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3月的一天，下午三點四十分。”醫生推開病房的門，低聲告訴喬冠華：“檢查結果出了，情況不太妙，得跟您談談。”喬冠華擺擺手，沖身旁的護士眨了下眼：“先把茶倒上，人得有點儀式感。”他聽完整段“肺部惡性病變”的診斷后，忽然仰頭大笑：“兵來將擋，水來土掩！日子還長著呢。”這是標題里那句硬氣話最初的現場版本，護士回憶多年仍覺得震耳。

接到確診消息時，喬冠華六十四歲，正值外交部顧問任上。本可頤養天年，卻偏逢重病。可他就是不服輸。有人提醒他：“喬老，該注意情緒。”他哼了一聲：“笑也是一天，愁也是一天，我偏愛笑。”這股子倔勁兒，跟他六年前在聯合國那一陣爽朗笑聲如出一轍。

鏡頭往前推到1971年11月15日。那天，印著“China”的席牌回歸中華人民共和國。喬冠華走上講臺，藍西裝、紅領帶，無稿即興開場，第一句就是帶節奏的輕笑：“各位代表先生女士，中國人民終于可以自己說話了。”隨后一口氣講了四十分鐘，既闡述政策，又點名批評殖民殘余，掌聲此起彼伏。美聯社攝影師抓拍到他席間放聲大笑的瞬間，新聞標題干脆寫成“Qiao’s Laugh”。照片拿下當年普利策獎，成了國際輿論場的經典。

若只看這一秒鐘的笑，容易忘了這位江蘇鹽城人從書生到外交家的漫長拐彎。1913年3月28日，他出生在讀書氛圍濃厚的鹽城城南。六歲進私塾，十六歲考進清華，一路跳級。課余他能背下《史記》大段文字，同學笑他“人肉活字典”。有人問他最愛哪句話，他隨口答：“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外人聽來老氣，他卻信得真。

1934年負笈德國柏林大學攻哲學，本想當學者。可歐洲大戰陰云逼來，他研讀軍事理論，寫信給國內友人：“書齋逃不過炮火，文章也能當武器。”1938年，經越南海防輾轉回到香港，在《星島日報》等報刊開辟戰時時評專欄，連著三年批駁日本侵華。周恩來在延安讀到他的文章，批語：“筆鋒犀利，可用。”

新中國成立后，他參與創辦新華社《國際問題研究》部，隨后進入外交部政策委員會。駁斥“弱國無外交”的老觀念，他引用兵法：“交天下之朋友，得天下之勢。”1970年，毛主席要寫一篇對美斗爭評論稿，臨時交給他。他端著一壺茅臺，邊喝邊寫，連夜成文，毛主席看后說：“千軍萬馬落紙上，冠華寫得比李白更痛快。”從此“酒仙”外號傳遍中南海。

酒不是浪漫點綴，而是他釋放高壓的閥門。一次出訪阿爾及爾，凌晨兩點，他照例開酒。翻譯擔心明早會議，他笑：“不喝暈，腦袋反而鈍。”第二天果然邏輯縝密，連法語同聲傳譯都來請教措辭。不得不說，這種狀態放在別人身上多半失控，放到他身上卻像加速器。

回到1977年。肺癌消息并未阻斷他的工作熱情。調養期間，他照樣批改外交文件，只是把茅臺換成了龍井。有人勸他靜養，他甩出一句：“國事如火，豈能息壺看水？”醫學上稱這種心態為“積極心理暗示”，可他不懂術語，只覺得“不忙會悶死”。

1983年夏，癌細胞大面積轉移。他被送進北醫三院急救。昏迷醒來，他求護士遞書，指名要《文天祥集》。翻到《過零丁洋》，他低聲念：“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這是他臨終前出現頻率最高的詩句，也是妻子龔澎后來刻在墓碑上的那行字。

9月21日，老友夏衍來探望。病房里沒有官帽寒暄，只有兩位老同志的絮叨。夏衍俯身說：“冠華，你這一輩子干的事夠寫厚書了。”喬冠華抓住對方手腕，仍是那行詩：“留取丹心照汗青。”語畢，氣若游絲。第二天清晨，他停止呼吸。消息傳出，聯合國發來唁電，說“失去了一位有風度的斗士”。

有人總結他的外交風格：迅疾、鋒利、帶笑。迅疾體現在信息判斷常壓秒表；鋒利來源于哲學訓練，每次辯論都以邏輯切口；至于笑，則是文化自信的外顯。從1954年的日內瓦會議到1979年的中美復交磋商，他主導或深度參與談判二百余場，談判記錄摞起來足有半人高。老同事回憶：“他在國外發脾氣不超過三次，但笑場無數次。”

遺憾的是，國內不少人只記得那張“喬的笑”照片，對他的文稿卻知之甚少。事實上，他留下的手稿、備忘錄、速記稿不下三百萬字。若說這是新中國外交的“秘檔”，一點也不夸張。現在北京外交學院的資料室仍存一份他親筆修改的聯合國發言初稿，墨跡邊角還有當年不小心灑上的酒漬。研究生們爭相借閱，開玩笑叫它“帶酒味的教科書”。

兵來將擋，水來土掩——這句口頭禪伴隨他整個職業生涯，從戰時香港寫社評，到聯合國講臺扭轉乾坤，再到病榻上與癌魔賽跑。它不是逞強，而是一種對命運不服輸的筋骨。今天的中國外交，環境遠非七十年代可比，卻依舊需要這種“笑對風浪”的底氣。若有人問，這股底氣從哪兒來？答案也許寫在那張普利策照片里：喬冠華抬頭大笑，似在說——世界很大，中國人也照樣可以笑得響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