軍僅待了一年，回國后擔任了侍從室二組上校參謀，于1946年初離職后短暫擔任第6戰區獨立炮兵第四團團長（畢業于黃埔9期炮科）、“國防部”五廳科長、副處長等職后又在軍事參謀團中任職。

1948年，段仲宇回國，并于1948年9月被任命為聯勤總司令部徐州第十一兵站少將分監。

可段仲宇僅在徐州第十一兵站少將分監的職務上待了一個多月就離職了，原因是遭到了第7兵團司令官黃百韜的排擠。

一氣之下，段仲宇回了南京。

黃百韜之所以要排擠段仲宇，原因倒也不復雜。

因為在蔣軍的聯勤體系中，兵站分監對應的是整編軍，也就是后來的兵團級。

一來這個位置是肥缺，二來，這個位置又是制約著兵團戰斗力的關鍵一環，無論從以上任何一個方面來考慮，黃百韜都要把這個位置安排上自己人。

這件事兒對段仲宇來說既是壞事也是好事。

說它是壞事，是因為段仲宇無法掌握第7兵團的動向。

說它是好事，是因為段仲宇那時并未入黨，如果繼續和黃百韜兵團在一起，很難保證他不會被困在碾莊。

1948年11月，段仲宇回到南京，隨即被任命為上海港口司令部少將副司令，后又加委為京滬、滬杭兩路運輸指揮官。

說了以上這么多的目的，是要證明在淮海戰役期間，段仲宇根本就無法擔任那個“空投司令”。

因此，文強在《口述自傳》所說的和杜聿明所疑惑的，他們之所以在被圍困在陳官莊期間只得到了空投物資的三成都是因為段仲宇擔任“空投司令”而造成的說法是不成立的。

更何況，杜聿明和文強又是如何知道這位“空投司令”是段仲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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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道就因為段仲宇擔任徐州十一兵站分監的原因嗎？

如果僅是因為段仲宇曾經擔任徐州十一兵站分監司令，就單方面認為這個“空投司令”是段仲宇，就過于武斷了一些。

從常理來說，杜聿明和文強的推測倒是沒錯。因為這個空投補給任務確實也應該由徐州的聯勤總監和分監來完成。可段仲宇在1948年11月就已經改任他職了，已經與淮海戰場沒有任何關系了。

如果說，段仲宇利用其上海港口司令部少將副司令，京滬、滬杭兩路運輸指揮官的權力，遲滯了把物資運往南京的大教場機場的時間，這個是有可能的。

但要說段仲宇能夠影響空投的數量，則幾乎不可能。因為擔負空投任務的并不全是蔣系空軍，還有陳納德的運輸公司。

后來之所以全部使用蔣系空軍，是因為陳納德的運輸公司收費太高了。

杜聿明在離開徐州南逃之前曾下過命令，部隊只攜帶7天糧彈，沿途不補給，部隊到達阜陽后再補給。

按照距離徐州到阜陽的距離，攜帶7天糧彈倒是夠用了。可由于杜聿明的逃跑計劃一再受到蔣氏干擾，終于在陳官莊地區被華野包圍了。

得知杜聿明集團被包圍在陳官莊地區嗷嗷待哺，蔣氏自然是心急如焚。

要想讓中原地區僅存的這一支精銳保存下來，只有采用空投補給這一條路。

為此，蔣氏動用了其全部資源，以空軍兩個運輸大隊、包括陳納德等三個空運公司的所有運輸機全部參加空投，其空投物資數量之多，動用人員之廣是從來沒有過的。

那么，這么大的一次空投行動，究竟是由誰來負責呢？

負責人是聯勤總部運輸署長趙桂森。

趙桂森是蔣氏的親信，曾經擔任過侍從室一處二組組長，聯勤總司令部成立時擔任參謀長，在此次空投時擔任聯勤總司令部運輸署長。

那么，趙桂森是這個“空投司令”嗎？

很顯然不是。

一來趙桂森是中將軍銜，二來趙桂森在1949年跟著蔣氏逃到小島上去了。

由于這次空投行動涉及的人員、單位、品種、數量過于龐雜，整個大校場機場亂成一團，趙桂森就把一個叫陳可的分監司令調來擔任指揮官。

在解放戰爭進入到1948年的時候，由于我軍采取主動的、大規模的戰略進攻，蔣軍只能龜縮防守，各地區間的水陸交通均被我軍截斷，無法補給。

故而，蔣氏命令聯勤總司令郭懺在南京、上海、青島三地各設一個空運指揮部，以聯勤分監司令級別的軍官擔任指揮官。比如青島的聯勤第9分監部少將分監邱耀東就兼任了青島的空運指揮部司令。

