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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以來，在印度波譎云詭的政治舞臺上，議會事務部長基倫·里吉朱（Kiren Rijiju）正興致勃勃地導演著一出“大戲”。

他滿心歡喜地四處奔走，試圖拉攏各黨派領導人，共同將亞什萬特·瓦爾馬（Justice Yashwant Varma）法官推向彈劾的深淵，幻想著鑄就印度司法史上“首個被成功彈劾的高等法院法官”這一“輝煌里程碑”。

只是不知，這所謂的“里程碑”，究竟是正義的彰顯，還是權力肆意踐踏規則的恥辱柱？

這場荒誕的政治鬧劇，發端于一起離奇火災。

2025年3月14日一個稀松平常的夜晚，對于居住在首都德里圖格拉克新月街（Tughlaq Crescent）的居民而言，本應是寧靜祥和的。

然而，暗流在平靜的表象下洶涌翻涌，一場足以撼動司法根基的風暴正悄然成型。

時任德里高等法院法官的瓦爾馬，彼時正與妻子在博帕爾（Bhopal）出差，家中僅有女兒迪亞（Diya）獨守寬敞氣派的30號官邸。

大約在晚上11點35分，迪亞耳畔突然傳來一聲巨響，她事后堅稱那是“爆炸聲”。

帶著滿心驚恐與疑惑，迪亞和家仆匆忙沖向聲音的源頭，映入眼簾的，竟是從一個鎖著的儲藏室中熊熊燃起的大火。這個儲藏室位于仆人房附近，與主宅被一堵圍墻相隔，平日里鮮有人至。

詭異的是，中央儲備警察部隊（CRPF, Central Reserve Police Force）的警衛以及正門的安保人員，在這緊急關頭竟如木雕泥塑一般，對呼救聲充耳不聞，任由火勢蔓延，這一異常舉動無疑為這場火災增添了幾分神秘莫測的陰謀色彩。

當德里消防局的消防員們在安保人員的協助下奮力撬開房門時，眼前的景象瞬間讓所有人瞠目結舌。

消防隊長馬諾杰·梅拉瓦特（Manoj Mehlawat）震驚之余，不禁脫口而出：“圣雄甘地著火了”，原來，地板上那一沓沓印有甘地頭像的500盧比紙幣，正被無情的火舌肆意吞噬，有的已化作黑灰，有的則半被火焰包裹，在風中搖搖欲墜。

消防隊分區官員蘇曼·庫馬爾（Suman Kumar），這位在消防領域摸爬滾打多年、閱盡無數火災現場的資深人士，也不禁驚嘆，稱自己職業生涯中“從未見過如此荒謬絕倫的場景”。

消防員和警察等眾多目擊者紛紛作證，那些堆積如山的紙幣，高度竟達1.5英尺，宛如一座小山丘。

然而，接下來發生的事情，或者說那些沒有發生的事情，卻讓人對整個事件的走向產生了深深的懷疑。

德里警方作為維護社會秩序、守護公平正義的執法者，在面對如此明顯的重大犯罪證據時，竟然表現出令人匪夷所思的冷漠與不作為。既沒有及時采取措施妥善保護現場證據，也沒有按照正規程序準備扣押備忘錄，更沒有起草任何現場記錄。

最為離譜的是，連哪怕是一張紙幣都沒有保留下來用于后續的司法檢驗。待黎明的曙光悄然降臨，那堆原本燃燒著的現金，竟如人間蒸發一般，消失得無影無蹤。

據傳言，是在犯罪現場無人看守的混亂間隙，被一些身份不明的神秘人士悄然取走。若不是幾天后，有神秘人（其真實身份至今如同迷霧，無人知曉）向媒體透露了這一驚人消息，這場午夜火災恐怕也會如同石沉大海，悄無聲息地淹沒在常規的警方記錄之中，淪為無人問津的塵封往事。

隨著媒體的介入，法官住所驚現燃燒鈔票的爆炸性新聞瞬間如同野火燎原，迅速在各大新聞頻道傳播開來，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與強烈憤慨。

而最高法院在得知這一消息后，罕見地展現出異乎尋常的“高效率”。

短短幾天之內，時任印度首席大法官的桑吉夫·坎納（Sanjiv Khanna）便迫不及待地要求德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D·K·烏帕德亞（D.K. Upadhyaya）提交一份調查報告，而烏帕德亞也心領神會，聲稱“整個事件需要進行深入徹底的調查”。

