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中央紅軍撤離江西蘇區。八萬六千人的隊伍分成六個軍團和軍委縱隊。紅一、三軍團負責開路，突破敵人封鎖；紅八、九軍團保護兩側；全軍的后衛任務由善戰的紅五軍團承擔。這支被稱為“鐵流后衛”的部隊里，紅三十四師接到最艱巨的任務——用生命為主力部隊爭取渡江時間。師長陳樹湘、政委程翠林帶領六千閩西子弟兵出發，這些戰士多是農民、篾匠、鐵匠的子弟，平均年齡不到二十歲。

部隊出發時，蘇區百姓擠在路邊遞熟薯干，婦女們把新編的草鞋塞進戰士懷里。戰士們抬著印鈔機、縫紉機和兵工廠設備，五千多副擔子讓行軍速度變得緩慢。斷后的紅五軍團既要阻擊追兵，又要保護帶著重要物資的軍委縱隊，當先頭部隊突破三道封鎖線時，紅三十四師還在幾十里外和追兵交戰，戰士們腳上的草鞋早已磨穿。

紅五軍團的根基來自1931年寒冬的起義部隊。12月14日深夜，江西寧都城門響起三聲槍響，原西北軍旅長董振堂撕下國民黨領章，帶領一萬七千官兵調轉槍頭。起義部隊的輜重車載滿兩萬支步槍和兩百挺機槍，連夜開往紅軍駐地。

董振堂這位保定軍校畢業的軍官，親眼見過軍閥混戰的慘狀。中原大戰期間，他看到三十萬士兵為爭搶地盤廝殺，戰場上尸體腐爛的臭味一個月都沒散盡。“九一八”事變后，南京當局堅持“圍剿紅軍不抗日”的做法，讓他徹底失望。

起義前夜，他對親信團長說：“穿著這身軍裝，救不了中國”。加入紅軍后，這支部隊整編為紅五軍團。起義官兵起初對紅軍紀律陌生，董振堂帶頭學《三大紀律八項注意》，還把自己的戰馬讓給傷員。兵工廠的老師傅記得，他常蹲在車間修槍栓，袖口沾滿機油：“好槍留給前線，我用舊的就行”。

湘南十一月的陰雨把紅五軍團戰士的綁腿泡在泥漿里。軍委縱隊每天行進三十里，后衛部隊卻要走六十里——白天保護軍委縱隊，夜里要折返阻擊追兵。炊事班剛架起鐵鍋煮飯，迫擊炮彈就砸進火堆，戰士們把混著血泥的半生米飯塞進挎包繼續前進。

經過粵北時，紅五軍團三十四師三天打了七場阻擊戰。一百團團長韓偉的軍帽被子彈打飛，他抹掉臉上血跡繼續指揮。韓偉雖生在湖北，卻把閩西子弟當作親兄弟，沖鋒時總喊“跟我上，別讓福建老鄉掉隊”。擔架隊員抬著印刷機部件摔下山崖，師長陳樹湘下令：“機器可以不要，人必須活著！”但戰士們還是搶回了沉重的字模盤——那是蘇區唯一的印刷工具。11月下旬到達湘江邊時，全師兵力已損失三成。江對岸，南京方面部署的三十萬大軍正張開包圍網。

11月27日天剛亮，紅三十四師接令死守灌陽楓樹腳。桂軍第七軍的德制沖鋒槍掃來彈雨，戰士們握著老式步槍趴在泥水里還擊。師政委程翠林率先躍出戰壕，子彈打完后掄起工兵鏟砍向敵兵。陣地前的尸體堆成矮墻，血水滲進紅土結成冰碴。

12月1日，最后的主力部隊渡過湘江。當三十四師沖到渡口時，浮橋只剩燒焦的木樁漂在江面。此時師長陳樹湘腹部中彈，他用繃帶勒緊傷口，帶領剩余部隊往湘南突圍。途中政委程翠林頭部中彈犧牲；在道縣山口，陳樹湘為掩護傷員被當地保安團抓住。擔架上他撕開繃帶，手指插進腹部的傷口扯斷腸子犧牲。江面漂浮的遺體堵住了漁船航道，老船夫蹲在岸邊哭泣：“作孽啊，三年不吃湘江魚...”

這時，三十四師全師團級以上干部只剩100團團長韓偉一人。這位湖北礦工出身的漢子，曾經擔任過主席的警衛排長。湘江突圍時，他和兩名戰士被逼到懸崖邊，三人縱身跳下，韓偉摔進藤蔓叢昏迷。醒來發現右腿骨折，拖著傷腿爬行五天五夜后突圍。

1934年12月中旬，遵義老城飄著木炭焦味。湘江戰役的傷亡數字擺在桌上：中央紅軍從出發時的八萬六千人減到三萬人。紅八軍團編制取消，紅三十四師名冊上標出的幸存者不足百人。

半年后韓偉在武漢尋找組織時，被叛徒出賣入獄。獄友記得他總是面朝南方：“閩西的弟兄們等著呢。”直到1937年國共合作后韓偉才出獄，他摸著新發的灰布軍裝對炊事班說：“多放點鹽，弟兄們愛吃咸的”。老炊事員轉身擦淚——當年三十四師炊事班百余人，如今只剩下他還能做飯。

整編后的韓偉進入八路軍120師，在平型關戰役中帶隊截擊日軍運輸隊。戰士們發現他總把犧牲戰友的名字寫在挎包襯布里，夜晚借著篝火默看。1947年石家莊戰役，已是縱隊司令的他拒絕后撤:“我的命是閩西子弟換來的，該沖的時候絕不后退”。

2001年龍巖檔案館清理時，發現了封面脆裂的《紅三十四師花名冊》。紙頁上記錄著：張桂雄，17歲，鐵匠，長汀南山村；鐘二根，22歲，篾匠，上杭才溪鄉... 六千個名字里，三分之一的“親屬姓名”欄空著。

2023年清明細雨中的灌陽縣酒海井，村民抬著米酒走向井臺。八十三歲的老支書吳連玉把酒倒入深井：“當年十余名紅軍傷員被推下井，井水紅了三個月。現在倒酒，是用甜味蓋住血氣”。

百里外的全州紀念館里，玻璃展柜映出來往人影。韓偉中將的手書前，一位掛滿勛章的老兵挺直腰板敬禮。展柜里發黃的紙頁上，韓偉將軍寫著承諾穿越九十年烽煙：“若再戰湘江，我仍愿斷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