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是國軍抗戰第一人?有人說是衛立煌,北戰中原,南守豫西,戰功累累;也有人推崇薛岳,憑“天爐戰法”三次擊退日軍于長沙城下,硬生生打出“戰神”之名。
還有人提到王耀武、孫立人,各有聲名,各有擅長。
但若攤開作戰記錄,一條一條查,羅卓英這個名字,恐怕不該被遺忘。
他并不張揚,幾乎不為外界宣傳,但戰役之多、戰區之廣、調動頻率之高,在整個國軍體系里,幾乎無人能出其右。
在國民黨將領之中,若論調動頻次之高、戰場跨度之廣、主戰場位次之重,羅卓英的名字常被有意無意地忽略。
但只要翻查抗戰時期的軍事檔案,沿著作戰時間軸細細梳理,就會發現他幾乎從未離開第一線。
1937年8月,淞滬戰火驟起。日軍主力渡海登陸,意圖強奪上海門戶。
羅店作為關鍵陣地,位置重要,兵力稀薄,是敵人進攻的突破口,也是中方最不能失守的咽喉。
中央軍主力第十八軍被急調南下,由羅卓英親自率領,頂替位置最靠前。
陳誠當時任第十五集團軍總司令,親自坐鎮前線。
當時,他一句話傳下去:“只要能完成任務,即使全軍打光,也要給我死守。”
如此殘酷的命令,執行的人正是羅卓英。
事實上,這種極限信任并非一朝一夕建立。
兩人淵源頗深。早在1925年,黃埔軍校剛從蘇聯引進一批新式火炮,蔣介石親自組建炮兵營,陳誠、羅卓英分別任第一、第三連連長。
從那時起,兩人便成為戰地搭檔,也是蔣系軍事干部體系中的第一代核心成員。
陳誠性格沉穩,處事細致,深受蔣介石器重。
但他能平步青云、官拜要職,也離不開羅卓英在身后的協助。陳、羅配合近二十年,戰時調兵,事后整軍,分工明確,風格互補。
與其說羅卓英是副將,不如說是戰術執行系統的核心節點。他從未主動出頭,但任何一場關鍵戰事,只要陳誠坐鎮,羅卓英必在中樞。
1928年底,在南京主導的一輪編遣整合中,蔣介石將多個部隊整合成新編第十一師,陳誠任副師長,羅卓英為參謀長。
該師的主官旅長多為黃埔、保定出身,其中不少人原本就與陳、羅共過事,熟悉程度極高。
最初任師長的曹萬順,是舊閩軍出身,雖然資歷老,但壓不住年輕將領的氣勢,不到半年便被調離。陳誠順勢接任師長,羅卓英升任副師長。
從這時起,兩人著手將十一師打造成模范部隊。
他們提出“三公開”:經濟、人事、意見全面開放。要求所有軍務,包括教育、軍需、管理、戰術部署,全員均可發言建議,不分上下級,只看內容是否合理。
羅卓英主抓實施,甚至明確規定——若建議未處理,當事人可越級反映,不得打壓。
在兵員思想建設方面,兩人借鑒了保定校友嚴重提出的“官長士兵化、士兵民眾化、民眾革命化”三段標準,強調軍隊紀律向下延伸、軍官作風向上約束。
羅卓英每次下營房查崗,總是身穿舊軍服、不設警衛、不報姓名。
他曾在檢查夜哨時,獨自走進步兵排,與士兵同食同住一周。這些行為在其他部隊是罕見的,也正因如此,十一師在當時被稱為“可打硬仗”的隊伍。
到了中原大戰爆發,十一師接連參與對馮玉祥、閻錫山、石友三的多路圍攻,表現突出。蔣介石高度肯定,調其開赴湖南,正式組建第十八軍,擴編為兩個師、一個攻擊旅,計兵員逾四萬。
羅卓英兼任第十一師師長,統轄直屬炮兵、工兵、通訊、特務等多支輔助部隊。
在當時軍隊普遍混亂、派系林立的背景下,這樣一支結構合理、紀律嚴明、戰斗力強的部隊,實屬罕見。
放在當時的中央軍系統中,已屬極少數中的精銳。
