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男女雙方證言完全對立的情況下，司法機關可以依照客觀證據和邏輯推理認定存在強奸的犯罪事實，但是應當更加慎重嚴謹，被害人一方的證言并不應具有天然的強證明力。

甘肅蘭州的王先生面臨了一個非常嚴厲的指控——在過去的三年里采取暴力毆打、裸照威脅等方式多次強奸幼女。案發當天即被采取強制措施并火速批捕。根據偵查機關及公訴機關的意見，被告人行為特別惡劣將有可能適用十年以上的加重法定刑。

但是在律師進行會見和閱卷以后卻發現，上述嚴厲指控所依據的證據卻并不扎實充分：被告人一直否認存在強奸的事實，僅僅認可“人贓俱獲”的猥褻事實，且司法鑒定也僅僅在被害人上衣外側檢測出精斑，而體內、內衣或下褲等處均未檢出。另外指控作為裸照威脅的手機早已被偵查機關收繳卻一直未給出是否具有威脅照片的說法。似乎本案缺乏被告人供述和司法鑒定等證據。

本案是追溯三年前至今的十數次犯罪行為，且為極其隱蔽的性犯罪類型，按理說不易取證。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在，偵查機關對周邊進行了大量摸排走訪，被害人的多名親屬卻開始回憶起目擊歷次強奸犯罪現場的經歷，并以此形成了大量的證人證言。在客觀證據方面，被害人經檢查處女膜破裂多年——這一大同訂婚強奸案中被信誓旦旦認為既不能證明強奸也不能證明沒有強奸的“無用證據”在本案中卻成為了證明強奸的關鍵證據。

雙方證言完全對立，司法機關在此情況下認定犯罪并不容易。

在庭審過程中，辯護律師試圖先否定證言的真實性，例如全部證人均是被害人親屬，且目睹了如此惡劣的犯罪卻一直沒有任何人告知司法機關或家長，但是案發后卻集中作證且證言相似率極高，存在串供偽證的懷疑。再比如被害人陳述的多次犯罪時間中有數次明顯與被告人的行蹤存在沖突。而對于司法鑒定等客觀證據，以所謂的處女膜檢查報告作為指控證據是極其荒謬和缺乏醫學常識的。

在控方指控受挫的情況下，公訴人提出了本案中最具壓倒性的一句的論據——“如果被告人沒有強奸被害人，被害人為什么要自污清白去控告被告人”。這一論據為被害人的一切陳述都打上的絕對真實的基調，法院也正是基于這一邏輯以被害人陳述為核心，將一切可以與被害人陳述相佐證的證據全部采納，最終綜合認定存在強奸的事實。當然，可能考慮在本案的證據并非絕對扎實，公訴機關在兩次庭審中變更降低了一檔法定刑，某種程度上也是一種“疑罪從輕”。

誠然，案件的結果并未達到最理想的狀態，雖然家屬也未放棄繼續申訴，但被告人本人在最后一次會見時傾訴一個小時后也算接受了早日改造的結果，案件算是塵埃落定。

但是我對這個案件折射出的司法機關的在男女雙方證言完全對立的情況下的認證邏輯依然并不茍同。我承認即使缺乏被告人供述司法機關也完全可以依照客觀證據和邏輯推理認定存在強奸的犯罪事實，但是這一認定應當更加慎重嚴謹。尤其是在對待雙方證言的證明力時，被害人一方的證言并不應具有天然的強證明力。雖然性犯罪大多發生在較隱蔽的場所，但是并非完全無跡可尋，任何暴力、脅迫的壓制手段都會在環境現場、被害人身體、網絡等留下痕跡，被害人陳述也需要有其他客觀證據的佐證。若過分依賴被害人陳述在認定犯罪事實中的權重，性污蔑的危害將不遜于性犯罪。

黃洋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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