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宇琛

周澤律師轉發了一篇文章，標題是：

《寧遠喜案開庭第6天！李宇琛為刑訊洗地》。

這篇文章打了一個不存在的靶子。

因為我的觀點自始至終都很清楚：根據目前已知的公開信息，我不認為溫惠女士在寧遠喜案中所描述的遭遇，構成了法律意義上的“刑訊逼供”：

我首先并不認同溫惠遭遇了刑訊，我如何構成“為刑訊洗地”？

這套邏輯，我們可以用周澤律師自己的工作來翻譯一下。

周律師是頂尖的刑辯律師，職業生涯的一大半，都在為被指控貪污、受賄、黑社會的當事人辯護。

他在法庭上要做的，就是通過分析證據、運用法律，向法官和公眾證明一件事：

我的當事人，不構成貪污罪。

這是律師的本分。

現在，我或者任何一個人，寫一篇文章，標題就叫：

《周澤為貪污洗地，周澤為黑社會洗地，周澤為貪官洗地》。

請問周澤律師，這是一種合理的批評，還是一種純粹的污蔑？

周律師論證的是他的當事人“不構成”貪污這個罪名，而文章的標題卻偷換概念，變成了他在為“貪污”這種罪行本身進行洗白。

這其中的區別，周律師不會不懂。

我今天面臨的，是完全一樣的處境。我論證溫惠案的情節“不構成”刑訊逼供，周律師轉發的文章，就指控我在為“刑訊逼供”這種罪行洗地：

這是基本的顛倒黑白。

這場由一個轉發引爆的論戰，就是一場關于如何通過偷換概念，來扼殺一場本應基于事實與邏輯的嚴肅討論的表演。

1

我向周澤律師指出了這個標題是在顛倒黑白。

周澤律師看到了，然后，他做了回應。

周氏魔法的第一步，永遠是切割。（最近我意識到了這一點，我準備抓取周澤的所有微博，從語言學、邏輯學的角度分析其中詭辯的魔法，像司法公開一樣魔法公開）

他在朋友圈輕描淡寫地回復：

這個文章與我沒關系。不是我寫的，也不是我授意他人寫的。我只是看了，轉發了。

“我只是轉發”。

這句話，是互聯網時代的金句，能免掉很多麻煩。

幾年前，記者劉虎被抓，周澤律師是他的辯護人。后來，劉虎起訴了另一位記者，叫湯計。理由之一，就是：

湯計大量轉發了指控劉虎是“網絡惡勢力”的不實信息。

法律的原則，不能像變色龍，根據環境隨意變換顏色。

如果說“切割”還只是防御，那接下來的一步，就是主動出擊了。

當我在朋友圈用邏輯和事實繼續追問其轉發責任時，周澤律師回復道：

您這簡直就是語言暴力威脅了。

一個不當轉發不實指控的人，在我有理有據地反駁后，瞬間將自己塑造成了一個被語言暴力的、無辜的受害者。

我所有的理性分析，都被打包成了一頂暴力威脅的帽子。

就這樣，一場關于“你轉的文章是不是在造謠”的討論，成功地被偷換成了一場關于“你的態度讓我很不舒服”的情感審判：

只要你質疑他，你就是暴力；只要讓他不舒服，你就是沒人性。

坦白說，周澤律師非常會。他深諳輿論場的游戲規則。

但“會”與“對”，是兩回事。

嫻熟的話術，如果不用于追求真相，而用于推卸責任，那就只是操弄。

我不想參與這種游戲。我們還是回到案件本身，看看那些被周律師一方定義為刑訊的場景，究竟是什么模樣。

2

周澤律師一方堅持認為，溫惠女士遭受了刑訊逼供。

在法庭上，溫惠女士聲淚俱下，講述了她的遭遇。我無意否認她的痛苦感受，我們不妨一起看看，其中幾個被反復提及的關鍵場景，究竟是什么模樣。

第一個場景，是車。

那是2022年7月18日，一個炎熱的下午。溫惠說，辦案人員將她獨自留在一輛密閉的汽車里，車內溫度高達四十度以上，長達一個多小時。

她描述自己：

