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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今年夏天的高溫讓不少人覺得難熬，但翻開清代的史料，會發現兩百多年前的一個夏天，熱得更讓人絕望。

那是乾隆八年，北方大地就像被扔進了火爐，熱得連《清實錄》都專門記了一筆。

這可不是尋常的暑熱，連見慣了寒暑的史官都覺得異常，可見其極端。

乾隆八年（1743）的高溫范圍很廣，北京到山東一帶全被籠罩在熱浪里，那時沒有現代的測溫儀器，但留下了一些珍貴的記錄。

法國傳教士哥比當時住在北京，他在日記里記下了自己的觀察，

從公歷7月13日開始，北京的熱就到了難以忍受的地步，甚至連續六天時間白天最高氣溫都超過了四十度。

7月25日，哥比測得當天溫度是35.5度拉謀氏溫標。

經后續研究換算，當日實際氣溫達44.4℃，這一數值也成為15至19世紀中國有氣象記錄以來的最高溫。

這樣的高溫放在沒有空調、電扇的年代簡直是致命的，北京城里的石板路被曬得滾燙，地面溫度最高達到65℃。

不光是北京，河北等地的墻壁被曬得發燙，根本無處可躲。

高溫直接帶來了大量人員死亡，據當時資料記載，僅僅是北京和周邊地區，因為高溫死亡的人數就已經上萬。

而這還只是由戶籍被統計到的，那些沒有固定住處的流民乞丐，還有住在偏遠地方的根本沒人去統計。

護城河里漂著不少尸體，但人們已經沒有精力去管他人，那時的人連活下去都難，沒人有精力哭，更沒人有力氣專門去安葬死者。

甚至在刑部大牢里也出了亂子，囚犯們被關在密不透風的牢房里，像被蒸在籠屜里一樣，這樣的慘狀在當時的北方各地并不少見。

極端高溫帶來的不只是人命傷亡，還讓自然和經濟都遭了重創。

樹木莊稼已經無法存活，甚至有的枝干全變成了焦黑色，一眼望去，像是被大火燒過一樣。

莊稼更是成片枯死，本來就干旱，再加上蝗蟲趁著災年肆虐，秋收銳減四成。

水資源的匱乏、物資短缺，進一步加劇了物價上漲，甚至到了斗水百錢的地步。

在當時，一斗水的價格相當于平常一個人幾天的伙食費，普通人根本買不起。

至于冰塊，更是可望不可及，清代有專門的冰政，冬天從河里鑿冰儲存到冰窖，夏天供皇室和官員使用。

但那年夏天就算是有錢人，也未必能買到冰。

北京城的冰窖早就被掏空了，私下里冰塊的價格炒得極高，窮人只能眼睜睜看著，連想沾點涼氣都難。

面對此情此景，乾隆皇帝內心充滿愧疚。

古人認為天譴是由統治者導致，乾隆下了一道罪己詔，在其中反省自己的過錯，以祈求上天能降甘霖饒過百姓。

接著他下令從內庫里撥銀子，在京城九門設置涼棚，為災民發放冰塊和解暑湯，還調撥糧食穩住糧價，防止有人趁機囤積居奇。

最后乾隆帶著群臣去祭天求雨，可以說把能做的都做了，后來還真下了點小雨，稍微降了點溫。

但這些措施實際效果打了不少折扣，

當時的官僚體系里貪腐問題不少，撥下去的冰塊被一些官員偷偷藏起來，轉手賣給富人，普通百姓根本見不到。

涼棚只設在城里，鄉下的百姓連影子都摸不著，那一萬兩銀子，層層克扣下來，到百姓手里的寥寥無幾。

有記載說，當時有官員把官窖的冰運到自家鋪子，按高價售賣，一天就能賺幾十兩銀子。

而路邊卻有窮人渴得趴在井邊，連水都打不上來——不少井早就干了。

這場極端高溫，成了乾隆初年的一場大劫，它不光是天氣異常，更暴露了當時社會應對災害的脆弱性。

沒有現代的降溫設備，水利設施不足，救災物資被層層盤剝，底層百姓只能在酷熱和饑餓中掙扎。

后來的地方志里提到乾隆八年的夏天，都說是百年未有之奇熱。

那些具體的數字和案例，讓后人隔著兩百多年，都能感受到那份灼人的絕望。

參考資料：

《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

[法] 哥比（A.Gaubil）《中國近事報道》（1743 年北京日記）

張德二《中國三千年氣象記錄總集》

《續東華錄》（乾隆朝部分）

《44.4℃有多熱？回顧中國“15—19世紀最嚴重的高溫事件”》北晚在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