因此，在南京指揮空運的“空投司令”或者叫“空運指揮官”，應該就是這個叫陳可的聯勤分監司令。

可遍查資料，也沒找到這個叫陳可的聯勤分監司令的履歷。

還有另一種可能，那就是時任聯勤總部運輸署空運勤務司中校副司長的程藩斌是這個“空投司令”。

但可能性不大，程藩斌僅是一個中校，軍銜太低，級別不夠。

可別看程藩斌的軍銜低，但他所處的位置還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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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擔任空運勤務司中校副司長后，共組織并參與了3次空投行動：

一是，給在碾莊圩被圍的黃百韜兵團空投。二是，給在雙堆集被圍的黃維兵團空投。

三是，給在陳官莊被圍的杜聿明集團空投。

可這3次空投，沒有一次能解救得了被圍者。

在黃維兵團覆滅后，有人就拿程藩斌開玩笑，說是你前給黃百韜空投，后給黃維空投，這就屬于“前亡后亡”，空投到哪里，哪里就“亡”。

因為南方有些地區說話“黃、王”不分，這才有了這個笑話。

那么，在陳官莊的空投，數量差距如此之大，蔣氏就沒有想辦法解決嗎？

對此事，蔣氏自然不會等閑視之。

既然“國防部、聯勤總部都解決不了這個麻煩，那就派軍務局（原侍從室）直接插手此事。

于是，在蔣氏的命令下，由空軍副司令王叔銘、蔣氏次子和程藩斌組成的三人小組坐上了飛機，飛臨陳官莊上空，現場指揮空投。

可結果一樣，仍然沒能在根本上解決問題。

那么，造成蔣軍在陳官莊戰場上空空投物資數量和得到數量差距如此之大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主要原因應該有三個：

一是氣候的原因。

關于在空投時陳官莊戰場上空氣候惡劣的事情，在文強的《口述自傳》中是有記載的。

由于空投現場狂風大作，造成空投物資飄向了華野陣地，以至于損失慘重。

但惡劣的氣候并不是每天都有的，如果把空投的損失全部歸咎為氣候問題，是不客觀的。二是華野阻擊部隊對空射擊的原因。

這一條，恐怕是蔣軍空投物資損失慘重的根本原因。

蔣軍空軍在抗戰時期是有不錯表現的，甚至有過多次不惜駕機與敵同歸于盡的壯舉。可那是抗戰，對手是外敵，而在淮海戰場上，蔣軍飛行員是沒有抗戰中的那份心氣的。

因此，當華野阻擊陣地對空射擊的時候，他們根本沒有勇氣降低高度。

空投的高度越高，準確性自然就越差，空投的物資飄落到華野陣地上也就不足為奇了。

三是物資供應不足的問題。

往陳官莊陣地上空投物資的數量過于龐大了，需要給30萬人提供后勤補給。即便蔣氏動用了全力，恐怕也滿足不了前線的需要。

這也是蔣軍往陳官莊杜聿明集團空投物資越來越少的原因之一。

以上三個原因是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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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除此之外，也會有一些其他原因影響了蔣軍的空投。

比如潛伏在蔣軍內部的地下黨故意延誤運輸時間、以次充好，甚至把用泥土替換糧食等事情，也應該是有的。

同時，蔣軍內部的一些人也有借機貪腐的行為。種種原因造成了蔣軍在陳官莊戰場空投物資越來越少。

在這種局面下，即便段仲宇真是蔣軍的“空投司令”，恐怕他在蔣軍各路大員都在緊盯著陳官莊空投現場的情況下，也不敢真的讓蔣軍飛行員們把物資往華野陣地上扔。

何況，段仲宇對蔣系空軍的影響力還沒有那么大，就更不要說參與空投的還有陳納德的運輸公司了。

既然如此，那為何杜聿明和文強還要把這個“功勞”安在段仲宇的身上呢？

這就不得不說蔣軍將領們的一種思維慣性了。

每逢失敗，他們先做的并不是從自身尋找原因，而是習慣性的把責任往別人身上推，這似乎已經成為了他們的一種本能。

對于二人來說，這個“空投司令”究竟是誰其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們找到了能夠推卸責任的人。

本文結束前，作者弱弱的提個問，在大家看來，文強口中的這位“空投司令”，究竟是段仲宇、陳可、程藩斌呢還是另有其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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