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合伙行為涉及多份合同的，如何審查？

對內容緊密關聯的多份合同，法院可作整體解釋，綜合以查明當事人訂立合同的真實目的

閱讀提示：

合伙行為涉及多份合同的，法院如何審查？李營營律師團隊長期專注研究與合伙有關業務的問題，并形成系列研究成果陸續發布。本期，我們以最高法院處理的合同糾紛案件為例，與各位讀者分享法院審理類似案件的思路。

裁判要旨：

對內容緊密關聯的多份合同，法院可作整體解釋，綜合以查明當事人訂立合同的真實目的。

案件簡介：

1.2017年2月23日，激石偉業（GP）、華金證券（優先級LP）、高安城投（劣后級LP）簽訂《合伙協議》《補充協議》，設立奧其斯中心（有限合伙）。其中，華安證券系受江西銀行委托定向投資，激石偉業系受奧其斯公司委托對外融資。

2.2017年3月6日，高安城投（受讓人）與華金證券（轉讓人）簽訂《受讓合同》，約定高安城投以固定溢價回購華金證券全部份額。之后，高安城投未如約履行回購義務，并訴至江西高院，要求確認《合伙協議》《補充協議》無效。

3.江西高院認為，高安城投與華金證券等簽訂二協議的真實目的系共同投資，確認二協議有效，一審判決駁回高安城投訴訟請求。高安城投不服一審判決，上訴至最高法院。

4.高安城投認為，綜合《合伙協議》《補充協議》及《受讓協議》，本案是“假合伙真借貸”，虛假的合伙行為無效。

5.2020年12月30日，最高法院整體審查《合伙協議》《補充協議》及《受讓協議》，認為華金證券成為合伙人的前提是收取溢價款、轉讓份額退出企業，故本案名為合伙實為借貸，二審撤銷原一審判決，判決確認《合伙協議》《補充協議》無效。

爭議焦點：

案涉《合伙協議》及其《補充協議》是否無效？

裁判要點：

一、各方當事人簽訂案涉協議目的是促成江西銀行向奧其斯公司融資。

最高法院認為，第一，高安城投二審提供的（2020）贛0983刑初168號刑事判決查明，2016年下半年，奧其斯公司法定代表人羅嗣國與周雪華、龍騰約定，通過基金產品為該公司融資。2017年1月，羅嗣國與周雪華的陸金公司簽訂合同，約定由周雪華名下的激石偉業為奧其斯公司融資6億元，居間服務費2700萬元。在此期間，龍騰、周雪華與時任江西銀行紅谷灘支行行長付筠三人約定，該筆資金的銀行融資由紅谷灘支行辦理。龍騰負責協調高安市政府、企業關系，付筠負責協調江西銀行關系，周雪華負責激石偉業運作。所得居間服務費按4：4:2比例分成。江西銀行紅谷灘支行將該融資業務報江西銀行總行審批時，總行按屬地原則將業務指定給宜春分行投放。第二，一審證據（2019）贛09刑終273號刑事判決、（2019）贛09刑初12號刑事判決，共同確認：龍騰、羅嗣國等人曾就案涉款項融資問題向時任高安市人民政府市長、常務副市長行賄，兩人違規簽發告知單，指示高安城投作為劣后級有限合伙人出資，從而幫助奧其斯公司最終取得案涉款項。雖然上述刑事判決并未涉及華金證券，但根據原審已查明事實可知，江西銀行是通過與華金證券（管理人）、興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分行（托管人）簽訂《華金融匯94號定向資產管理合同》將案涉資金交由華金證券以其名義出資設立合伙企業后再由合伙企業以股權投資方式將案涉資金最終流入奧其斯公司。