也正是有了這一段戰前扎實的磨合與信任,淞滬一線吃緊時,陳誠毫不猶豫將最難打的位置交給羅卓英。
1937年8月23日拂曉,淞滬會戰進入最膠著的一段。
羅店成為整個戰局的風向標。日軍判斷,只要撕開這里的防線,上海外圍即告瓦解,中央軍主力也將陷入全面崩潰。
中方判斷亦同。
第十八軍奉命北上,羅卓英親自掛帥,以羅店為基點部署防線。
抵達第一日,他即在指揮所掛出兩行大字:“有進無退,死守到底。”
戰事發展很快超出此前預判。日軍三個旅團輪番猛攻,空中炮火連夜不歇,步兵沖鋒幾乎貼身肉搏。僅首周時間,第十八軍便減員四千余人。
羅卓英日夜坐鎮一線指揮所,敵火逼近,他幾度險些中彈,一次更是被日軍機槍掃中營帳,若非副官反應迅速,按倒于地,或已傷亡名單之中。
戰斗最兇險之時,東路軍幕僚建議后撤昆山,以便整合防線。羅卓英未等對方說完,冷冷打斷:“羅店者,乃我家之店。”
這話說的非常正確,因為只有守住羅店,才有資格談調兵布防,退一步,瀏河以西再無險可守。
從8月守到11月,羅卓英部隊死守東戰場83天。炮聲震耳,土壤翻涌,尸骨掩壕,官兵輪番上陣,打至彈盡糧絕。
最終,雖敵勢壓境,但瀏河與嘉定防線未失寸土。日軍始終未能穿越東戰場的最后一道屏障。
時間進入1938年。南京已陷,武漢成為國民政府新政中心。
日軍當時判斷:若取武漢,中國政權體系將徹底瓦解。
為此,日本調集其在華三分之一兵力,40余萬人,欲速戰速決。
當時采取的是“守武漢而不戰于武漢”的方針,全國主力都在鄂豫皖贛四省布防。
戰線橫跨三千公里,投入兵力達129個師,總兵力逾110萬,是抗戰以來最大規模的作戰動員。
武漢會戰打響于6月11日,至10月27日結束,前后歷時139天。
其間大小戰斗逾500次,國軍傷亡40余萬人,日軍死傷超過25萬,為全國戰略轉移贏得了最寶貴的四個月。
而羅卓英在這一輪戰役中的表現,幾可單列成章。
開戰初期,長江馬當要塞被敵軍突破,守將李韞珩部倉皇退卻,形勢驟變。
羅卓英臨危受命,帶兩個師火速增援,一線調度,一線部署,打了整整六晝夜,方才穩住陣腳。
不久,信陽戰線再告失守,胡宗南調兵不及,敵軍兵鋒直指豫南。
羅卓英率所部北上阻擊,連續三次夜襲敵軍側翼,使其推進計劃延宕10日,為后方整軍換防贏得喘息。
最驚險的是戰末階段。武漢已成孤城,大撤退開始。各界機關、軍需物資、遷臺文獻、傷兵難民十余萬人需依序撤離。
羅卓英主動請纓,親率主力掩護后方。自10月初起,他部晝夜鏖戰,抵抗敵軍南下集團主力14天。
其間缺糧、彈盡、病疫蔓延,但部隊陣腳未亂,陣地未退。
最終,確保大后方所有核心單位安全東撤,無一重大遺漏。
在武漢會戰全局中,羅卓英的作戰足跡遍及各大戰區,從第三戰區跳入第九戰區,再由武漢衛戍區轉入第五戰區,縱橫千里。
其轄區自九江沿江直至鄂湘邊境,翻越大別山,穿過贛北腹地。
軍職亦不斷調整,從第十九集團軍總司令,到武漢衛成總司令,再任第五兵團總司令,職責越發繁重,位置也越靠前。
在軍界內部,他被稱為“救火隊”。
這一場武漢大會戰,戰將如云。但從東至西、從南到北,始終未離戰線,始終保持指揮責任在手的將領,屈指可數。
而真正能在危機中獨自穩住局面,完成既定任務的,只有羅卓英。
1941年春,抗戰形勢陷入膠著。大規模決戰不再頻繁,但局部戰場仍不時爆發劇烈沖突。
上高,就是這輪僵局中的一個關鍵節點。
