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前80回有7名女性自殺。清代法律中將自殺視為人命案，設有“威逼人致死罪”，這一法律現象在《紅樓夢》中有著清晰的體現。尤三姐因柳湘蓮退親而自殺，寧國府的賈璉當即就要將柳湘蓮捆送官府，這正是當時社會對自殺事件的典型反應——懷疑有人逼迫致死，需交由官府處理。這正是清代“人命案必須報官”的法律生態。

近日，“清代法律與紅樓女性命運”的沙龍活動舉辦，柯嵐攜新書《命若朝霜：〈紅樓夢〉里的法律、社會與女性》與讀者見面。

《命若朝霜》從法律的角度解讀《紅樓夢》，書中的十二章每章聚焦一個《紅樓夢》里女性命運的典型，如秦可卿、林黛玉、尤家姐妹等，分析她們如何因連坐、拐賣、生育、家庭財產分配等事件而陷入法律困境，進而被推上絕路。

法律視角看紅樓女性自殺

活動中，柯嵐從《紅樓夢》中女性自殺事件看起，在金釧兒自殺事件中，王夫人的反應和薛寶釵的說辭更凸顯了清代法律對人們行為的影響。王夫人編造謊言試圖掩蓋金釧兒自殺的真實原因，實則是擔心因“威逼人致死”而承擔責任，因為一旦認定為自殺，賈府將陷入法律追責漩渦，薛寶釵則認為金釧兒自殺是“糊涂”之舉，給主人帶來麻煩，這背后是當時社會對自殺者以死控訴他人的一種普遍認知。

柯嵐表示，清代法律對性犯罪的嚴苛證明標準，使得女性在遭遇侵害后，往往只能通過自殺來證明自己的清白，這是一種極其殘酷的現實。當時的法律要求女性在遭受性侵害時必須大聲呼救并有證人，或有身體上的反抗傷痕，否則就會被認定為“和奸”。而司法實踐中，甚至存在“以不自盡者為和，以自盡者為強”的潛規則，這無疑將巨大的壓力都施加在了受害者身上。

“雍正朝田文鏡審理的真實案例中，為夫報仇反遭凌辱的女性，最終竟被判‘和奸’枷號示眾。”她援引清代司法檔案，展現女性在性犯罪案件中的絕望處境。“這直接催生了清代38%的性侵受害者選擇自殺”，柯嵐展示研究數據時，現場一片靜默。而《大清律例》對“節婦烈女”的旌表制度，更將這種壓迫神圣化——女性通過死亡換取牌坊，男性通過殺戮獲得豁免。《水滸傳》中武松殺嫂的“正義”，實則是“丈夫現場殺奸勿論”律法的文學映照。

林黛玉的財產與婚姻：清代女性財產權與婚姻自主權的縮影?

林黛玉的財產去向和婚姻悲劇，是《紅樓夢》讀者關注的焦點，從清代法律角度審視，更能體會其中的無奈。

柯嵐介紹，根據《大清律例》規定，清代女性的財產權被嚴重限制，清代孤女的財產權更是如履薄冰，即便父親留有遺囑，女性也難以真正自主掌控財產，因為法律明文規定，晚輩私自處分財產屬于犯罪行為，這使得女性在財產面前幾乎沒有話語權。

林如海無子而終，作為獨女，林黛玉本應繼承父母留下的豐厚遺產。然而，在清代法律和家族制度的雙重束縛下，這些財產卻難以真正屬于她。“按《大清律例》，面臨‘命繼’，林家族人可強行為其立嗣子以繼承家產。宗法雖然有‘異姓承嗣’的變通之道：允許選擇母系男性（如外孫）繼承，但從當時的法律來看，在家族財產觀念中，其財產可被視為家族共產的一部分，由家長統一調配使用。”柯嵐解釋道，從這個層面來看，林如海留給黛玉的遺產，在法律上已成賈府共財，賈母作為賈府家長，很可能暫時掌控著林黛玉財產的處分權。

“賈母單獨給黛玉發月錢是最后的守護。”柯嵐從發月錢細節推斷賈府尚未分家，黛玉財產暫得保全。而寶黛婚姻的本質，是林如海遺囑的法律實踐：唯有寶玉成為林家女婿，所生之子才能合法繼承林氏產業。

但在婚姻方面，林黛玉的處境同樣艱難。清代社會，貴族家庭極為重視家族的延續和榮耀，對于貴族子弟而言，科舉仕途是維系家族地位的關鍵，其重要性遠超個人婚姻。賈寶玉作為賈府的重點培養對象，長輩們期望他能通過科舉考試步入仕途，光宗耀祖。這使得賈寶玉的科舉之路也成為了兩人婚事的重要阻礙。?

同時，林黛玉體弱多病的身體狀況，也讓賈府長輩們在考慮她與賈寶玉婚事時顧慮重重。在清代，女性的生育能力被視為極為重要的價值體現，生育子嗣不僅關乎家族血脈的延續，更是女性在夫家立足的關鍵。林黛玉的身體狀況讓長輩們擔心她難以承擔生育重任，這也使得她與賈寶玉的婚事遲遲難有定論。

人口買賣貫穿全書：清代女性被商品化的悲慘命運?

“《紅樓夢》以女性人口買賣開篇，又以之結尾，作者悲憫的 ‘千紅一哭，萬艷同悲’ 的主題，深刻地批判了當時女性被普遍商品化的社會現實。”柯嵐犀利指出，人口買賣是貫穿《紅樓夢》的一條暗線，從香菱自幼被拐最終淪為他人妾室，到尤二姐、尤三姐的母親指望她們給富人做妾，再到賈府敗落后女性可能被變賣為奴，將清代女性被商品化的悲慘命運展露無遺。

分享會上，柯嵐還揭示了清代兩種截然不同卻同樣殘酷的人口買賣模式。在江南繁華之地，蘇州、揚州形成了專業化的“瘦馬”市場。“如同飼養牲畜，人販子將貧苦女孩買來，用物理手段刻意塑成纖弱體態，供富商官僚挑選為妾。”香菱被拐子豢養多年待價而沽，正是這種“囤貨”交易的縮影。

而在西南邊陲，另一場人間悲劇正在上演。“三藩之亂后，西南地區民生凋敝，而江南等富庶地區，對丫鬟、妾室等有著龐大的需求，兩地的供需失衡促使人口買賣形成長期的產業鏈。”柯嵐指出清代江南人赴西南買妻的歷史。在清代，女性被視為男性的附屬品，其價值主要體現在生育和娛樂方面。普通家庭若遭遇經濟困境，往往會選擇將女兒賣出以換取生存資源。而富貴人家則將擁有眾多丫鬟、妾室視為身份和財富的象征，這種畸形的社會觀念進一步推動了人口買賣的盛行。在法律默許、生存壓榨與性別失衡的多重交織之下，女性軀體徹底淪為明碼標價的商品。

柯嵐認為，《紅樓夢》書中眾多女性的遭遇，揭露了清代女性在“貞潔重于生命”的律令、繼承權的制度性掠奪、以及人口市場赤裸裸的商品化中淪為犧牲品的殘酷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