二、《受讓合同》與《合伙協議》《補充協議》緊密關聯，結合三者相關條款可整體解釋出華金證券簽訂《合伙協議》《補充協議》的真實意思表示為借貸。

（一）《合伙協議》及《補充協議》約定華金證券與其他合伙人共享收益、共擔風險。

最高法院認為，首先，案涉《合伙協議》第八條約定“合伙經營范圍：股權投資”。第九條約定“本合伙企業存續期限為4年”。第二十五條約定“本合伙企業對于經營期間的虧損，由所有合伙人按照各自認繳出資比例予以分擔，但有限合伙人所承擔的最大虧損額不超過其認繳出資額”。其次，案涉《補充協議》明確約定華金證券為優先級有限合伙人、高安城投為劣后級有限合伙人。該協議“一、合伙企業的出資”中第3條約定，華金證券出資的前提是《合伙企業份額受讓合同》《法人保證合同》已簽訂生效；江西銀行已經向華金證券交付案涉4.79億元。該協議“三、合伙企業的投資運作”中第1條再次約定，華金證券與高安城投簽訂了《合伙企業份額受讓合同》，其轉讓溢價款的支付方式及金額以該合同約定為準。該協議“五、合伙企業財產的分配順序”中約定了合伙企業清算時，除了清算費用等外，首先清償華金證券的投資本金；如有剩余財產清償高安城投的投資本金；如還有剩余財產支付激石偉業的投資本金。支付上述本金后，如有剩余財產，則其中80%作為華金證券的投資收益，剩余20%作為高安城投的投資收益。該協議“六、投資收益分配”中約定，合伙企業存續期間不分配投資收益。由此可見，華金證券將案涉4.79億元作為對合伙企業的出資，成為優先級有限合伙人后，在合伙企業4年的約定經營期限內沒有收益，其收益只能在合伙企業經營期限屆滿，各合伙人還本后，如合伙企業還有剩余財產，可以分得其中80%。換言之，如果合伙企業經營期限屆滿時出現虧損，華金證券將可能承擔投資本金無法收回的風險。

（二）《合伙協議》及《補充協議》與《受讓合同》緊密關聯，華金證券履行出資義務的前提是高安城投受讓份額。

最高法院認為，該《補充協議》已經約定華金證券履行《合伙協議》約定的案涉款項出資義務的前提是，華金證券已與高安城投簽訂《合伙企業份額受讓合同》并明確轉讓溢價款的支付方式及金額以該合同約定為準。也就是說，如果高安城投不與華金證券簽訂《合伙企業份額受讓合同》，華金證券將不交納案涉款項，而案涉《合伙協議》也將終止。

（三）華金證券在《合伙協議》《補充協議》與《受讓合同》中的約定權利義務不一致。

最高法院認為，根據《合伙企業份額受讓合同》的約定內容可知，華金證券將其持有的合伙企業財產份額（案涉4.79億元）作價4.79億元轉讓給另一合伙人高安城投，支付價款方式為，高安城投在華金證券將案涉4.79億元轉入奧其斯公司賬戶之日起滿3年之日，選擇全部受讓或部分受讓華金證券持有的合伙企業財產份額。如選擇部分受讓，則在滿三年之日前支付轉讓價款的20%，第4年每季度末之前支付轉讓價款的20%，滿4年累計受讓華金證券持有的合伙企業財產份額100%。此外，該協議3.4條“溢價款支付”還另行約定，高安城投向華金證券按央行一至五年貸款基準利率上浮36.84%，首年為6.5%的年利率（溢價率）支付份額受讓溢價款。且該溢價款不得沖抵合伙份額轉讓款。

（四）華金證券成為合伙人的前提是轉讓合伙份額退出合伙企業，名為合伙、實為借貸。

最高法院認為，可見，一方面，華金證券簽訂《合伙協議》及《補充協議》成為承擔合伙企業投資風險的優先級合伙人；另一方面，華金證券又將與高安城投簽訂《合伙企業份額受讓合同》并明確轉讓溢價款的支付方式及金額，作為履行約定案涉款項出資義務及《合伙協議》《補充協議》是否終止的前提。這說明華金證券簽訂案涉《合伙協議》《補充協議》時真正意思表示并非設立合伙企業，成為合伙人，通過合伙企業生產經營取得合伙收益、承擔合伙風險。而是將持有的合伙企業財產份額全部轉讓給高安城投，并約定三年內以所謂溢價率的名義按季度收取固定回報。由于華金證券簽訂案涉《合伙協議》及《補充協議》時明確約定以《合伙企業份額受讓合同》簽訂生效為《合伙協議》及《補充協議》繼續有效的前提，故將幾份協議整體理解即為，華金證券簽訂《合伙協議》及《補充協議》約定出資成為合伙人，承擔風險和收取不確定收益的同時，又以簽訂《合伙企業份額受讓合同》、轉讓其合伙份額、不承擔合伙風險并收取固定溢價款的回報作為成為合伙人的前提。也即，華金證券成為合伙人的前提是轉讓合伙企業財產份額退出合伙企業。這兩者明顯存在沖突。故華金證券簽訂《合伙協議》及《補充協議》時的真實意思表示并非成為合伙人，分享合伙企業投資收益，承擔合伙企業風險，而是以設立合伙企業的同時轉讓合伙企業財產份額并收取固定溢價款形式變相實現還本付息的借貸目的。

