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日，北京市住建委聯合多部門發布《關于規范個人開展住房轉租活動的通知（征求意見稿）》，直指職業化“二房東”監管盲區，通過量化標準、強化資金監管、壓實平臺責任等創新舉措，為全國住房租賃市場規范化治理提供了“北京方案”。對于城中村密集、二房東現象突出的廣東而言，從中或許能獲得一些啟示。

北京此次新政有三大突破性亮點。首先是精準劃定監管門檻，破解職業化二房東身份模糊難題，明確將轉租10套（間）及以上的個人納入企業化管理，將規模化經營的“職業二房東”納入監管框架。其次，針對押金挪用、租金卷逃等行業頑疾，北京要求登記后的“二房東”必須將押金納入政府托管賬戶，并對單次超三個月的租金部分實施監管。這一設計與深圳2024年推行的“租金超三月需監管”政策形成呼應，體現了從“事后追責”到“事前防控”的治理升級。最后，新規明確要求互聯網平臺和經紀機構不得為超量轉租個人提供服務，從源頭遏制虛假房源滋生。

北京新政并非孤例，而是全國租賃市場法治化進程的縮影。早在2019年，住建部等六部門便要求轉租10套及以上的單位或個人辦理市場主體登記，深圳、杭州等地近年亦出臺類似政策。

從全國范圍看，當前租賃市場存在兩大矛盾。一是規模化租賃需求與分散化監管能力的矛盾。如廣州石牌村中，“二房東”管理的房源占比高達10%-20%，部分“二房東”甚至手握100多套房源，傳統“點對點”監管模式難以覆蓋。二是租賃服務專業化需求與行業準入門檻低的矛盾，部分“二房東”通過低收高租、廉價裝修、高價水電等手段牟利，卻缺乏基本的服務能力。

作為全國流動人口第一大省，廣東的住房租賃市場呈現鮮明的“城中村依賴”。以廣州為例，城中村提供了全市約40%的租賃房源，一些核心區域的二房東滲透率超過60%。廣東是否可以借“北京經驗”尋求破局？比如明確轉租行為認定標準，結合本地實際制定可操作的量化指標。資金方面，或可在深圳試點的基礎上，將押金托管、租金監管范圍擴大至全省，探索建立跨銀行、跨平臺的資金監測系統。此外，房源合同全程備案監管、引導“二房東”轉型企業……住房租賃市場和規范化還有很多工作可做。

廣東作為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理應在城中村治理探索方面先行先試，通過政策創新、技術賦能、多元共治，為全國超大城市治理提供“廣東方案”。

廣東建設報記者 姜興貴

◎ 編審：劉麗莎

◎ 美編：楊榆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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