心里極度害怕，一動不敢動，更不敢開車門、開窗。

但旁聽律師夏海龍先生記錄了另一個關鍵細節，這個細節也由溫惠本人在庭上所承認。當時，她的雙手并無鐐銬等束縛，車門車窗也未從外部上鎖：

她擁有完全的行動自由。

車里酷熱如蒸籠，車外是自由的空氣。隔在中間的，是一扇沒有上鎖的車門。

但她不敢。

第二個場景，是飯。

溫惠稱，有一次辦案人員為她點了一桌菜，說“一起吃”：

但她不敢吃。

溫惠的辯護人當庭稱：

“可能讓她吃的方式不夠尊重她，她是個體面、優雅的人，不愿食嗟來之食，所以沒吃，并不是完全沒有提供食物。”

讓溫惠更恐懼的，是開庭期間，法院提供的飯菜。飯菜里，兩次出現了用作調料的小蝦米。

這件小事，在溫惠看來，非同小可。

她告訴法庭，她對蝦嚴重過敏，是會窒息的那種，而案件的另一方關鍵人物老板葉某深知這一點。

所以，飯盒里的蝦米，在她看來是一種來自老板的死亡警告。

她說，這是：

老板在幕后操控法院食堂，要謀害她。

審判員耐心地解釋：

飯菜是法院食堂統一做的，是粉絲炒小蝦米，不是刻意針對你。你對飯菜有什么要求可以提。

但她依然很擔心。

第三個場景，是人。

溫惠在庭上說，讓她最崩潰的，是她最親近的人，包括她的姐夫、與她姐妹相稱的官員，都輪番來做她的：

思想工作。

他們逼她站到葉某一邊，去指證寧遠喜。

她說，自己自殺式的認罪，都是在被他們長期勸說之下做出的。

這個故事，聽起來確實令人扼腕。

但這個故事，也提出了一個關鍵的法律問題。

法律語境下的刑訊逼供，其實施主體，是司法工作人員。

而溫惠女士描述的這些勸說、“折磨”，實施者是她的：

親人與朋友。

來自親友的背叛與脅迫，無疑會造成巨大的精神傷害，也足以成為推翻一份口供的理由。但這與一名警察，在審訊室里，對嫌疑人使用的酷刑，是：

兩回事。

最后，是所有指控中，最重的一項，發生在那個“空調房”。

根據溫惠的陳述，當晚，她在玻璃房里被冷空調吹了一夜。房間里只有一張帶扶手的金屬長椅，無法躺臥。一夜過后，她高燒39度，被送進醫院。

這個行為，無疑是不人道的，可以被譴責。

但它究竟是什么？

這是否只是辦案過程中的一種不規范、不人道的處置，而非一種以“逼取口供”為明確目的的“刑訊”行為？

一個關鍵的細節是：

這一切發生在警方問話結束之后。

對方或許會辯稱，這是為了影響她未來的口供。

這是一種對動機的主觀推斷。而另一種可能性是，這僅僅是辦案條件不佳、人員處置方式粗暴、缺乏人道關懷的表現。

這兩者的區別，至關重要。

因為它直接決定了法律上的救濟路徑。

如果這被認定為有明確目的的“刑訊逼供”，那么不僅因此獲取的口供將被視為非法證據予以排除，相關辦案人員更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但如果這僅僅是一種“不規范、不人道的處置”，那么其法律后果，可能更多地指向對當事人身體健康損害的民事賠償，或是對辦案人員的行政紀律處分，而未必能：

直接否定其后所有口供的證據效力。

更何況，我們退一萬步講，即便法院采納了對方的說法，承認這個行為帶有威脅性，那么根據法律，它能排除的，也只是部分口供。

而不可能，將溫惠女士在此案中做出的口供，全部推翻。

這些場景，匯成了周澤律師口中的：

刑訊逼供。

它們是嗎？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或許需要先看看，在另一些案件里，這四個字，究竟意味著什么。