三、綜合以上，《合伙協議》及《補充協議》均為虛假的意思表示，應當認定為無效。

最高法院認為，綜合上述案涉協議簽訂背景事實和案涉協議相關內容約定，可以認定案涉《合伙協議》及《補充協議》均為當事人虛假的意思表示。當事人各方以虛假的意思表示實施的民事法律行為的效力問題，從2015年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第二十四條規定：“當事人以簽訂買賣合同作為民間借貸合同的擔保，借款到期后借款人不能還款，出借人請求履行買賣合同的，人民法院應當按照民間借貸法律關系審理，并向當事人釋明變更訴訟請求。當事人拒絕變更的，人民法院裁定駁回起訴。”可知，當事人以虛假的意思表示實施的民事法律行為，并不能得到法院保護。而且，案涉協議在當事人各方基于虛假的意思表示簽訂并履行期間，民法總則第一百四十六條已經實施。而九民會紀要第71條、第89條、第90條、第93條規范對象均既非合伙也不是借貸，與本案爭議法律關系性質并不一致。故案涉《合伙協議》及《補充協議》應當認定為無效。雖然當事人在本案中并未就案涉協議無效的后果提出相應訴訟請求，但可以就此依法另尋途徑救濟。

綜上，最高法院認為案涉協議無效，二審判決撤銷原一審判決。

案例來源：

《高安市城市建設投資有限責任公司、華金證券股份有限公司確認合同無效糾紛二審民事判決書》[案號：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民終682號]

實戰指南：

一、本案中一審、二審法院就案涉協議效力得出不同結論，根本原因在于對協議的審查邏輯不同。

一審法院對《合伙協議》《補充協議》與《受讓合同》分別審查，當事人在合伙二協議成立并生效后，簽訂受讓協議，屬于常見的“加入合伙—份額轉讓”流程。最高法院則對三份協議進行整體審查、整體解釋，在此基礎上依序推導出結論：第一，三份協議緊密關聯，應當進行整體審查；第二，經整體解釋可得“當事人合伙的前提是轉讓份額退出合伙”之結論；第三，因此，案涉協議共同構成“名為合伙、實為借貸”法律關系；第四，虛假的合伙行為無效。

二、本案給我們提供了兩個非常重要的啟示。

作為商事交易中的常見行為，如果當事人在合伙協議中體現出“假合伙真借貸”的目的，通常比較直觀、易于識別。但本案的特殊之處就在于：當事人不是僅僅通過簽訂合伙協議來完成這一目的，而是通過合伙協議與份額轉讓協議“組合”完成的。如果不對幾份協議進行整體解釋，本案很容易被錯認為兩個獨立法律行為。因此：

（一）交易中，當事人需正確識別法律行為的真實性質和效力。

“假合伙真借貸”類案件中，當事人之間以虛假的意思表示實施的民事法律行為無效，隱藏的民事法律行為效力則需依照有關法律規定處理。部分當事人雖識別到這一風險，但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便很可能誤認為：只要對法律行為作出拆解，先合伙、后轉讓，分別簽訂、履行，就能避免合伙合同被認定無效。這種作法乍看合理，實則不然，以本案為例，法院很可能會對多份合同作整體解釋，綜合以查明當事人訂立合同的真實目的，如果合同被認定為基于同一交易行為作出、內部具有緊密關聯，那么判決結果最終仍會回歸法律行為本質，不會因當事人簽訂了幾份合同而發生改變。

（二）訴訟中，代理人要善于拆分證據、審核證據、有步驟地提供證據。

在保障真實訴訟的前提下，代理人應當認識到，選擇以何種案由起訴、確定何種訴訟請求、如何向法院呈現證據，均可能影響案件走向。同時，同一份證據可能既包含對己方有利、也包含對己方不利的內容，如果代理人僅關注到有利內容、而忽視不利內容，就很可能使這把“雙刃劍”成為刺向己方的“利刃”。因此，代理人不僅要審慎對待每一份證據，也要重視證據之間的整體關聯性、邏輯性，確保證據能夠支持己方訴訟請求、精準指向爭議焦點。

法律規定：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一百四十六條　行為人與相對人以虛假的意思表示實施的民事法律行為無效。