此地不大,卻扼守浙贛通道要沖。第十九集團軍司令羅卓英坐鎮于此,負責守衛贛江以西腹地。
日軍看準戰局停滯,企圖通過一次快速穿插,從南、北、中三路對上高合圍殲滅,圖謀打開華中局面。
敵軍異動尚未形成火線時,羅卓英已憑經驗判斷出其進攻意圖。
他不等戰端開啟,便火速電報軍令部,提出統一指揮請求:為破敵之計,建議將贛江東岸原屬第三戰區部隊劃歸第九戰區調度。
此舉打破戰區壁壘,實屬破例,但是局勢緊迫,軍令部兩日內批準。
上高戰役,由此揭幕。
羅卓英沒有等戰火燒到指揮所才動手。
他提前調集各部,以上高為中心構筑縱深陣地,完成兵力整合。3月15日,敵軍發起進攻,雙方旋即陷入拉鋸。
3月18日,會戰進入第三天,敵軍主力突破外圍,直逼上高。陣地告急,指揮部內分歧驟起。
副參謀長率先提出:“不如撤離上高,轉向昆山布防。”支持者過半。
羅卓英不語,起身走到戰圖前,指著地圖說道:“上高以西,全是平原,沒有一道可守的防線。若放棄此地,即是全面退讓。”
此話一出,爭議終止。此后,羅卓英將所有兵力扭緊于中軸,頂住敵軍中央突破。
22日開始,敵我進入短兵相接的高烈度階段。
羅卓英每天僅休息兩三小時,其余時間全數耗在指揮所,反復研究兵力部署,逐段下達火力調度,參謀人員更是連夜作戰,神經繃至極限。
3月26日凌晨,羅卓英下達總反攻命令。主力部隊晝夜連擊,步步逼迫敵軍撤線。至4月9日,上高戰役正式結束。
戰后統計,日軍第十一軍下轄第三十四師團損失嚴重,其參謀長櫻井德太郎自殺謝罪,軍司令園部和一郎被召回國內問責。
上高一戰,成為相持階段少有的中方主動防御成功且實現反擊的大型戰例。
事后也有人說這是 “抗戰期間正面戰場最為成熟的合圍反擊戰術運用之一”。
翌年,中國應英美盟軍之邀,組織遠征軍出境作戰,赴緬甸迎戰日軍。
羅卓英被欽點為中國遠征軍首任司令長官。他與美軍代表史迪威多次磋商,統一指揮系統,建立中美英聯合指揮機制。
1942年4月,日軍在緬甸中部實施穿插行動。214聯隊不經主攻正面,而是迅速越過英軍三道防線,包圍仁安羌。
此城為英軍南線補給要地,守軍逾萬人,幾近全滅邊緣。4月16日深夜,英軍總司令亞歷山大親自向史迪威和羅卓英請求救援。
接到求援后,史迪威主張先穩后救,羅卓英則堅持“速戰為上”。
兩人反復權衡后,決定緊急調動新38師由孫立人率部馳援。部隊以第112團自側翼突襲,強行穿插敵后,以牽制主力;第113團則正面猛攻,強打突破口。
部隊三日兩夜不眠行軍,連夜攻山,終在19日成功接應,打破包圍圈。共計救出英軍及文職人員8200余人,重傷輕傷近千人。
日軍傷亡4300余,首次在緬甸戰場遭遇重大失利。
仁安羌一戰,雖以孫立人為第一執行人,但背后調度、決策、對外協調均由羅卓英主導。
國外輿論大幅報道該役,轟動國際。
不過,羅卓英并未享受太多光環。
抗戰結束后,他奉命赴東北協助陳誠主持軍政。二人舊為拍檔,但此時已非昔日黃埔歲月,局勢錯綜復雜,戰局連連受挫。
此后陳誠在批評聲中黯然離任,羅卓英也隨之撤回。
羅卓英這一生,打了數十場大仗,幾乎沒有回避前線,也很少因敗局推脫責任。
作為國民黨舊體系的一員,他在民族存亡之際沒有離開抗日大局,這一點的確難能可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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