3

一些批評者們很可能會說：

李宇琛，你太極端了，難道非要打死打傷才算刑訊逼供嗎？

這是一個非常巧妙的設問，它試圖將我塑造成一個冷血的、對精神折磨視而不見的“唯物理傷害論者”。

那么，我先預判作出的回答是：

不，我從沒有說過刑訊逼供一定要造成死傷。

我完全認同，變相的肉刑，比如長時間不讓睡覺、強光照射、高分貝噪音等，同樣可以構成刑訊。

我也認同，純粹的精神虐待也可能觸及刑訊的邊界。

我認同所有這些前提，但我堅守一條底線：

你必須證明，刑訊行為本身是客觀存在的，而不僅僅是當事人主觀感受的投射。

一個行為是否構成刑訊，要看的是：

司法人員客觀做了什么，而不是當事人主觀臆測到了什么。

那么，客觀存在的刑訊行為，究竟是什么樣子的？

讓我們用事實來為這場辯論樹立一個清晰的參照系。

在河北原偉東案里，它是一臺老式手搖電話機。

偵查人員用銅線，纏住被告人的手指和腳趾，然后搖動電話機手柄。

這是一個具體的、物理的、旨在制造劇烈痛苦的動作：

它是一把鉗子，用來夾被告人的手指；是一根牙簽，用來扎他們的指甲。

它還是一種明確的、突破人倫底線的脅迫行為。

當原偉東扛住了所有肉體折磨時，井茶將他的妻子李杰抓來，當著他的面進行折磨，并直接威脅他：

你不認罪，我們就繼續折磨她。

這些，都是客觀存在的、可被描述、可被驗證的刑訊行為。

它們留下的證據，是陳瑞武咬舌自盡后縫了七針的傷口，是原偉東入所體檢表上親筆寫下的：

舌頭是電傷，腿腫了。

在在許多刑辯律師代理的暴家案里，是PVC管、搟面杖和電棍的反復毆打。這些行為最終導致了33歲的暴某某，在“黑屋”里，因肺栓塞而死。

這，就是我們的標尺。一個由具體的酷刑工具、可驗證的身體傷害、以及明確的脅迫行為所構成的標尺。它衡量的是客觀的作為，而不是主觀的感受。

現在，我們可以回到最初的問題了：

溫惠案中“不敢開窗”、“懷疑蝦米是要毒害自己”等情節，是否能與原偉東們所遭受的的酷刑行為相提并論，被置于“刑訊逼供”這同一個概念之下？

將一個主要基于心理恐懼和主觀揣測的場景，與那些已被法院或大量證據證明的、殘酷的肉體折磨混為一談，這究竟是在追求正義，還是在褻瀆正義？

捍衛刑訊一詞的嚴肅性，不僅僅是為了某一個受害者，更是為了整個社會的法治標尺。

因為濫用這個概念，還會帶來一個意想不到的、卻極其危險的后果——它會徹底模糊合法偵查與違法犯罪的邊界：

我堅持區分“刑訊逼供”與“被告人主觀臆測”、“其他非法取證手段”，不是在為任何不當的偵查行為開脫。

恰恰相反，我是為了保護我們手中最重要、最有效的法律武器不被銹蝕，是為了讓它在面對真正的黑暗時，依然能做到：精準、有力、一擊致命。

4

在這場論戰中，還有兩個指控被反復提及，它們像幽靈一樣，盤旋在所有關于事實與邏輯的討論之外。

第一個是關于在場的：

你不在現場，所以你不配評論。

這是一個旨在壟斷話語權的詭辯。

公共討論的基礎是公開信息，而非物理在場。

寧遠喜案之所以能成為一個公共事件，正是因為包括周澤律師在內的辯護團隊，持續不斷地向外界披露了大量的庭審信息。

既然辯方主動將這些信息公之于眾，就意味著邀請公眾基于這些信息進行討論。如果評論的前提必須是親臨現場，那為何還要費力地在社交媒體上每日更新庭審紀實？

如果只有親歷者才能評論，那么：

未親歷犯罪現場的刑辯律師，是否也失去了辯護的資格？