以虛假的意思表示隱藏的民事法律行為的效力，依照有關法律規定處理。

1.對于當事人之間建立的法律關系，不能僅依據雙方簽訂協議的名稱來認定，而是要根據雙方當事人之間確定的權利義務關系綜合認定。

案例1：《孫旭與孫立合伙合同糾紛再審審查民事裁定書》[案號：陜西省高級人民法院(2024)陜民申5171號]

陜西高院認為，對于當事人之間建立的法律關系，不能僅依據雙方簽訂協議的名稱來認定，而是要根據雙方當事人之間確定的權利義務關系綜合認定。本案中，根據孫某和孫某簽訂的《合作協議書》可知，孫某的投資款無論案涉項目虧損還是盈利，孫某都應當保本向孫某償還，且孫某已經向孫某償還127萬，并且承諾剩余款項自簽訂協議之日起三個月內歸還。由此可知，孫某投入的140萬元屬于享受固定利潤分配的本金，不符合合伙關系“共享利益、共擔風險”的本質，故二審法院認定雙方之間名為合伙，實為借貸關系，符合本案實際情況。因此，對于尚未償還的本金判決孫某予以償還，對于約定的利潤按照一年期貸款市場報價利率的四倍計算，并無不當。

2.當事人的權利、義務和責任應結合案涉多份合同整體解釋，進而作出裁判，法院需審查各協議的性質和關系。

案例2：《姚瑞平股權轉讓糾紛再審民事判決書》[案號：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再108號]

最高法院認為，本案各方當事人的權利、義務和責任應結合案涉多份合同整體解釋，進而作出裁判。從已查明事實來看，案涉幾份協議的性質和關系為：第一份《項目合作開發協議書》本質上是一份合作開發房地產協議，而不是股權轉讓協議。第二份《協議書》性質為混合合同，即形式上是一個合同，但內容上可以區分為兩個性質不同的合同：解除合同和借貸合同。在此情形下，應分別適用相應的合同法規范。第三份《補充協議書》有兩重性質：一是對《增資擴股協議書》進行補充；二是賴東望同意福豐公司還款方式以及寶鷹公司的監督和保證。第四份《明細表》證明，在簽訂第五份協議《付款協議》之前，福豐公司已向賴東望支付了2430萬元。第五份《付款協議》簽訂后，截止2015年7月15日，只有寶鷹公司給付了賴東望1000萬元，故福豐公司、寶鷹公司已構成違約。而《還款協議》約定的違約責任為按照《協議書》《補充協議書》約定的違約責任。故賴東望有權要求福豐公司承擔上述違約責任。

專業背景介紹：李營營，北京云亭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業務培訓工作委員會副主任，北京企業法律風險防控研究會第二屆理事會理事，畢業于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民商法碩士（公司法方向），專注于民商事訴訟與仲裁、商業秘密民事與刑事、保全與執行等實務領域，在最高人民法院、各省級高級人民法院成功辦理多起重大疑難復雜案件，辦理案件標的金額超過百億元。在合伙業務、擔保業務領域，李營營律師長期帶領團隊扎根深入研究合伙業務、擔保與反擔保訴訟案件相關的法律問題和裁判規則。在合伙業務、擔保與反擔保領域，李營營律師根據長期深入研究專項領域的積累成果，形成了近百篇專業研究文章，在交出版社陸續出版成書的同時在平臺上進行發布，希望讀者能夠更多了解合伙業務、擔保與反擔保知識，避免使自己合法權益收到損害。同時，李營營律師辦理多件大額合伙業務、擔保案件，并取得良好效果。在商業秘密非訴項目方面，李營營律師團隊可以有效協助企業完成與商業秘密相關的融資、債轉等業務。李營營律師團隊深耕合伙業務、知識產權民事糾紛和刑事犯罪領域多年，對涉合伙業務、知識產權（尤其是商業秘密）相關法律問題均有深入研究。截至目前，李營營律師在“法客帝國”“民商事裁判規則”“保全與執行”等公眾號發表與商業秘密、公司實務、保全與執行等話題相關專業文章百余篇，多篇文章被最高人民法院和各地法院轉載，廣受業內人士好評。2022年，李營營律師結合多年來辦理大量執行審查類相關業務的經驗，以真實案例為導向，對各種業務場景下的主要法律問題、典型裁判規則、風險應對策略和解決方案建議進行類型化匯總和歸納，合著出版《保全與執行：執行異議與執行異議之訴實戰指南》。接下來，李營營律師團隊會陸續出版商業秘密訴訟實戰的相關書籍、技術合同糾紛、擔保糾紛、合伙糾紛實戰相關書籍，以更好服務客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