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關于白求恩，著重宣傳的都是他如何高尚、如何偉大，但卻很少有人知道，他為什么會來到中國，且拼盡全力救治中國人？
說實話，很多人提起白求恩，第一反應是課本里那個“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形象，卻很少琢磨：一個加拿大外科醫生，放著北美優渥的生活不過，為啥非要跑到戰火紛飛的中國，甚至把命都搭在這？這事兒啊，得從他骨子里的“反叛勁兒”說起。
白求恩可不是天生的“圣人”。早年在加拿大當外科醫生時，他已經是業內頂尖的胸外科專家，發明過12種手術器械，甚至在蒙特利爾開了家私人診所，妥妥的精英階層。
但偏偏在人生最風光的時候，他目睹了一戰戰場上的殘酷——傷員因為醫療資源匱乏活活等死，而后方資本家卻靠戰爭財賺得盆滿缽滿。這事兒像根刺扎在他心里：醫術再高明，治得好傷，治不了這世道的“病”。
1935年，白求恩義無反顧地加入加拿大共產黨。在此之前，他早已厭倦了“富人優先”的醫療體系——當他在蒙特利爾圣心醫院工作時，曾自費為肺結核患者購買食物和藥品，卻發現這種個體救助根本無法撼動系統性的醫療資源分配失衡。真正改變他的，是同年8月的蘇聯之行。在莫斯科國際生理學大會上，他不僅見識到全民免費醫療的實踐，更首次讀到《共產黨宣言》，“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吶喊與他對醫療公平的追求產生共振。這種制度沖擊讓他意識到，醫療不應是商品，而應是基本人權。回國后，他立即投身醫療改革運動，開辦“禮拜六義務門診”，試圖在加拿大復制蘇聯模式。
但資本主義社會的頑疾讓他屢屢碰壁。1936年西班牙內戰爆發，他終于找到了實踐理想的戰場。在馬德里前線，他將一輛改裝的救護車變為流動血站，從倫敦采購抗凝血劑檸檬酸鈉解決血液保存難題，使手術臺能推進到距火線僅3公里處。這種“把醫療變成武器”的創新，讓數千名共和軍傷員在黃金搶救時間內獲得救治。然而，當佛朗哥的法西斯軍隊最終獲勝時，他在日記中寫道：“西班牙是我心頭的一塊傷疤。”除了戰場失利，他還遭遇物資短缺和內部政治斗爭，甚至被懷疑是間諜。這種挫敗感，反而讓他更加堅定了尋找新戰場的決心。
1937年7月，陶行知在洛杉磯的一席談話點燃了他的新希望。當這位中國教育家講述“七七事變”后中國軍民的苦難時，白求恩突然意識到：“西班牙和中國都是同一場戰爭中的一部分。”他當場表態：“如果需要，我愿意到中國去！”這個決定背后，是他對反法西斯戰爭的深刻理解——他明白，只有徹底摧毀帝國主義的侵略鏈條，才能實現真正的公平正義。在西班牙積累的戰地醫療經驗，讓他意識到中國戰場同樣需要流動醫療體系。
1938年抵達延安后，他的理想主義與現實產生了激烈碰撞。當看到邊區醫院用鹽水代替消毒水、用門板當手術臺時，他憤怒地摔碎了體溫計。但很快，他學會了在極端條件下創造奇跡：用老鄉的土窯洞改建手術室，用自制的木夾板固定傷員骨折，甚至將X光機改裝成流動設備。在晉察冀軍區，他創下了4天125臺手術的紀錄，用自己的醫術讓75%的重傷員重返戰場。他還發明了“盧溝橋”藥馱，僅用兩個藥馱就能配備成一個可做100個手術的流動醫院，大大提升了戰地救治效率。
最令人震撼的，是他在生命最后時刻的選擇。1939年10月，他在搶救傷員時手指被手術刀劃傷，感染敗血癥后仍堅持工作。當警衛員勸他撤離時，他咆哮道：“我是來工作的，不是來休息的！”在高燒40度的昏迷中，他仍反復念叨：“不要讓傷員來找我們，我們要去找傷員。”這種近乎偏執的堅持，源自他對共產主義信仰的絕對忠誠——他相信，只有通過實際行動，才能證明理想的可行性。
臨終前，白求恩在遺囑中細致分配遺物：“兩雙英國皮鞋給聶榮臻，馬靴和馬褲轉贈呂正操，18種手術器械留給游勝華……”他還特別提到：“請求國際援華委員會給我的離婚妻子坎貝爾夫人撥一筆生活款子”。這只皮箱里不僅裝著醫療器械，更裝著一位共產主義戰士跨越國界的愛——他把自己的生命，永遠留在了中國的土地上。
白求恩的故事，本質上是一個現代人如何超越國界、階級和種族，追求人類共同福祉的寓言。他的手術刀不僅在拯救生命，更在解剖這個充滿剝削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