隨后，最高法院合議庭更是在一次特別會議上，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提議立即將瓦爾馬調往他的原籍阿拉哈巴德高等法院。

這一系列神操作，看似是司法機構為了維護自身的清正廉潔形象，與潛在的丑聞劃清界限，實則更像是一場倉促上演的“甩鍋”大戲，試圖在輿論的風暴中盡快撇清關系，而全然不顧這樣的決定是否合理合法，是否真正尊重了司法程序和當事人的合法權益。

瓦爾馬法官在3月15日返回德里后的種種表現，也被別有用心的人視為“罪證確鑿”的有力把柄。

他沒有在第一時間前往被燒毀的儲藏室查看情況，也沒有就自己聲稱的“構陷陰謀”向警方報案，甚至在面對調往阿拉哈巴德高等法院的安排時，竟然毫無反抗地選擇了接受。

在那些一心想要將他置于死地的批評者眼中，這些行為無疑是他內心有鬼、默認罪行的鐵證；然而，在公正客觀的旁觀者和為他仗義執言的辯護者看來，這不過是一個普通人在遭遇突如其來的巨大變故后，所表現出的震驚、困惑與無助罷了。

一個人在毫無心理準備的情況下，突然被卷入這樣一場驚天丑聞之中，陷入迷茫和不知所措，難道不是人之常情嗎？又怎能僅憑這些就草率地判定他有罪呢？

3月22日，首席大法官坎納迅速組建了一個三人委員會，成員包括旁遮普和哈里亞納高等法院首席法官希爾·納古（Justices Sheel Nagu）、喜馬偕爾邦高等法院首席法官G·S·桑德瓦利亞（G.S. Sandhawalia）以及卡納塔克邦高等法院的阿努·西瓦拉曼（Anu Sivaraman）法官，美其名曰進行“內部調查”。

然而，這個所謂的調查委員會，在短短一個多月的時間里，便迅速炮制出了一份長達64頁的報告。

這份報告讀起來，與其說是一份客觀公正、基于事實證據的司法調查結論，倒更像是一份精心編排的“判決書”。

委員會聲稱，根據“直接證據和電子證據”，認定“儲藏室里發現了現金/錢財”；還通過所謂的“強有力的推斷證據”，一口咬定這個房間的出入權處于“瓦爾馬法官及其家庭成員的秘密或實際控制之下”，甚至言之鑿鑿地指出，瓦爾馬最信任的工作人員——私人秘書拉金德爾·辛格·卡爾基（Rajinder Singh Karki）和家仆，在3月15日凌晨趁人不備，偷偷轉移了燒焦的現金。

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報告中還指控卡爾基指示消防員不要在報告中提及貨幣一事，而第二天儲藏室就被匆匆清理干凈，導致潛在的關鍵證據被徹底銷毀。

當委員會詢問家仆時，他們自然是矢口否認，但委員會卻對這些否認置若罔聞，僅憑消防和警察人員的一面之詞，就輕易地認定家仆在說謊。

而對于瓦爾馬法官的辯護，委員會更是不屑一顧，完全不予理睬。瓦爾馬聲稱儲藏室外人可以進入，可安保人員卻作證稱該區域始終處于上鎖和嚴密監控狀態，雙方各執一詞，委員會卻毫不猶豫地選擇相信安保人員，對瓦爾馬的說法嗤之以鼻。

此外，委員會還對瓦爾馬沒有報案這一行為揪住不放，認為如果他真的認為存在陰謀，卻不及時向警方求助，簡直是不可理喻、荒謬至極。

瓦爾馬法官也并非毫無還手之力。他一針見血地指出，這個所謂的調查委員會，從一開始就帶著強烈的偏見和預設立場，其調查完全圍繞著三個先入為主的問題展開：如何解釋房間里的錢？錢的來源是什么？誰拿走了錢？

這三個問題，看似合情合理，實則暗藏玄機，其背后的潛臺詞就是認定這些錢就是瓦爾馬的，而他必須自證清白。

這種本末倒置的邏輯，完全違背了司法公正的基本原則。在正常的司法程序中，應該是 誰主張誰舉證，而不是讓被告自己去證明自己無罪。

此外，瓦爾馬還犀利地批評了委員會的調查方式，指出其缺乏最基本的司法保障措施，既沒有要求證人宣誓作證，也沒有遵循嚴格的證據規則，更沒有建立正式的程序來核實證詞的真實性。

這樣的調查，簡直就是一場毫無公正可言的鬧劇，其得出的結論又怎能讓人信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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