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先秦時期（主要指夏、商、西周、春秋、戰國），受社會制度、生產力發展水平和資源限制，讀書（接受教育）的資格主要局限于貴族階層和少數特定群體。

這是一個知識被高度壟斷的時代，“學在官府”是其顯著特征。具體來說，有資格接受系統教育的人群包括：

一、貴族子弟：

1、天子與諸侯子弟：最高等級，接受最全面、最高級的教育（如“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培養治國理政的能力。天子的學校稱為“辟雍”，諸侯的學校稱為“泮宮”。

2、卿大夫子弟：次一級貴族，也需要學習管理和禮儀等知識，為將來擔任官職做準備。他們通常在更低一級的地方官學（如“庠”、“序”）或家族內部接受教育。

3、士階層子弟：最低級的貴族階層，是貴族統治的基礎力量（武士、低級官吏）。他們需要掌握基本的軍事技能（射、御）、禮儀規范和一定的文化知識（書、數），以履行其職責。

二、服務于貴族的特定人員：

1、史官家族：掌握文字記錄、占卜、天文歷法等專門知識，這些知識通常是家族世襲傳承的。他們是知識的保存者和傳播者（但主要服務于統治階層），其子弟有資格學習這些專業技能。

2、祝、宗、卜、巫等宗教神職人員：負責祭祀、占卜、溝通鬼神等宗教事務，也需要掌握特定的知識（如祭祀禮儀、卜辭解讀），其知識傳承也多限于本家族或特定群體。

3、為王公貴族服務的低級官吏：如負責記錄、文書、檔案管理等具體事務的人員，需要掌握基本的讀寫算能力，其子弟可能有部分機會學習這些實用技能。

三、為什么普通民眾基本沒有資格？

“學在官府”：教育機構由國家（王室、諸侯）設立和控制，典籍、教師（通常是官吏）都集中在官府。知識和教育資源被國家壟斷。

社會等級森嚴（世卿世祿）：社會結構是嚴格的等級制（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民/奴隸），教育是維護貴族統治特權和培養接班人的工具，而非面向大眾的福利。

教育目的：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培養治理國家、管理民眾、維護禮樂秩序的統治人才或服務于統治的專業人員，而非開啟民智或普及知識。

資源稀缺：書寫材料（竹簡、帛書）昂貴且制作不易，書籍稀少且珍貴。普通民眾為生計奔波，既無經濟能力也無時間精力去學習。

實用性考慮：對絕大多數從事農業、手工業的庶民來說，生產技能通過實踐即可習得，文字和文化知識在日常生活和勞作中并無迫切需求。

四、重要的變化（春秋戰國時期）：

隨著周王室衰微、諸侯爭霸、社會劇烈變革（禮崩樂壞），官學體系逐漸衰落，知識壟斷開始被打破：

1、私學興起：最重要的發展。以孔子（儒家）、墨子（墨家）等為代表的思想家、教育家，打破“學在官府”的壟斷，興辦私學。

2、“有教無類”的提出與實踐（孔子）：孔子提出“有教無類”的思想，并在一定程度上付諸實踐。他的學生來源廣泛，不僅限于貴族（如顏回貧寒，子路是野人出身），也包括新興的“士”階層甚至部分較富裕的平民子弟。這極大地擴展了受教育者的范圍，使一部分非貴族出身的人獲得了讀書學習的機會。

3、士階層的崛起：社會動蕩對人才的需求激增，掌握知識和技能的“士”階層（包括大量通過學習從平民上升而來的人）成為各國爭相延攬的對象。這反過來刺激了更多人尋求教育以改變命運。

4、百家爭鳴：不同學派（儒、墨、道、法、名、陰陽等）紛紛著書立說，聚徒講學，傳播各自的思想和知識，形成了思想文化空前繁榮的局面，客觀上促進了知識的傳播和受教育群體的擴大。

總結：

在先秦早期（西周及以前），讀書受教育的資格幾乎是貴族（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及其特定服務人員（史、祝、卜等）的專屬特權。

到春秋戰國時期，由于社會巨變、官學衰落、私學興起（尤其是孔子“有教無類”的實踐），以及士階層崛起和百家爭鳴，受教育者的范圍顯著擴大，開始向下層貴族（士）和部分平民子弟開放。

盡管如此，能夠脫離生產勞動、負擔學費和時間去系統讀書的，仍然主要是社會中上層（貴族、新興的士、較富裕或有志向的平民子弟），廣大從事體力勞動的普通農民和手工業者（庶民）以及奴隸，絕大多數依然沒有機會接受正規的文化教育。

因此，先秦時期讀書資格的核心轉變在于：從嚴格局限于貴族及其附庸，逐步發展到春秋戰國時期部分向平民（主要是新興士階層和較富裕者）開放，但離真正的教育普及還相差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