歷史學家將無權書寫歷史，評論家也無權分析文本。

第二個指控，是關于我：

背叛了刑辯理想。

這個說法很有意思。它預設了我的身份，必須對刑辯律師永遠忠誠，毫不動搖地和刑辯律師站在一起。

但我的理想，不是什么“刑辯理想”。

我每天為不同的受害者寫作，已經很久沒有思考過“我的理想”這么大的問題了，如果對本案而言，那可以聊一下“法治理想”。

當我看待溫惠案時，我的標準與我看待原偉東案時，是完全一致的。

這個標準清清楚楚，毫不含糊：

我不認同溫惠女士描述的那些遭遇是刑訊逼供。

你可以說，其中存在誘供、騙供，那是另一個層面的、需要被嚴肅討論的法律問題。

但你要說這是刑訊逼供，我是不認可的。

而恰恰是這種對原則的統一堅守，才讓我對周澤律師某些機會主義式的做法，提出批評。我批評的，從來不是他為誰辯護，或者他揭露了誰。我批評的，是他對自己所倡導的原則，采取了選擇性的應用。

他為自己當事人辯護時高舉“無罪推定”，面對異議者時卻可以轉發定罪式的文章：

一個只在對周澤有利時才被記起的原則，不是原則，是工具。

我的寫作，也是在努力：

我寫WuLei律師被吊證，是因為我堅信，律師的庭審言論應受豁免，公民的批評建議權應受保護。

我寫蕪湖戈律師的“反水”，是因為我擔憂，當個案中的壓力迫使當事人背刺聲援者時，公共輿論的監督空間將被進一步壓縮。

我寫原偉東案等被刑訊逼供的被告人，是因為我希望，能讓更多人了解到司法不公之下，井泉可以多么暴力，他們需要被看見。

在我所有的文章里，無論面對的是公權力、辯護律師還是輿論本身，貫穿始終的，都是對程序正義、言論自由、罪責刑相適應、以及邏輯與事實的堅守。

這無關站隊，只關乎講理。

5

這場由一個轉發引發的辯論，至此可以告一段落了。

這場辯論，最終展示了兩種截然不同的辯護路徑。

第一條路，是堅守概念的精確性。

它要求我們珍視語言的重量，不輕易地使用“刑訊逼供”這樣沉重的詞匯，讓它在一次次的濫用中，失去了應有的鋒芒：

它要求我們承擔自己言論的責任，回歸理性的公共說理。

這條路通常是艱難的，不討巧的。

第二條路，是本文開頭中，周澤策略性地使用詞語。

它善于將所有不公都打包成最能激發公眾情緒的標簽，精于切割責任，嫻熟于角色扮演，將一場關于“李宇琛是否為刑訊洗地”的事實真假，巧妙地轉化為一場關于“周澤被李宇琛語言暴力威脅”的指控。

這條路，在輿論場上通常是高效的，成功的，尤其是當周澤這樣的著名刑事辯護律師指控我這樣的無名小卒時，律師圈的黨同伐異該如何選擇，答案并不復雜。

周氏魔法、周澤之路通向哪里，時間會給出答案。

當一個社會，對最嚴重罪行的指控變得越來越廉價；當公共討論，不再是邏輯與事實的較量，而是話術與表演的競賽；當所有人都習慣于用最激烈的詞語去描述最尋常不過的沖突時，我們又該用什么樣的語言，去描述那些真正的人間煉獄呢？

當刑訊這個詞，可以被溫惠用來指控“飯里有蝦米”時，它在面對“手搖電話機”時，還剩下多少力量？

如何討論，決定了我們能夠抵達一個什么樣的世界。

選擇權，在我們每一個人手中，當然，對于一些刑辯律師而言，選擇權不在他，而在他站隊的大佬手中。

寫于2025年7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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